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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政治舆论的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日益凸显，我国网络民主已悄然生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民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何利用好网络民主直接参与的优势，加速中国民主化建设进程，将是新一轮学术研究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国内外学界的网络民主研究现状，对当前中国网络民主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探析，以及对中国网络民主研究的评价。
关键词：网络民主；研究现状；综述
什么是网络民主？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在网络空间里，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表达政治意愿，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管理决策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1]。网络民主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来影响民主政治生活，改善民主参与方式，不断推进民主建设变革，使民主思想保持与时具进，它是技术的民主。
一、国外学界关于网络民主的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新的电子通讯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90年代逐崭露头角的网络世界滋生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渠道，学者们尝试将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进行研究。1995年马克·斯劳卡（Mark slouka）最早诠释了“网络民主”的概念，后来他出版了《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网络民主可以发展为直接民主，网络从技术乃至“方法论”的角度影响着民主，改善并促进民主的发展，改变民主的参与形式。美国学者格雷姆·布朗宁在1996年出版了《电子民主：应用因特网改变美国政治》一书，拉开了全世界广泛的网络民主研究序幕。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中，阐述了计算机网络将推动政治民主走向一个新的文明，他提出了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设想半直接和直接民主的可行性，奠定了网络民主的地位，为后续研究指引了方向。西方学者对网络民主的研究方向分为以下几类：
1.不同视角的网络民主研究。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学科视角来阐述网络民主的运作过程，传播视角学者马丁·哈根从媒介和民主历史的角度，研究民主是如何从广播、报纸等媒介衍生到网络，并提出了电子民主的论断，将网络民主作为其中的最新形式。技术视角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和帕尔在1998年出版了《数字化民主》中提到“信息学领域的高速技术创新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基础、政治制度和过程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等诸多方面。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正改变着我们如何被统治以及这种统治的制度。”，他们指出了网络政治中的技术民主。
2.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地位的争议。关于网络民主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参与式的民主，它形式了一种直接参与的新渠道，学者莱斯比特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参与式民主”，将网络民主作为参与式民主的一部分。1998年美国学者RozaTsagarous出版了《网络民主—技术、城市与城市网络》阐述了技术在网络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网络民主是能够推翻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形式之一。不同西方学者对网络民主的地位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是支持网络民主推动民主变革的乐观派和认为网络民主影响并阻碍现实民主的悲观派。
乐观派认为，网络将为电子政府建设提供一种有效的渠道，通过网络提高公民的参与和监督，让政府更重视责任，更加透明、高效的行政行为。格雷姆·布朗宁认为，互联网为全球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有效供给，并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展开了一个新社会结构的设想—网络社会，为网络民主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的血液；悲观派则更加重视网络发展所带来的民主危机，这些改良派学者对于近代以来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抱着充分的信心，担心网络社会打破传统民主形式进而引发新的政治危机。“即时的和过度的民意测验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决策仅仅根据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进行，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2]
3.网络民主的构成、影响、局限性的研究。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网络民主对民主发展和改革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网络民主促进民主改革，完善和补充代议制，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新的渠道，为未来的民主改革找到了突破点。另一方面，网络民主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同时也带来监管问题的挑战。网络民主可能会影响决策者的独立思考，民意左右了政治决策中应该有的理性部分。网络民主的发展也引发了局限性的深思，对于参与主体而言，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掌握能力限制了参与的力度，网络可能演变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和技术精英干预政策的手段。“网络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络上‘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3]，在参与制度上，技术变化的日新月异带来了新的管制危机。
4.网络民主实践和政治议题的研究。随着网络高速发展和网络民主的逐步推进，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对网络民主实践的重视，1996年，美国的格雷姆·布朗宁出版《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开始了网络民主实践的探索，美国的21世纪城镇会议“AMERICAN SPEAKS”就开始了网络技术与代议制的融合，开始了网络民主的实际探索。近年来，“美国监听事件”反复成为热议新闻，从监听政要人员到全球公民通信，引发了全球性的舆论，八家美国互联网巨头本周共同上书白宫和国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国家安全局（NSA）的监听行为。“这些计划已经破坏了我们最珍惜的自由，是时候开始改变了。”[4]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界对网络民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断引入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大部分学者集中在电子政务应用的角度来推进政体制改革的探索。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关于“网络政治学”和“网络民主”的研究不断升温，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被翻译为中文图书大量发行，关于网络民主的论文不断涌现。国内网络民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1.研究初期。本世纪初，学者们对网络民主这样的新热门事物还存在一定質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严小庆在2002年发表的《透视网络民主的有限性》和娄成武在2003年发表的《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他们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只能作为民主形式的一种补充，不能独立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而存在，放任其发展可能引发政治灾难，必须处理好网络带来的民主冲击。但乐观学者却认为从网络虚拟社会的结构入手，打破了中国地域和人口因素的信息垄断，网络作为一种直接参与的捷径，可能成就中国式的民主跨越。 2.解析网络民主时期。其后的几年里，网络舆论的效果不断扩大，学者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政治参与问题，通过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了网络民主的概念和构成，来分析网络民主的完善和可行性。同时，也有网络民主的价值和前景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参考西方学者的民主形式之争，思考中国的网络民主的形式和性质，思考中国应该走怎么样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例如罗慧在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中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了参与式民主和网络民主的差异与契合，通过反思“郭美美事件”中民主参与在网络上实践的主体、内容和结果的具体表现，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维度来解构将民主潜力抽象性赋予给互联网所塑造的网络民主神话[5]。
3.网络民主探索期。学者们开始的对网络民主的中国问题探索，较早的有首都师范大学的韩志磊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赵春丽在《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范式分析》中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趋势做了一定总结和探索，她认为，中国网络民主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在功能上，中国网络民主更凸显强烈的民意表达功能；在作用上，起到维护权利和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态势上，呈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在形式上，民主参与以讨论和提供建议为主，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在发展水平上，网络民主的发展依然处于初步阶段，面临着数字鸿沟、分散化与失序化以及非理性化与娱乐化等诸多条件的制约[6]。
4.网络民主快速发展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舆论力量的初显，网络民不仅得到公民的大量参与、学者的大量研究，还得到政要的普遍关注和认可，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委员周天鸿的提议“推进网络民主建设建设新的有序民主参与渠道”发言中说，“网络民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7]。随着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开始运用网络与民众互动，“网上两会”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独有的网络民主实践形式[8]。
三、中国网络民主发展中的问题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针对中国网络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但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变革下，随之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潮流的变化也让网络民主不断呈现出新的问题。总体来说，网络民主的诞生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良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了大量的管控危机。
1.公民素质是网络民主执行效率的最大问题。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全球第一，但质量第几呢？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民主的发展也得到了契机，但不同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和地域分布，让网络民主无法真正的做到公平和有效的参与。据CNNIC第34次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近两年各年学历、职业比例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网民仅占20.6%，初高中文化层次的群体占67.2%，网民在认知水平和宏观视野上差异较大，网络民主的效用和公民素质息息相关。此外，因地域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将继续凸显网络民主建设的地域差异。一方面，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间的网民呼声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偏远地区因实体民主发展水平较低，严重影响了网络民主的公信力，无形之中降低了网络民主的公平性。
2.网络民主的技术性危机。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决定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会不断变化，首先，网络作为承载网络民主的硬件基础，具有技术垄断性，如果缺乏一定干预，很可能演变为信息技术精英的民主。其次，网络民主还将受到技术性的威胁。网络水军、黑客等人为的破坏和引导网络舆论。甚至，反动和恐怖主义参杂其中，扰乱和谐的民主生活。应逐步完善对突发性网络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措施，提高网络民主预防风险能力。CNNIC的中国网民年龄结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青年人，并且不断年轻化的趋势。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网民群体，也是最容易被情绪左右的人群，往往事件会出现不可控的谣言和负面信息，导致情绪性的参与，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作为中国网民最的主要上网渠道，无疑加大了管控风险。公民网络道德建设也应当纳入公民素质的一环，建立网络诚信档案被提上议程。
3.我国网络民主的建设脚步的滞后
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暴露出大量问题。一方面，网络民主建设水平较低。近年来电子政府建设与网民严重脱节，“官本位”在网络社会继续生长，网络信息公开、举报等常空有其表，与“阳光政府”建设目标的差距较大，也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新的问责平台，并没有充分发挥“大众监督”的效果。网络民主进一步约束了政府的权利和行为，也让其自身遭遇行政阻力。近年来因网络曝光、公众参与，虽然打掉了一大批贪腐官员，但并没有出台针公民网络民主监督的白皮书，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根源，真正参与到监督过程中的网民数量微乎其微。最后，技术民主的监管乏力。根据CNNC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占大多数，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这些网民对新闻更敏感，参与政治议题频率更高。但因为上网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化，缺乏相应的有效管理，应进一步严格贯彻移动网络入网实名制，加强对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入口和应用的监管。
四、对中国网络民主研究现状的评价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民主的发展和问题分析，仍有以下几方面研究需要继续深化：
1.对中国特色的民主-网络民主与现实民主相结合的“半直接民主”的研究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网络民主在参与形式上将是中国参与制度的一种补充，是一次民主發展的契机。参照托夫勒所主张的“直接的公民参政，与现实生活中‘代表制’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半直接民主的新制度。从依靠代表转为依靠人们自己，两者的混合就是半直接民主”[9]。这种半直接民主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民主的发展方向，即网络民主的直接参与与中国传统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应该着力于完善网络民主的践行方案、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和配套运行措施的研究，引导网络民主朝着正确的方向有序行进。
关键词：网络民主；研究现状；综述
什么是网络民主？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在网络空间里，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表达政治意愿，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管理决策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1]。网络民主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来影响民主政治生活，改善民主参与方式，不断推进民主建设变革，使民主思想保持与时具进，它是技术的民主。
一、国外学界关于网络民主的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新的电子通讯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90年代逐崭露头角的网络世界滋生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渠道，学者们尝试将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进行研究。1995年马克·斯劳卡（Mark slouka）最早诠释了“网络民主”的概念，后来他出版了《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网络民主可以发展为直接民主，网络从技术乃至“方法论”的角度影响着民主，改善并促进民主的发展，改变民主的参与形式。美国学者格雷姆·布朗宁在1996年出版了《电子民主：应用因特网改变美国政治》一书，拉开了全世界广泛的网络民主研究序幕。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中，阐述了计算机网络将推动政治民主走向一个新的文明，他提出了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设想半直接和直接民主的可行性，奠定了网络民主的地位，为后续研究指引了方向。西方学者对网络民主的研究方向分为以下几类：
1.不同视角的网络民主研究。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学科视角来阐述网络民主的运作过程，传播视角学者马丁·哈根从媒介和民主历史的角度，研究民主是如何从广播、报纸等媒介衍生到网络，并提出了电子民主的论断，将网络民主作为其中的最新形式。技术视角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和帕尔在1998年出版了《数字化民主》中提到“信息学领域的高速技术创新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基础、政治制度和过程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等诸多方面。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正改变着我们如何被统治以及这种统治的制度。”，他们指出了网络政治中的技术民主。
2.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地位的争议。关于网络民主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参与式的民主，它形式了一种直接参与的新渠道，学者莱斯比特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参与式民主”，将网络民主作为参与式民主的一部分。1998年美国学者RozaTsagarous出版了《网络民主—技术、城市与城市网络》阐述了技术在网络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网络民主是能够推翻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形式之一。不同西方学者对网络民主的地位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是支持网络民主推动民主变革的乐观派和认为网络民主影响并阻碍现实民主的悲观派。
乐观派认为，网络将为电子政府建设提供一种有效的渠道，通过网络提高公民的参与和监督，让政府更重视责任，更加透明、高效的行政行为。格雷姆·布朗宁认为，互联网为全球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有效供给，并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展开了一个新社会结构的设想—网络社会，为网络民主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的血液；悲观派则更加重视网络发展所带来的民主危机，这些改良派学者对于近代以来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抱着充分的信心，担心网络社会打破传统民主形式进而引发新的政治危机。“即时的和过度的民意测验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决策仅仅根据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进行，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2]
3.网络民主的构成、影响、局限性的研究。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网络民主对民主发展和改革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网络民主促进民主改革，完善和补充代议制，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新的渠道，为未来的民主改革找到了突破点。另一方面，网络民主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同时也带来监管问题的挑战。网络民主可能会影响决策者的独立思考，民意左右了政治决策中应该有的理性部分。网络民主的发展也引发了局限性的深思，对于参与主体而言，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掌握能力限制了参与的力度，网络可能演变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和技术精英干预政策的手段。“网络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络上‘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3]，在参与制度上，技术变化的日新月异带来了新的管制危机。
4.网络民主实践和政治议题的研究。随着网络高速发展和网络民主的逐步推进，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对网络民主实践的重视，1996年，美国的格雷姆·布朗宁出版《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开始了网络民主实践的探索，美国的21世纪城镇会议“AMERICAN SPEAKS”就开始了网络技术与代议制的融合，开始了网络民主的实际探索。近年来，“美国监听事件”反复成为热议新闻，从监听政要人员到全球公民通信，引发了全球性的舆论，八家美国互联网巨头本周共同上书白宫和国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国家安全局（NSA）的监听行为。“这些计划已经破坏了我们最珍惜的自由，是时候开始改变了。”[4]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界对网络民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断引入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大部分学者集中在电子政务应用的角度来推进政体制改革的探索。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关于“网络政治学”和“网络民主”的研究不断升温，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被翻译为中文图书大量发行，关于网络民主的论文不断涌现。国内网络民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1.研究初期。本世纪初，学者们对网络民主这样的新热门事物还存在一定質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严小庆在2002年发表的《透视网络民主的有限性》和娄成武在2003年发表的《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他们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只能作为民主形式的一种补充，不能独立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而存在，放任其发展可能引发政治灾难，必须处理好网络带来的民主冲击。但乐观学者却认为从网络虚拟社会的结构入手，打破了中国地域和人口因素的信息垄断，网络作为一种直接参与的捷径，可能成就中国式的民主跨越。 2.解析网络民主时期。其后的几年里，网络舆论的效果不断扩大，学者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政治参与问题，通过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了网络民主的概念和构成，来分析网络民主的完善和可行性。同时，也有网络民主的价值和前景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参考西方学者的民主形式之争，思考中国的网络民主的形式和性质，思考中国应该走怎么样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例如罗慧在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中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了参与式民主和网络民主的差异与契合，通过反思“郭美美事件”中民主参与在网络上实践的主体、内容和结果的具体表现，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维度来解构将民主潜力抽象性赋予给互联网所塑造的网络民主神话[5]。
3.网络民主探索期。学者们开始的对网络民主的中国问题探索，较早的有首都师范大学的韩志磊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赵春丽在《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范式分析》中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趋势做了一定总结和探索，她认为，中国网络民主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在功能上，中国网络民主更凸显强烈的民意表达功能；在作用上，起到维护权利和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态势上，呈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在形式上，民主参与以讨论和提供建议为主，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在发展水平上，网络民主的发展依然处于初步阶段，面临着数字鸿沟、分散化与失序化以及非理性化与娱乐化等诸多条件的制约[6]。
4.网络民主快速发展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舆论力量的初显，网络民不仅得到公民的大量参与、学者的大量研究，还得到政要的普遍关注和认可，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委员周天鸿的提议“推进网络民主建设建设新的有序民主参与渠道”发言中说，“网络民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7]。随着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开始运用网络与民众互动，“网上两会”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独有的网络民主实践形式[8]。
三、中国网络民主发展中的问题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针对中国网络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但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变革下，随之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潮流的变化也让网络民主不断呈现出新的问题。总体来说，网络民主的诞生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良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了大量的管控危机。
1.公民素质是网络民主执行效率的最大问题。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全球第一，但质量第几呢？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民主的发展也得到了契机，但不同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和地域分布，让网络民主无法真正的做到公平和有效的参与。据CNNIC第34次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近两年各年学历、职业比例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网民仅占20.6%，初高中文化层次的群体占67.2%，网民在认知水平和宏观视野上差异较大，网络民主的效用和公民素质息息相关。此外，因地域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将继续凸显网络民主建设的地域差异。一方面，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间的网民呼声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偏远地区因实体民主发展水平较低，严重影响了网络民主的公信力，无形之中降低了网络民主的公平性。
2.网络民主的技术性危机。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决定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会不断变化，首先，网络作为承载网络民主的硬件基础，具有技术垄断性，如果缺乏一定干预，很可能演变为信息技术精英的民主。其次，网络民主还将受到技术性的威胁。网络水军、黑客等人为的破坏和引导网络舆论。甚至，反动和恐怖主义参杂其中，扰乱和谐的民主生活。应逐步完善对突发性网络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措施，提高网络民主预防风险能力。CNNIC的中国网民年龄结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青年人，并且不断年轻化的趋势。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网民群体，也是最容易被情绪左右的人群，往往事件会出现不可控的谣言和负面信息，导致情绪性的参与，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作为中国网民最的主要上网渠道，无疑加大了管控风险。公民网络道德建设也应当纳入公民素质的一环，建立网络诚信档案被提上议程。
3.我国网络民主的建设脚步的滞后
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暴露出大量问题。一方面，网络民主建设水平较低。近年来电子政府建设与网民严重脱节，“官本位”在网络社会继续生长，网络信息公开、举报等常空有其表，与“阳光政府”建设目标的差距较大，也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新的问责平台，并没有充分发挥“大众监督”的效果。网络民主进一步约束了政府的权利和行为，也让其自身遭遇行政阻力。近年来因网络曝光、公众参与，虽然打掉了一大批贪腐官员，但并没有出台针公民网络民主监督的白皮书，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根源，真正参与到监督过程中的网民数量微乎其微。最后，技术民主的监管乏力。根据CNNC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占大多数，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这些网民对新闻更敏感，参与政治议题频率更高。但因为上网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化，缺乏相应的有效管理，应进一步严格贯彻移动网络入网实名制，加强对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入口和应用的监管。
四、对中国网络民主研究现状的评价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民主的发展和问题分析，仍有以下几方面研究需要继续深化：
1.对中国特色的民主-网络民主与现实民主相结合的“半直接民主”的研究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网络民主在参与形式上将是中国参与制度的一种补充，是一次民主發展的契机。参照托夫勒所主张的“直接的公民参政，与现实生活中‘代表制’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半直接民主的新制度。从依靠代表转为依靠人们自己，两者的混合就是半直接民主”[9]。这种半直接民主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民主的发展方向，即网络民主的直接参与与中国传统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应该着力于完善网络民主的践行方案、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和配套运行措施的研究，引导网络民主朝着正确的方向有序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