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被委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苏区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之职，陈毅被委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他们由此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三年时日。三年里，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敌人的“围剿”中度过的。接连的军事失利和敌人在老百姓中施行恶毒的“保甲连坐”法，使他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急剧萎缩。为了保存自己，只能“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三年中，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景况，当今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怎么会是这样呢？盖因三年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与卷土重来、急于报复的敌人进行斗争，其残酷性、尖锐性自不待言。党内斗争为什么也那么残酷、尖锐？原来其时的党内斗争，主要的并非一般的思想斗争，也非小组织小团体间的宗派斗争；而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将士”，反对“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革命而斗争的人们”。由于一边是“像野兽一样”的非人生活的煎熬，一边是敌人不断的封锁、“围剿”、欺骗、引诱，这样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何日才是出头的一天。因而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现象。昔日的同志、战友，一旦成了对立面，他们就会起到本来的敌人所不具备的破坏作用，而严重危害党、危害革命。中央军区原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后，主动带领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敌，去北山偷袭我游击队指挥中枢，就是极为恶劣的一例。像这种情况下的党内斗争，还能不残酷、尖锐吗？
　　事情还不止于此。在自然界的和敌人的双重挤压下，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竟然官架子十足，领导方式依然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那一套，对下级和战士颐指气使，非打即骂，再加威吓惩办。如七十团团长肖湘林（后叛变），对部下非打即骂，且任意枪杀。他还不顾实际，强令部队硬打强攻，严重削弱了部队。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简直无荤不下饭”。“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因此形成“对于领导同志的恐惧和不满”，终于离心离德，以至离队而去。
　　因此，巩固内部就成了一个关乎游击队生死存亡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怎样来巩固？起先有的主张对那些动摇逃跑的，抓回来就斗，斗了再杀；对讲怪话的，也斗，要斗到他改口。然而，这样做却适得其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帮助了敌人”，项英、陈毅他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造成逃跑、叛变和讲怪话的环境因素、思想因素，从而得出了“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的共识。
　　他们首先从政治教育入手，“从政治上来坚定党的动摇分子”，并教育有个人主义表现的人。陈毅对其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是日本人一定要进一步侵占华北，侵占全中国。到时，全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到来。我们的游击队坚持到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抗日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抗日中心。抗日战线要加强，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合作，派军乐队来欢迎我们下山。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很能鼓舞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远见是正确的。他们也不讳言当时真实的情况，不赞成逼着人家革命，逼着人家受苦；主张愿意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决不能绑着人家来革命。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回去的要站稳阶级立场，如被敌人抓到了，无论如何不要多事，不要叛变。那时“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总是用耐心的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有些人听了陈毅的话还是有顾虑，怕说他是动摇分子，怕被“解决”，不敢暴露内心的想法。陈毅就又推心置腹地开导他，并且由组织出面采用派遣的方法，给他路费，给他换好衣服，像老百姓一样；再派交通员把他带到路上，带到黄色村庄（按：指由“白皮红心”的革命者主持的敌占村子）。临别还不忘告诉他：你出去以后再回来也可以。遇上回去的同志被捕、被关，游击队还尽量进行营救。这些政策一实行，原先想走的人多数不走了。少数走了的，被敌人抓住后逃出来，又回到游击队里。
　　其次是改进领导方式，“保持民主自由，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在这一点上，项英特别强调“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他认为，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最有利于在这种模范作用带动下克服任何不良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事实正是这样，游击队领导机关、负责人和上上下下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起，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样上山扳笋、下河摸鱼。环境允许时，就搞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以当面提出。领导干部还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理论，给战士们讲国文、讲算术、讲游击战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形势、讲前途。以此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减少、以至消除强迫命令现象，及相互猜忌、对立的情绪。
　　再次是经济民主。项英、陈毅他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在经济上一向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其时账目都在机关里，一个时期公布一次。外边罚款多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冬天做冬衣用了多少，夏天做夏衣又花了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些，大家都没说的。引起一部分人猜测、议论、以至不满的，是项英、陈毅身上鼓鼓囊囊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原来，游击队虽然是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并不就说明游击队没有钱财。其实“当时有很多的钱，什么金子呀、金条呀、钞票呀，相当多”。“机关经常有三四万元存款”。这些钱财都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留给他们这支队伍的。只是项英、陈毅认为这是党的经费、人民的钱，发展党的事业、发展部队，都要靠它，所以一个子儿也不能乱用。他们的责任就是切实保管好它，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就把这些金条、钞票绑在自己的腰间、腿上，并且秘不告人、示人。然而，项英、陈毅的想法、做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就难怪有人要猜测议论，担心领导人背着钱跑到上海去过快活日子，把大家丢掉。
　　陈毅看到一些人盯着自己腰间异样的眼神，听到一些人背后的种种议论，就和项英商量，觉得由他们两个领导人秘密保管经费的做法，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陈毅对项英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背这个钱，都是些金子、银子，我们背不起，抛又抛不得。你背着，他就指着你说：‘屁股上翘起这么一坨是什么东西？’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接下去，要是有一个谋财害命的人，一枪把你打死，把钱拿走，那损失就大了。果然，后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跟随在身边的军部副官处副官刘厚总暗害，就与他身上带着的金子、钞票有关。
　　陈、项统一认识后，决定把这件事付诸民主讨论。他们为此召集会议，将身上藏着的金条、钞票摆到桌上，然后由陈毅对大家说：“这些钱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我的，也不是项英的。我们哪里有钱？！我和大家一样，一个月12块钱，扣6块钱伙食，还有三四块抽烟。这些（钱）可以让那些忠实可靠的人去背。万一他被打伤了，你就把包袱解下，背起来。部队就靠这些钱。将来大发展的时候就有用了。”项英补充说，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大家见早就猜到了的事现在公开了，也就理解了，最后决定由几个最可靠的人分开来背这些金银。从此，大家的心靠得更紧了，队伍也就更巩固了。
　　事实证明，项英、陈毅他们采取上述办法的结果，是卓有成效地巩固了内部。虽然不免有人背叛了革命，但这只是使游击队更加纯洁、更加有战斗力了。“虽然后来只剩下三四百人，但这些都是革命最坚决的，质量最高的骨干”。
　　
　　参考资料：
　　①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②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4月内部版）。
　　③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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