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氓》中的女子婚后遭到丈夫的抛弃，《孔雀东南飞》里贤淑勤劳的好媳妇刘兰芝被恶婆婆赶回了娘家，《长亭送别》中的崔莺莺被迫和心上人分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被负心汉卖掉。她们都是封建时代遭遇不幸婚姻的妇女形象，封建伦理、封建道德是钳制她们追求幸福、自由的元凶。
　　关键词： 古代妇女不幸婚姻封建礼教
　　
　　“爱情自由，婚姻幸福”是人类永恒的情感追求，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却在“君权神授”的政治帮衬下大施淫威，禁锢人性的自由，扼杀美好的情感追求，无数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被残忍践踏。“存天理，灭人欲”［1］的道德专制使得封建时代的男、女婚姻大多数如同一条被榨干了营养和水分的“苦藤”，结出一个个饱含辛酸、痛楚的“苦瓜”。封建社会又是“男本位”的社会构成形态，作为爱情、婚姻主体的女性注定是受迫害、遭蹂躏最深重的群体。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四册编选了《氓》、《孔雀东南飞》、《长亭送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四篇反映古代妇女遭受不幸婚姻的优秀作品。《氓》是《诗经·卫风》中的一篇；《孔雀东南飞》选自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卷一，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长亭送别》是元杂剧中的经典之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属拟话本小说，不仅是“三言”中最优秀的作品，而且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翘楚。四部作品都彰显了古代社会不幸婚姻对妇女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一主旨，但由于四部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各有不同，因而在主题反映时也就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
　　《氓》是“诗三百”中的一首弃妇诗。全诗通过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经过，深刻地揭露了我国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悲惨命运，特别是男女不平等给女方造成的巨大创伤。诗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被“氓”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向对方付出自己的全部真情。“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这是何等的痴情。婚后她更是任劳任怨，饱尝生活的艰辛。但她的无怨无悔换来的却是丈夫“二三其德”的负心薄幸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家庭暴力。在“男尊女卑”的道德觀念支配下，女子唯有“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就连至亲的家人也“咥其笑矣”。一切的不幸、伤痛只有她一个人独自承受。另外，在《诗经》的产生时代封建社会还处于形成阶段，礼教在民间的约束力远不如后来封建社会那么顽固，普通男女的婚姻还保持较多的自由；所有才有了“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式的大胆求爱和“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坦率承诺。
　　到了《孔雀东南飞》里，葬送焦仲卿与刘兰芝幸福婚姻的罪魁祸首换成了代表封建家长制的焦母。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以说是大户人家最理想的婚配对象。嫁到焦仲卿家更是勤劳贤惠，“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可焦母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嫌弃。就连一向以“孝顺”著称的亲儿子焦仲卿也看不惯母亲的不近人情，发出了“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的铿锵质问。尽管刘兰芝和焦仲卿爱的矢志不渝，焦母还是硬以“吾已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叨妇语”的暴戾专横活生生拆散了他们，逼得二人最终“黄泉下相见”，让这一曲爱情悲歌像“五里一徘徊”的孔雀哀鸣一样唱彻历史的漫漫长空。自汉武帝以后，汉代的历届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如《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就是说，一个人“孝”，就会被推举为“孝廉”，并可当官。这也就是焦仲卿为什么宁可“自挂东南枝”也不违背错了的“母亲意愿”的原因。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基本上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部落形态类似于“奴隶制”。统一中土后，为了巩固政权，实现对汉人、汉地的完全统治，蒙古贵族推行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不仅将全国的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而且颁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九儒、十丐”的等级政策。不同人种、等级之间身份、地位悬殊，在社会生活中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这就让一度退潮的“门第观念”又卷土重来。《西厢记》中的张君瑞虽然才智出众，品貌超群，但因身份是个没登“龙虎榜”的白衣秀才而被崔夫人排除在“乘龙快婿”的名单之外。普济寺被围，眼看着“相国门第”的威风就要扫地，崔夫人不惜以女儿为筹码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2］但当张生一份书信搬来“白马将军”杜确解除了这场飞来横祸后，崔夫人马上自食其言，不顾自己“相国夫人”的尊面公然“赖婚”，原因就是张生和自己“门不当户不对”，害怕堂堂相国千金下嫁穷酸秀才有辱门楣。当知晓张生与莺莺私订终身的事情后，她恼羞成怒，祭出了“门第之见”这把杀手锏，用“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3］的苛刻条件逼着张生与莺莺分离。《长亭送别》一折中让崔莺莺耿耿于怀的正是象征“门第观念”的“功名”、“富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的叛逆性独白正是她对破坏自己与心上人幸福婚姻的所谓“门当户对”观念的彻底否定。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晚期的作品。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作为新兴阶层的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贪财好利的道德风气已然形成，男、女爱情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利益”的冲击。杜十娘对自己和李甲的爱情坚贞不二，在李甲“一连奔走六日，并无铢两”凄凉境况下，她依然决然地慷慨赠银，自赎己身。“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谋其半。”不但让绝望中的李甲激动得涕泪交流，而且感动得仁人君子柳遇春鼎力相助，杜十娘才得以跳出苦海，重回做人。就是这样历经千难万险、“非是容易到此”的婚姻，却依然对抗不了“金钱”的魔力。懦弱自私的纨绔子弟李甲在奸商孙富的蛊惑下和“千金”的巨大诱惑下负心薄幸把杜十娘像“商品”一样地卖掉，最终逼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饮恨滔滔江水。
　　从《氓》中的弃妇，到刘兰芝、崔莺莺，再到杜十娘，她们无一不是封建伦理、封建道德摧残下的婚姻牺牲品。为了追求最基本的人性自由，为着女子那被践踏得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可怜“尊严”，她们用孱弱的身躯同坚如磐石的黑暗势力顽强抗争着，直至遍体鳞伤，甚至香消玉殒。但她们从未向命运屈服，向恶势力低头。在她们反抗悲苦命运的爱情经历中，我们不仅能清晰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吃人的狰狞面孔，而且能懂得中国女子“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被消亡”［4］的真正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本中的这四篇脍炙人口作品，不仅是一面反映封建社会不幸爱情、婚姻的镜子，更是一段古代妇女同万恶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誓死抗斗的光荣历史。
　　
　　参考文献：
　　［１］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
　　［２］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一折.
　　［３］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杂剧第二折.
　　［４］鲁迅.记念刘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