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被那些饱受噪音伤害者报复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现在，从被放藏獒咬、被泼粪，升级到了她们被钢珠枪“枪击”。
　　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有过类似的举动。他曾经饱受一个女邻居噪音的伤害，结果控制不住把她推下了楼。
　　为什么那些喜欢制造噪音的人们，不愿从心里面去体验一下噪音对于别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伤害呢？他们是如何失去这种对他人痛苦的感受能力的？
　　我想起了一年前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门外非常简陋的大排档里所吃过的一顿饭。那是在有陌生人存在的空间中，我吃得最轻松，同时也最愉快的一顿饭了。
　　大排档在一个饮食区里，如果没有中山大学的学生出现，这是一个比城中村还要“低端”得多的社会底层聚集区域。
　　我要了一碗5元钱的炒粉。老板是一个中年妇女，面容苍老憔悴，但带着友善的微笑。食客中，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带着她的小女孩，一边吃一边和老板说话，并不时友好地看我一眼。此外，还有一个中年男人、一个约十二三岁的男孩。
　　在那种氛围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彻底的放松、自然。这是在一个熟人社区才有的体验，比如在过去的农村和国企的家属区里。
　　但对于我而言，他们都是陌生人。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激起的“本能”反应就是紧张，有着心理防御，因为陌生人的存在，或多或少总是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虽然情况远没有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那么夸张，但一个陌生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总是一种威胁。
　　而只要对外界有着心理防御，对于我们的精神、心理来说，总是一种杀伤，换言之，我们是在以杀伤自己的方式来在心理上保护自己。后来，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如此轻松愉快，是因为虽然大家是陌生人，但他们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换言之，是以社会底层在其生活环境中所具有的那种人性本能来对外界做出反应。我无须防御这种人性本能，而解除了心理防御，我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安全感。
　　社会底层的生活环境，固然可以让他们比中上层更自然、更真实，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心理模式：很可能体验不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心理后果。很多人在大街上随地乱丢垃圾，在住的地方制造噪音，就是如此。
　　并不仅仅是社会底层这样。我们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尤其是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另外，各个阶层、群体所处的利益地位，多多少少和剥夺、被剥夺有关，也不太有利于健全的人性。那意味着，很多人对外界的心理防御更强，对自己的精神、心理来说更具杀伤力，更没有安全感。
　　结果搞得好像很多人对外界总有莫名其妙的恨。这种恨，总需要一个发泄口。
　　一些人在内心深处，就要阻止自己去体验他人的痛苦，甚至会合理化自己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久而久之，他们成功地扼杀了基于人性而对他人痛苦的感受、“共情”能力，在意识上退回到了童年，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了。有个大妈在跳广场舞被指扰民时，竟然回应称被噪音伤害的人为什么不早起。
　　素质、道德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的背后，当然又是社会问题。但“社会”从来就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伤害了别人却装得毫无所知，甚至振振有词的人，一定已经先对自己的人性下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