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要追上时代步伐，剧评又如何？
　　时光当然不能倒流到剧评扮演一部舞台剧的生死判官的年代——尤其那也不是属于我们的风光。是的，曾经有过那么一种心跳，来自一台新戏首演之夜过后，它的主演、导演和制作人对新鲜出炉的剧评的期待。破晓是报章上街和评论面世之时，一干人等干脆守候至成绩单派发才算长日告终：成功抑或成仁，到底有个对己对人的交代。
　　只是，剧评受重视脱离不了戏剧本身的尊贵——字里行间满是对创作人的“打躬作揖”，以先生女士的称谓提及有功有劳也可能有过的每一个人。近乎社交礼仪的姿态即便被应用在某种的消费指南上，上世纪纽约百老汇与伦敦西区全盛时期的戏剧同行，还是相当重视文化和修养。例子是，口诛不如笔伐，笔伐又不如以锦心绣口把骂人的话包装得既体面，又富有杀伤力——对于不符合剧评人预期的戏，他们下笔可以重如千斤，但亦不乏绵里藏针。
　　换句话说，剧评人不仅要能“评”，更重要的，是能“写”——虽说是一笔在手的权威角色，但若不能从观众角度出发，却独沽一味自说自话，说是剧评，变相成了读者要花上更多心思才看得明白的作品，岂非有违为观众解惑与分出一部戏的高下的剧评人职责？
　　在戏剧没有演化成愈来愈多种类、面貌和功能的过去，剧评人在商业戏剧世界里的任务却较现在简单许多。就以王尔德的戏剧作品来说，观众与剧评人之所以同一阵线，是剧场的定位十分清楚：分明是讲故事的地方，故事可有讲得人信，进而有几分动听，动听的意思，是演员（也就是说书人们）有没有把戏演得入木三分，让看戏的人全程忘我，待得一戏既终，全院观众在一声锣响大幕落下时警觉南柯梦醒，衡量这一切的妙与不妙，好或不好，都在一种状态的有还是没有：投入。
　　然而，在21世纪的今日，随着人类被多媒体的生活语境切割得昏头转向，“投入”已沾染了对现实的讽刺意味：休说在看一部舞台剧时很难百分百专注，就是出了戏院回到现实世界，谁不是在横过马路或开着汽车时皆一心多用？朋友圈有不知多少人在发放象征每个人的存在价值的图像与文字，如果说那也算是串门子，怪不得“专诚拜访”早成历史名词。
　　投入，听似是生活的基本态度，其实很奢侈——人的精力与时间有限，把它给予了甲，乙就不可能分到同等分量，快速养成人人都是浅尝辄止的抽身和疏离：疏离有可能因动情而奋不顾身的自己，抽身于还来得及明哲保身的关头。
　　现代人不承认控制欲是一种病，“投入”和“抽离”于多数人合该是一个人跳的心灵探戈：每一步都在与自己角力。带着这种心理走进剧院，又怎会不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以为是去看一个别人的故事，但真演起貌似与自己没有相干的剧情时，立刻自觉疏离与不投入。只是若在舞台上认出似曾相识的身影或轮廓，又会碍于那不是最想面对的“我”而第一时间疏离和作下没有必要投入的定案。
　　也就是说，即便只是为了娱乐，今天的剧场也很难做到与当年的剧场争长短：人心日趋复杂，头脑反倒日趋简单，大家都在逃避认识自我的后遗症是，故事的重要性已不在于它是“说什么”，而是它被“怎么说”——桥段最好新颖，多变；但情感不宜复杂、细腻。
　　在这种环境下，剧评人真要一尽评论者的责任，首先应要明白过去一套标准的不合时宜。叫人遗憾的是，当一部有着现代视角的戏剧遇上坚持以适用于过去但无助于帮助观众明白现状的角度写剧评的“判官”时，无可避免地，因语境不同而产生的沟通失误，就会造成“冤案”。
　　“冤案”是悲剧，“拉郎配”则是荒诞剧，一出戏剧之于某些剧评人，竟有“为何你不能是我的理想对象”的时候——既然具备符合需求的条件，偏又未致十全十美，于是洋洋洒洒的“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做”。读着读着，突显其中焦虑：比起剧评人，也许他更想当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