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至15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问莫斯科。那次访问没有引起国际舆论多大关注，但并不意味着只具有象征意义。
　　如果算上7月9日拜登与普京之间的通话、6月16日两人在瑞士的会晤，以及5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间的会晤，不难看出，拜登政府的对俄外交，在盟友以外的主要大国中，无论在形式还是频度上，都是非常突出的。这充分说明，美俄关系在回归正常的外交。
　　但这种回归，绝不是说指向关系的大幅改善。事实上，在美俄较为频繁互动的同时，双方较劲、秀军事肌肉的频度和力度丝毫不减—如近段时间俄罗斯在夏威夷附近军演，美日在太平洋联合军演18天，以及北约32艘舰艇在黑海地区联演。
　　如果将美俄之间较为频繁的互动和较劲结合起来，可以隐约看出，双方在酝酿两国相处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回归正常外交的基础上，重塑后冷战时代的美俄关系。至于这对新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美俄目前的立场是分歧大于共识。

回归外交

　　就美俄双边关系而言，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强势方。所以，美俄关系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美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俄关系“回归外交”，主要是因为“老外交”拜登。
　　为什么说是“回归外交”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在此之前相当长时间里，美俄关系已经表现得不那么具有国与国之间正常外交关系的特征。比如，几乎没有正式的首脑会晤和高官接触，两国间各层级的沟通渠道基本停滞，两国关系处于无人驾驶的漂流状态。
　　这种“不外交”的局面，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年刚入主白宫时，奥巴马对俄搞了一波“重启”外交，试图修复因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而受损的美俄关系。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后，美国把手伸向了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招致莫斯科的强烈不满，“重启”外交随之熄火。2013年6月，曝光美国“棱镜计划”的斯诺登“落户”莫斯科后，两国之间尚存的信任，事实上已经荡然无存。此后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危机，则把美俄关系锁定在了对抗的轨道上。
　　自那以后，除了国际场合安排的两次会面，直到奥巴马离开白宫，他再也没有与普京举行正式的双边会晤，“重启”外交期间建立的部长级会晤机制也随之停摆。两国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以牙还牙式的循环，比如制裁与反制裁，相互驱逐外交官等。2018年7月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晤，尽管性质上属于“正式”，但更像是拉个人关系，而非搞首脑外交。而且，特朗普执政期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互动的“以牙还牙”，又重演了一遍。
　　2020年8月，包括4位美国前驻俄大使在内103位前外交官和学者，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警告美俄关系正处于绝境，呼吁调整政策以降低出现灾难性冲突的风险。事实上，在美国建制派眼里，美俄关系现状“不可持续”已形成共识。但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初，两国关系不仅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反而呈现螺旋式下滑的局面。拜登3月称普京是“杀人凶手”，导致俄驻美大使被召回国。4月，美驻俄大使也奉召回国。美俄外交关系“被降级”。

在美俄较为频繁互动的同时，双方较劲、秀军事肌肉的频度和力度丝毫不减—如近段时间俄罗斯在夏威夷附近军演，美日在太平洋联合军演18天，以及北约32艘舰艇在黑海地区联演。

　　关系剧烈震荡，实际上是双方都在试探。上述公开信，可以说是道出了拜登的“心声”。作为“老外交”，拜登非常清楚，处于“非正常”状态的美俄关系，肯定会影响其整体外交战略布局，而两国之间问题的应对、分歧的管控，以及可能的合作，都离不开外交。4月15日，拜登在发布对俄政策讲话时，呼吁与普京面对面会谈。5月19日，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在冰岛会面，主要任务就是探讨拜登和普京会面的可能性。
　　对于6月16日在瑞士举行的美俄首脑峰会，此前双方期待都不高，但结果并非如某些分析人士所称的那样毫无成效。某种程度上说，普京与拜登都实现了最基本的预期：恢复正常的外交渠道，结束两国关系“无人驾驶”的状态。在那次峰会上，两国签署了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并同意在网络安全以及涉及战略稳定的问题上启动专家级磋商。这些都为美俄关系的变化创造了可能。

重塑关系

　　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拜登曾见证并参与了美俄关系的“重启”。2009年2月7日，他在出席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时说：“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是时候按下重启键了，美国将同俄罗斯在很多双方能够而且应当合作的领域，重新展开对话。”他的这一表态，是奥巴马政府首次明确发出“重启”外交的信号。同年7月，奥巴马访问莫斯科期间，美俄宣布建立由两国总统亲自领导的双边合作发展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调各领域的合作。
　　不难看出，当时美国对俄“重启”外交指向的是“合作”。而且，如果合作能落实，美俄关系发展的想象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拜登入主白宮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外交安全团队官员，都再也没有提“重启”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建立“稳定和可预期”的美俄关系。尽管这样的关系里面也有合作的内容，但与十多年前的“重启”外交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不再以建立积极、良性的双边关系为目的。
　　拜登政府在“回归外交”、防止美俄关系螺旋式下滑的同时，也在调低对俄外交的预期。如果对比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俄政策，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在试图重塑美俄关系。这种重塑的突出特点是，把俄罗斯从可以拓展发展空间的对象，变成需要管理的“麻烦”。
　　在美国政治精英中有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即俄罗斯是一个无力挑战美国、正在衰落的大国，但它仍然有让美国不容忽视的能量。而这一点，正是拜登希望建立“稳定和可预期”美俄关系的原因。 　　今年2月4日，拜登在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提到最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而且态度异常强硬。他说：“我用与前任美国总统截然不同的方式向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在俄罗斯的挑衅、干涉选举、网络攻击等行径面前低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而在6月16日的首脑峰会上，拜登向普京提交了一份列有16个不可发起网络攻击的基建设施的清单。尽管在那次会晤中拜登称俄罗斯为“大国”，但很难否认，其内心真实的对俄定位是“麻烦制造者”。
　　在莫斯科眼里，俄美关系也在经历重塑。有意思的是，在对时局的判断和对对方的认知上，俄罗斯与美国有着诸多“共识”。比如，莫斯科认为美国的形象在坍塌、实力在下降。普京7月2日签署的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表述道：“西方的霸权正在消失，但这正在导致更多、更严重的冲突。”普京在与拜登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与俄美关系恶化有关的一切，都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美国发起的。”所以，在俄罗斯眼里，美国不仅在衰落，而且是个“麻烦制造者”。
　　基于这样的对美认知，俄罗斯也在调低对俄美关系的预期，不会指望再出现一次“重启”。在与拜登会晤后的记者会上，针对“峰会是否将打开美俄关系新阶段的大门”的提问，普京的回应是“目前还很难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俄美双边关系中积累了太多的消极因素，无法指望一次会谈就能弥合双方深刻的分歧。作为双边关系中的弱势一方，俄罗斯谨慎表态的另一面，是緩和甚至改善俄美关系的愿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俄罗斯的GDP达到历史高点2.2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八），2020年大幅萎缩到1.69万亿美元，萎缩幅度高达26%。在GDP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俄罗斯2020年排名第十位），这样的萎缩幅度绝无仅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14年以来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俄GDP萎缩几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虽然美俄对改善双边关系的预期都不高，但俄罗斯的意愿无疑更强烈。

不确定性

　　目前看来，美俄关系的重塑，还处于起步且脆弱的阶段。虽然双方的预期都不高，但预期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却不小。对于拜登政府提出的建立“稳定和可预期”的美俄关系，有美国学者认为这略显“幼稚”，因为普京的外交行为，最可预期的就是“不可预期”。

莫斯科认为美国的形象在坍塌、实力在下降。普京7月2日签署的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表述道：“西方的霸权正在消失，但这正在导致更多、更严重的冲突。”

　　同样，俄罗斯改善俄美关系的希望，得到拜登政府“配合”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不利于改善双边关系，对俄强硬反倒是能得到政治加分。
　　重塑关系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俄两国的战略调整。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在分析7月2日公布的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时认为，这份战略更新的范围和程度要远超2015年的版本。“那时，由于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关系虽然已急剧恶化，但仍被认为是可以挽救的。”在特列宁看来，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优先方向，“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现在被正式打上了不友好国家的标签”。
　　根据特列宁的分析，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把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提到了新的高度。“新战略认为，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攻击，西方文化威胁到了俄罗斯人的文化主权，并试图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来诋毁俄罗斯……总而言之，该文件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俄罗斯正式放弃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由此可见，俄罗斯已经把意识形态问题纳入对美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战略调整主要是防御性的，而拜登政府则带有明显的攻击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冷战特征。比如，在外交中大打民主牌、支持俄罗斯反对派、联合盟友施压俄罗斯等。特列宁在近期的文章中写道：“对于78岁的拜登来说，冷战不是像奥巴马那样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对于拜登来说，目前与莫斯科的对抗，就是冷战的后记。而且像冷战本身那样，美国必须赢。”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从曾经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到变成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样的心理落差，随时可能转化为对美国的愤怒。美国前驻俄大使、斯坦福大学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近日受访时表示：“我真的认为我们低估了俄罗斯的实力，那种觉得俄罗斯是一个衰落国家的观点，没有事实支撑……无论普京手中有什么牌，他都会打得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更具攻击性。”拜登所希望的“稳定和可预期”，估计不太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