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墨西哥城市坎昆阳光明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阴霾密布。在经历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癫狂与失望后，已没人还敢对坎昆会议的成功抱有太大信心。但即便如此，坎昆会议仍然一再打破关注者的底线。
　　当年以主办国身份孕育了《京都议定书》的日本，在坎昆会议上表态，要亲手“掐死”《京都议定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
　　日本的强硬出人意料，但回顾历届国际气候谈判，比日本还“给力”的表演并不鲜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头一天用眼泪征服所有谈判代表同意在减排问题上加强合作，第二天就以保护本国汽车工业为名拒绝在合作协议上签字。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曾经公开用自己蹩脚的气候知识，否认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温室效应间存在“科学”关系。
　　这些出尔反尔、引来天下大哗的政治表演，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都已不再常见，为何却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屡屡出现？说到底，气候谈判责任之重、纠结之深，给了衣着光鲜的政要们宁可“失态”也要锱铢必较的强大动力。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各项国际问题上向来不愿充当“带头大哥”的角色，总是习惯于望风而动。此次这么决绝，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伞形集团，包括美、俄等强国。它们大抵上本国环境保护做得不错，优越感强烈，因此把环境恶化、温室效应全都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不自觉上，“受人牵累”的受害者意识强烈。
　　它们总希望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大棒，迫使其为人类命运负责。日本从1990年—2008年的减排数据惨不忍睹，却把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承担责任不够，归根结底，还是那种“鄙人再不行也比你强”的心理作怪。
　　与伞形集团相比，欧盟倒是一直以减排领袖自居。此次坎昆会议，欧盟就表态，愿意单方面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但欧盟的承诺与落实之间差距太大，并不能让发展中国家心服口服。
　　伞形集团和欧盟要么自扫门前雪，要么口惠而实不至，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因此完全规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国把节能减排纳入“十二五”规划的举措，就代表了新兴国家在环保意识与决心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应看到，一方面，许多国家的国力和治理能力根本不足以承担国际减排这样的义务；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国际援助当作本国行动的前提，拒绝重新审视本国失当的经济与环境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谈判的外部环境，也给了发达国家更多口实。
　　大气环流是没有国界的，但政治责任与选民授权是有国界的。这就是坎昆僵局的根本原因。
　　在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方面的功利主义态度，成为现代政府的一大痼疾。因为国际援助的后果极难评估，国际合作的长期影响也不容易量化。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有国际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们，都要在每个任期即将结束时，费劲吃力地向选民解释外援的效绩问题。能不能量化已经变成现代政治责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但是国际气候变化呢？我们大概知道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异常，我们大概知道温室效应抑制了早该到来的冰河时代。但是谁都不确定，我们能否真的实现全球气候回归常态。今天的人类连天气预报都无法做到准确，谁又能有底气说：气候投资是科学可控范围内的无风险理性投资呢？
　　站在道德高地相互指责对方很容易，但为此抹杀各国的环保努力却也大可不必。坎昆的僵持甚至倒退是国际气候合作的失败，却不是各国环保努力的失败。
　　今天的各国虽然不愿承诺减排指标，但是减排政策的力度加强亦是不争的事实。用僵局促进僵持者的自省和自行，这也许就是坎昆能够带给世界的礼物吧。
　　
　　伞形集团
　　特指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国家利益集团，即除欧盟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分布很像一把“伞”，故得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