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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人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
“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季伟特邀请记者参加了5月10日晚的一场活动，他的一位富二代朋友设宴为一位西藏活佛送行。活佛第二天就要回西藏，饭后大家到活佛设在酒店中的念经房叙别。活佛赠送佛画，信徒们双脚跪接，非常虔诚。季伟特虽然第一次与活佛相识，但他坐在活佛边上，不时和活佛交头接耳。季伟特离场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信教的富二代对成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买了设备，开了工厂，坐在办公室里，生意就来了，财富就来了，而别人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对家族的富有，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的家安在上海顶级街区——新天地。晚上9点多，新天地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时，激扬的音乐从那些被翻修得 时尚奢华的石库门巷弄里传出，延续着上海滩纸醉金迷的场景。季伟特熟门熟路，带记者快速穿越热闹，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吃冰激凌。他为自己点了一个草莓冰激凌，添加葡萄干和核桃仁。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本来，那30万元季伟特是向父亲借的，但老爷子不给。“接力中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次协会请季伟特父亲来开讲座，大家发现“季伟特父亲气场大，把季伟特整个儿压下去”，“我们都有点想为季伟特打抱不平了”。季伟特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要通过开辟一片新天地来证明自己。父亲的阴影是季伟特最大的哀愁，但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季伟特愿意传承的一笔财富。
与作为“实践家”的父辈相比，季伟特觉得富二代受教育好，文化、品牌懂得深一点，变成“理论家”，理论指导实践，富二代要靠文化、组织和团队的力量传承家业。他的信条是：“工作要快快乐乐，钱要赚得有意义。”
季伟特还谈“名门意识”：“国外家族哪怕很败落，他会留下一句话，比如‘永不妥协’，如果后代做不到，你就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季伟特觉得他和父辈有义务为后代留下家训，让后代为之骄傲。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富二代，必须给第三代留下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其中有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分析师等等，可以提供很完善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稳定运行，超越“富不过三代”的紧箍咒。季伟特做的是由富而贵以及百年企业的梦想。
陈雪频评价说：“季伟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那是2007年夏，芳雨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进入父亲企业工作，而是和一批朋友在伦敦开了一家时尚家具公司，目标客户是大学刚毕业的伦敦年轻人。芳雨中只赚利润最高的研发和销售两个环节，生产环节外包给东莞家具厂。“让中国工厂痛痛快快赚生产环节的钱，”芳雨中说，“我想做一名纯粹的商人。”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我想在中国打造一个音乐嘉年华，类似大卖场，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乐器，人们在那里欣赏乐器，欣赏音乐，同时订购乐器，把卖乐器的场所变成一个快乐天堂。”芳雨中设想，除了销售自己品牌的乐器，他还代理其他品牌的乐器，塑造一种全新的销售终端。记者提醒芳雨中，中国人的音乐修养和购买力，还不足于支撑他实现梦想，如果他非要做开山鼻祖，不得不花精力做国民音乐启蒙，比如通过办论坛，办比赛等方式推广乐器。芳雨中说有意做一个音乐布道者。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其实，芳雨中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 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人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
“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季伟特邀请记者参加了5月10日晚的一场活动，他的一位富二代朋友设宴为一位西藏活佛送行。活佛第二天就要回西藏，饭后大家到活佛设在酒店中的念经房叙别。活佛赠送佛画，信徒们双脚跪接，非常虔诚。季伟特虽然第一次与活佛相识，但他坐在活佛边上，不时和活佛交头接耳。季伟特离场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信教的富二代对成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买了设备，开了工厂，坐在办公室里，生意就来了，财富就来了，而别人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对家族的富有，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的家安在上海顶级街区——新天地。晚上9点多，新天地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时，激扬的音乐从那些被翻修得 时尚奢华的石库门巷弄里传出，延续着上海滩纸醉金迷的场景。季伟特熟门熟路，带记者快速穿越热闹，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吃冰激凌。他为自己点了一个草莓冰激凌，添加葡萄干和核桃仁。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本来，那30万元季伟特是向父亲借的，但老爷子不给。“接力中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次协会请季伟特父亲来开讲座，大家发现“季伟特父亲气场大，把季伟特整个儿压下去”，“我们都有点想为季伟特打抱不平了”。季伟特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要通过开辟一片新天地来证明自己。父亲的阴影是季伟特最大的哀愁，但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季伟特愿意传承的一笔财富。
与作为“实践家”的父辈相比，季伟特觉得富二代受教育好，文化、品牌懂得深一点，变成“理论家”，理论指导实践，富二代要靠文化、组织和团队的力量传承家业。他的信条是：“工作要快快乐乐，钱要赚得有意义。”
季伟特还谈“名门意识”：“国外家族哪怕很败落，他会留下一句话，比如‘永不妥协’，如果后代做不到，你就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季伟特觉得他和父辈有义务为后代留下家训，让后代为之骄傲。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富二代，必须给第三代留下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其中有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分析师等等，可以提供很完善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稳定运行，超越“富不过三代”的紧箍咒。季伟特做的是由富而贵以及百年企业的梦想。
陈雪频评价说：“季伟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那是2007年夏，芳雨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进入父亲企业工作，而是和一批朋友在伦敦开了一家时尚家具公司，目标客户是大学刚毕业的伦敦年轻人。芳雨中只赚利润最高的研发和销售两个环节，生产环节外包给东莞家具厂。“让中国工厂痛痛快快赚生产环节的钱，”芳雨中说，“我想做一名纯粹的商人。”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我想在中国打造一个音乐嘉年华，类似大卖场，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乐器，人们在那里欣赏乐器，欣赏音乐，同时订购乐器，把卖乐器的场所变成一个快乐天堂。”芳雨中设想，除了销售自己品牌的乐器，他还代理其他品牌的乐器，塑造一种全新的销售终端。记者提醒芳雨中，中国人的音乐修养和购买力，还不足于支撑他实现梦想，如果他非要做开山鼻祖，不得不花精力做国民音乐启蒙，比如通过办论坛，办比赛等方式推广乐器。芳雨中说有意做一个音乐布道者。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其实，芳雨中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 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