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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
成都市教育局日前正式出台《关于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确立转岗、待岗培训、解聘和辞聘四种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渠道，以完善教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办法》共20条，包括适用范围、退出渠道、退出程序等。其中，对哪些情形下给予教师待岗培训、转岗、解聘、辞聘的决定，《办法》做出了明确规定。此外，退出方式采取“合同退出机制”，即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内容。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在与新进教师签订、与目前在职在岗教师，续签或补充《聘用合同书》时，要将退出机制条款纳入合同条款。
合同是传统文明的智慧
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商品生产产生后，为了交换的安全和信誉，人们在长期的交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关于交换的习惯和仪式。这些商品交换的习惯和仪式便逐渐成为调整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国家的产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把有利于他们的商品交换的习惯和规则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行。于是商品交换的合同法律形成便应运而生了。
合同制在中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周礼》对早期合同的形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判书、质剂、傅别、书契等都是古代合同的书面形式。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对合同的规定也越来越系统。还有一种说法，现代的合同都写有一式两份，因为以前民间订制合同时就是一张纸，写好后从中间撕开，一人拿一半，有争执的时候在合起来，所以就有了合同和一式两份的说法。最早的时候，合同被称作“书契”。
《周易》记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对人易之以书契。”“书”是文字，“契”是将文字刻在木板上。这种木板一分为二，称为左契和右契，以此作为凭证。“书契”就是契约。“合同”即合为同一件书契，这是“合同”一词的本义。今天签订的各种合同都是在纸张上，在古代却是实物。由此看来，古今意义上的合同已不可同日而语。
成都市教育局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内容，看似只是“套用”现代经济社会的合同管理方式，实则是一次教师体制改革的“换血”。很多人以前都认为，教师这个行业是个“铁饭碗”，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成不了名师当个老师也没什么大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各种诸如师德缺失的教育管理乱象才会频频发生。“合同退出机制”，甲方乙方，地位平等，意志自由，一旦缔约，共同遵守。
《办法》规定退出方式采用“合同退出机制”，即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郭越中表示，这样就解决了退出渠道的合法性问题，降低了争议处理的诉讼风险。
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契约经济，这一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如此。但我国的契约精神并没有深入人心：2010年8月的国美控制权之争在业界“闹”得沸沸扬扬，黄陈双方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行“明争暗斗”，这次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就是“背叛”，指的就是违约；2008年10月，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圆明园两尊兽首，然而，蔡铭超在成功竞得两尊兽首之后，竟然多次对外高调表示，将拒绝付款；2003年徐工集团事件中，凯雷基金按照中国的合法程序办事，并已与徐工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政府强行介入推翻契约。
契约精神其实就是一旦作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而我国向来缺乏这种契约精神原因何在？一是契约精神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所以也不需要契约的缔结。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田忌赛马的故事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聪明的象征，但从西方文化来看，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社会中就是不讲规则。
人无信而不立。契约的存在，就是为了规避人性“恶”的一面。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倘若要正常运转，必然要有一定的规则，也只有遵循一定的规则，才不会乱套。教育体制同样如此，里面存在着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等多重人事关系，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某种契约，将会更好地使整个教育体系运转。据初步了解，截至目前，成都市约有200名教师进入退出程序，其中有11人待岗、15人转岗、164人依法解聘（辞聘）。“《办法》的实施，既让老师们有了紧迫感，也让还留在教学岗位的教师们增添了一份荣誉感。”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位老师如是说到。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合同（contract），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也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路线图，激起了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新期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而“合同退出机制”所体现的契约精神介入教育现代化现象，也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要表现。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教育梦做支撑。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重要性愈发显得重要，教育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教育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武装人们，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以及校舍与设备，逐步提高到现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的过程。教育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思维现代化，思维现代化必然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所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敢于碰硬骨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尹后庆是上海市基础教育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对于教育改革面临的困难，他认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一定要集小胜为大胜，既不试图一蹴而就，又绝不能无所作为，坚持改革，并用坚持改革的态度克服弊端，坚信优势，就会攻克内涵发展深水区的种种难题。”
（责任编校：蓉莞）
成都市教育局日前正式出台《关于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确立转岗、待岗培训、解聘和辞聘四种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渠道，以完善教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办法》共20条，包括适用范围、退出渠道、退出程序等。其中，对哪些情形下给予教师待岗培训、转岗、解聘、辞聘的决定，《办法》做出了明确规定。此外，退出方式采取“合同退出机制”，即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内容。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在与新进教师签订、与目前在职在岗教师，续签或补充《聘用合同书》时，要将退出机制条款纳入合同条款。
合同是传统文明的智慧
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商品生产产生后，为了交换的安全和信誉，人们在长期的交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关于交换的习惯和仪式。这些商品交换的习惯和仪式便逐渐成为调整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国家的产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把有利于他们的商品交换的习惯和规则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行。于是商品交换的合同法律形成便应运而生了。
合同制在中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周礼》对早期合同的形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判书、质剂、傅别、书契等都是古代合同的书面形式。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对合同的规定也越来越系统。还有一种说法，现代的合同都写有一式两份，因为以前民间订制合同时就是一张纸，写好后从中间撕开，一人拿一半，有争执的时候在合起来，所以就有了合同和一式两份的说法。最早的时候，合同被称作“书契”。
《周易》记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对人易之以书契。”“书”是文字，“契”是将文字刻在木板上。这种木板一分为二，称为左契和右契，以此作为凭证。“书契”就是契约。“合同”即合为同一件书契，这是“合同”一词的本义。今天签订的各种合同都是在纸张上，在古代却是实物。由此看来，古今意义上的合同已不可同日而语。
成都市教育局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内容，看似只是“套用”现代经济社会的合同管理方式，实则是一次教师体制改革的“换血”。很多人以前都认为，教师这个行业是个“铁饭碗”，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成不了名师当个老师也没什么大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各种诸如师德缺失的教育管理乱象才会频频发生。“合同退出机制”，甲方乙方，地位平等，意志自由，一旦缔约，共同遵守。
《办法》规定退出方式采用“合同退出机制”，即将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相应条款和内容格式化为合同。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郭越中表示，这样就解决了退出渠道的合法性问题，降低了争议处理的诉讼风险。
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契约经济，这一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如此。但我国的契约精神并没有深入人心：2010年8月的国美控制权之争在业界“闹”得沸沸扬扬，黄陈双方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行“明争暗斗”，这次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就是“背叛”，指的就是违约；2008年10月，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圆明园两尊兽首，然而，蔡铭超在成功竞得两尊兽首之后，竟然多次对外高调表示，将拒绝付款；2003年徐工集团事件中，凯雷基金按照中国的合法程序办事，并已与徐工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政府强行介入推翻契约。
契约精神其实就是一旦作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而我国向来缺乏这种契约精神原因何在？一是契约精神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所以也不需要契约的缔结。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田忌赛马的故事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聪明的象征，但从西方文化来看，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社会中就是不讲规则。
人无信而不立。契约的存在，就是为了规避人性“恶”的一面。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倘若要正常运转，必然要有一定的规则，也只有遵循一定的规则，才不会乱套。教育体制同样如此，里面存在着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等多重人事关系，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某种契约，将会更好地使整个教育体系运转。据初步了解，截至目前，成都市约有200名教师进入退出程序，其中有11人待岗、15人转岗、164人依法解聘（辞聘）。“《办法》的实施，既让老师们有了紧迫感，也让还留在教学岗位的教师们增添了一份荣誉感。”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位老师如是说到。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合同（contract），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也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路线图，激起了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新期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而“合同退出机制”所体现的契约精神介入教育现代化现象，也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要表现。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教育梦做支撑。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重要性愈发显得重要，教育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教育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武装人们，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以及校舍与设备，逐步提高到现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的过程。教育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思维现代化，思维现代化必然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所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敢于碰硬骨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尹后庆是上海市基础教育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对于教育改革面临的困难，他认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一定要集小胜为大胜，既不试图一蹴而就，又绝不能无所作为，坚持改革，并用坚持改革的态度克服弊端，坚信优势，就会攻克内涵发展深水区的种种难题。”
（责任编校：蓉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