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在华夏大地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为标志，辛亥革命开天辟地的政治意义早已名垂史册。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之後，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改变，生产力得到逐步解放，革命的经济意义与促进变革的社会意义也日益彰显。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在体现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澳门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宣传。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破除迷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尽管辛亥革命以武昌起义作为起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革命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却十分鲜明。在武汉三镇打响第一枪之後，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怒涛终於汇成冲天巨浪，一举冲垮了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神权、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压在民众头上的精神枷锁，禁锢了人们的灵魂。两千年的专制封建王朝一旦推翻，精神枷锁便失去依托，对三纲五常的迷信也就从此破除。民国初年，党禁、报禁、言禁大开，据1913年7月的统计资料，全国发行的报纸已超过500种，印数在4200万份以上，预示着中华全民族思想大解放的兴起。周恩来曾经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这一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後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其次，辛亥革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积极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经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留学外国或接触洋人、涉及外事的经历。他们在实践中觉察到西方世界先进的一面，也产生了接受外来文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愿望。世居澳门的我国近代杰出爱国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其传世之着《盛世危言》中有一篇“华人宜通西文说”。文中写道：“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而不通，西人来华亦属循天理之自然。自通商以来，我中华人士见其国家富强，器械精利，天文、地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靡不考究精详，穷理深奥，不免欣羡。”这番感言道出了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知识份子的心声，他们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引进西方和日本等较发达国家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参考他们的先进经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
　　再次，辛亥革命倡导科学与民主观念，为新文化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变化。科举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兴起，男人们剪去辫子，穿上西服，女子也不缠小足了。生活中也出现许多变化，城里建造楼房、铺设马路，乡下人学着识字读书，人们开始使用阳历，流行鞠躬握手礼等。科学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人们过问国是的热情不断高涨，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律师行业和政法学校崛起，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就拿妇女问题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开启了女权解放的闸门，1912年时全国已有妇女刊物38种，当时《民立报》还刊登过“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总之，“科学”、“民主”两个主题已经伴随辛亥革命的酝酿和成功在中华国土逐渐普及，为日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後，辛亥革命的精神养料武装了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的头脑，为未来更深刻的社会革命培养骨干。
　　由於历史条件的限制，辛亥革命未能动员广大的劳苦大众一同参与，但是，一大批先进的知识份子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也从革命的成果中获益匪浅。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大解放为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多种思潮、学说、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份子学习借鉴了外来的先进思想，又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终於在实践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辛亥革命以後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许多早期骨干，正是在吸收辛亥革命精神养料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澳门对辛亥革命文化意义
　　的历史贡献
　　在辛亥革命体现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澳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特徵与社会条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发挥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
　　第一， 门户与通道作用。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顽固堡垒，外来势力要想进入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後，封建王朝实行海禁，闭关自守，几乎断绝了与世界交往的渠道。幸运的是澳门由於历史的机遇而得天独厚，从16世纪中期开始，在四百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为中华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作为一扇难能可贵的门户，澳门充当了外来文化进入华夏大地的有效通道。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後，帝国主义列强凭藉武力强行闯进中国，在许多地方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澳门尤因长期置於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西方的物质财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都得以稳固留存。因此，澳门成为西方文化在东方世界的典型样板。
　　与此同时，澳门也为向往进步、寻求救国之道的有志者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通道。随着澳门的影响日渐扩大，越来越多周边地区的中国人乐意到澳门去开拓眼界，同时也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辛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年轻时到澳门做鞋匠、当裁缝，孙中山也因此从小有机会经常出入澳门，并且经由澳门踏上去檀香山或香港求学发展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也不愧為辛亥革命起步之门。
　　第二， 视窗与展示作用。
　　对於世界而言，澳门是外国人观察、了解中国的视窗，澳门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有效地展示了中国。一方面，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澳门积淀传承，无论是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等，都强烈地烙上中华民族的印记，外国人来到澳门，便能接触进而逐渐了解中国文化，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人想到中国传教，正是先到澳门学习中国礼仪习俗和语言，然後才逐步进入内地的。
　　另一方面，澳门这个视窗也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宣传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孙中山1892年7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後，即到澳门镜湖医院行医，开创了中国领土上西医治疗的先例。1893年7月，中山先生与葡萄牙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在澳门创办《镜海丛报》（中文版），他亲任主笔与编辑，撰写大量饱含革命激情、充满革命言论的评论或文章，还刊登有关革命的消息新闻。1895年11月初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镜海丛报》即刊登了有关电讯。由此可见，澳门这扇视窗也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和精神风貌。
　　第三， 熔炉与催化作用。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却是一个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对於辛亥革命而言，澳门还是一个大熔炉，发挥了培育革命者成长的催化作用。由於葡萄牙当局实施管理多年，澳门不像内地那样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戒备森严。居民的言行相对自由，开展革命活动也相对容易。孙中山在香港就学期间，时常利用周末和假期来到澳门，与志同道合的好友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聚会谈心，议论国事，交流政见。四人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大胆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在当地被人们比作“四大寇”。这些活动有效地孵化了革命思想，锻炼了革命青年的才干，为日後开展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当时主张改良维新的着名思想家郑观应正蛰居澳门老家，孙中山遂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并深受教益。郑观应编印《盛世危言》时，曾将孙中山撰写的《农功》一文润色後编入其中。1894年（光绪二十年），血气方刚的孙中山将自己的政见主张写成《上李鸿章书》，郑观应特地致函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怀，推荐孙与其相识，并请盛宣怀将孙转荐李鸿章。上书李鸿章的无效是促使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迈开了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这一切都同孙在澳门结识郑观应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也是辛亥革命的催化助长因素。
　　第四， 屏障与保护作用。
　　澳门由於长期置於葡萄牙的实际管治之下，中国政府的势力相对薄弱。尤其到了清朝末年，更是日渐衰落，无力过问澳门事务。这样就像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保护了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志士开展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革命的酝酿提供了方便。1905年，孙中山联络数个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即派人到包括澳门的多个地方筹建同盟会的分会。1909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会址即在南湾街41号。澳门的同盟会会员们积极开展筹款和宣传活动，还秘密策划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在武昌首义成功的鼓舞下，1911年11月2日，澳门同盟分会组织了香山起义。3天后香山光复，对广东全省的革命党人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又3天后广州也宣告光复。香山与广东的起义与全国各地的起义遥相呼应，终於汇聚成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
　　回顾辛亥革命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澳门的独特作用无可替代，澳门对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愿後人以史为鉴，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