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做事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谓之马大哈。
　　这样的人可交，但有一条，那就是你别惹他，否则他和你没完。
　　在我认识的马大哈当中，男的当数老张了。老张原来是个火车司机，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朝鲜开一列稀里哗啦的蒸汽机车，敌机经常绕着圈炸他，但一次也没得逞，因此志愿军送他外号叫张大车。
　　用人高马大、五大三粗、红脸大汉来形容老张，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的右眼有点向上吊着，但看起来并不难看。他经常是一脸的似笑非笑，但看上去绝无阴险奸诈之感。他的整个一副尊容，你一看就想乐。我常想，如果让老张去说相声，当个捧哏，准能叫绝。
　　老张家在哈尔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是铁路局的报道员。有一次他来京写稿，住在北蜂窝的铁道部招待所（这地方现在已叫铁道大厦了）。那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刚刚起床，趿拉着一双拖鞋，正准备进卫生间洗脸。他脚上穿两只显然不是一双的袜子，一只是白的，不过已经灰不拉叽了，另一只则是灰的，看上去已经发黑了。对于他来讲，这并不奇怪。
　　我坐在房间里抽烟等他，只听见他在卫生间一边刷牙，一边嘟囔：
　　“哦，不对，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味儿。”
　　“你在说什么呢？”我问他。
　　“没事儿。”他回答我。
　　我站起来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见他脸对着镜子，一边在不停地刷牙，一边给我说这牙膏味儿不对。我问他是什么牌子的牙膏，他说他没看。我拿起一看，这哪是牙膏，分明是一管避孕膏。
　　“你这个马大哈，”我说，“也不能马到这个程度，这是避孕膏。”
　　他拿过去一看，立刻把牙刷扔掉，忙不迭地大漱其口。
　　“这下把人丢大了，”他说，“走的时候忘了带洗漱用具。昨天上街去买，售货员说买牙膏要牙膏皮，怎么说也不卖给我，我哪有那玩意儿。”
　　那个年代，物资极端匮乏，旅馆招待所房间里不提供洗漱用品。商店许多东西要以旧换新才能卖给你，所以买牙膏要牙膏皮，因为牙膏皮可以溶化后再用。
　　“我一连走了四五家商店，买牙膏都要牙膏皮。”他说，“在最后一家商店，我看见柜台里摆的那玩意儿像是牙膏，我就指着那玩意儿问售货员要皮不要，售货员说不要，我就买了一管回来。”
　　“那你就不看一看？”我说。
　　“牙膏有什么看头，”他说，“拜托你了，这破事儿别给我传出去，太丢人。”
　　他的这种故事很多。有一次大年初一，家里吃团圆饺子。他自告奋勇对老伴说他去买肉馅，拿了个小盆就走了。他出门没走几步，碰见个熟人，拉他去打牌，说是三缺一，他就跟人家走了，把买馅的事全忘了。这种事他在家里经常干，但老伴从不和他计较，知道他就是那号人。理解万岁。
　　我认识的女马大哈当中，有一位正好姓马，人称马虎。有一次她乘火车去出差，车刚刚开动，她突然大喊了一声“哎哟”，把同行的人吓了一跳。人家问她怎么了，她说家里煮着一只鸡，忘了关火。
　　她家里三口人，儿子上学走了，爱人上班去了，那只鸡是煮给他们晚上吃的。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手提电话，火车又不能倒回去，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还好，后来听说只是把锅烧干了，那只鸡自然也不能吃了，没有酿成火灾。
　　1971年，我和老马同在干校劳动。管我们的军代表姓刘，让我们把《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在田埂地头，一休息就念语录。老马拿着“红宝书”，学到哪，丢到哪。老刘对此不理解，就批她对毛主席著作“没感情”。
　　老刘不理解马大哈是一种疏忽，是人的一种性格。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文革前给一位部长当秘书，平时勤快心细，竟也马过一回。有一天部长要去作报告，他给部长提着包。大礼堂坐满了人，等着部长就座讲话。部长临出台的时候，问他要讲稿。他打开包一看，傻眼了，忘带讲稿了，气得部长七窍冒烟。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大家等着再去取讲稿，部长只好空手上台去讲，结果是东拉西扯，胡乱讲了一通作罢。第二天部长就把我这位同学给开了，让他到基层一个单位去了。他伺候部长好几年，就马了这么一次，大好前程就给断送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不久前我和他说起这件事，他感慨万千。他说：“我要是不马虎那一次，我的人生轨迹肯定是另有一番光景，起码也是个处长级的官。你看现在的那些当大官的，不少都是给首长当秘书出身的。给首长当秘书是当官的一大捷径，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其实谁都有犯“马”的时候，只是有的人屡犯不止，就成了马大哈。对待这种人我们要随时提醒他们，原谅他们，理解他们。不要因一件小事就把一个人看扁了，特别是当官的看部下。有本事的人常常有不少小毛病，不能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