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大部分的改革，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民众的福祉。但是，每次改革都非常艰难，甚至伴随铁腕手段与流血牺牲。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能因为目标美好，就可以不择手段。我们不妨看看两千年前的两个改革案例。
　　一个是战国中后期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这位赵国的第八代君王，一共在位27年。他亲政初期，赵国是一个烂摊子，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就要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不料，赵武灵王的意见只得到大臣楼缓一票的赞同。年轻的国王又向重臣肥义反复说理动员，终于又得到肥义的一票。为了给人以直观的印象，国君自己先带头在上朝时穿起了胡服。
　　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在国内位高德尊，但对“胡服骑射”的改革路线不理解，认为这是对传统的颠覆和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国君居然带头穿胡服了，更加生气，就装病不上朝。
　　面对坚定的反对声音，赵武灵王有两种选择，一是硬的，不支持的，一律丢帽子或砍脖子；二是软的，继续做工作，争取更多支持。
　　赵武灵王采取了后者。他亲自上门探望装病的叔父，从严峻的国际形势说到落后的国内工作，从历史的传承说到当代的潮流，说明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赵武灵王的苦口相劝之下，老叔父终于同意。赵武灵王马上送去了胡服。第二天，公子成就穿着胡服上朝了。
　　公子成一带头，大部分臣子都改穿胡服了。但是，仍然有赵文、赵造、周召、赵俊等大臣想不通。有人说，再不通，就作为敌对势力对待。赵武灵王坚决反对。他认为，认识有先后，不管支持或反对胡服骑射，都是出于对赵国的热爱，都是国王的拥护者。所以，赵武灵王依然不厌其烦地充分做思想工作，说明师古不足以制今，变是永恒的，要不落后，只有变。
　　赵武灵王的耐心和诚心终于打动了所有大臣。于是，赵国上下一变原有的宽袖大袍，改穿更加方便的胡服。同时，引进游牧民族的骑兵，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成功展开了当时的现代化改革，终于一跃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而因为赵武灵王以退为进的温和手段，整个改革过程没有流血，也没有产生内讧。
　　同赵武灵王相比，在历史上影响更大的另一次改革，是稍早一些的秦国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变法令》规定：五家为一伍，二伍为一什，什伍之间互相监督；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要按照功劳业绩来授予；贵族当中，没有军功的，不再授予爵位，多生产粮食和织布纳税的，免除该人的劳役，凡因懒惰而导致贫穷的，连同他的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等。
　　新法令颁布后，百姓欢呼雀跃，许多贵族、大臣却强烈反对，因为法令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甚至秦孝公的太子驷也在他的太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的教唆下，大肆反对诬蔑新法。太子驷聚众疾呼：商鞅从魏国逃到我们秦国，妖言惑众，制定变法令，祸害我们秦国上下，多少宗室亲族被他变为庶民，多少亲兄弟被迫分家、纳税、出丁，他是要把我们秦国江山搞垮，要把秦国搞乱，要把我们立国五百年的秦国变成他的天下。
　　在太子的煽动下，纨绔子弟们也反对变法，声称要把商鞅赶出秦国。
　　商鞅认为，法制的不能推行，原因起自于上层的贵族。身为太子，在新法尚未顺利推行之际，不但不遵守，反而公然非议，蛊惑人心，罪不容赦。太子驷的太傅公子虔对商鞅说：“他是太子，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商鞅义正辞严地回答：“变法之行，皆在于上行下效，不惩办太子，变法令岂不成为一纸空文了。”最后，商鞅还是惩罚了太子驷的两位太傅，对太傅公子虔施以劓刑（割鼻），惩其放纵学子，对太傅公孙贾施以黥刑（脸上刺字），惩其师道不严，把太子驷的罪责分摊到了太傅身上。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秦惠王）即位，秦宗室大多怨恨商鞅，散布商鞅出逃的谣言。太子驷听信谣言，加害商鞅以反叛的罪名，用车裂将之五马分尸。
　　商鞅共执秦政十九年，他的一系列变法举措，为140年后秦国的最后统一大业奠定了军事与经济基础，可谓功不可没。但改革的成功，却无法挽回其身死甚至族灭的命运。其他的改革如吴起变法、晁错变法，变法人都最后被杀，这是否与他们一味地相信铁血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