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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不少人首先富裕起来。比如，私营企业主群体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人数上千万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富裕显然涵盖着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因此富的人数就更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社会管理者也跃入了相当富裕的阶层。由此可见，我国的富裕人群在逐渐扩大，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由穷而富，实现了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此同时，即使连落后地区的许多人在生活上也有了一定的改善，这是事实。但是另一个事实也存在，那就是相比富人而言，绝大多数穷人在收入上的提升并不是很快，甚至出现相当数量的人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出现受损。所以，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表现在基尼系数增大(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1978年的1：2．57扩大到现在的1：3．32，有研究认为达到1：6的水平，为世界之最)。
在调查研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国社会出现着上一代的贫穷让下一代继承的趋势。也许这种情况在过去也存在，但是，在当今收入分化如此明显的时代，这种趋势似乎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穷人变富机会减少
我们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构成最高等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位于中间等级，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构成中下等级，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属于最低等级。
我们的调查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当时的改革首先让那些在计划体制中处于底层的人受益，主要是农业劳动者和城镇待业无业等人员，最明显的情况是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幅增加，比如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自中下层或最底层的社会阶层。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在80年代还有一部分来自中下等级的工人和劳动者，还占2／10。但是，到现在，中下等级的阶层成员向最高等级流动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比如个体工商户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还有机会成为私营企业主，但是现在没有多少可能性了，接近6／10的人停留在阶层内部，4／10的人向比其低的阶层流动。至于比个体工商户地位更低的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乃至失业半失业人员就更没有机会向最高等级的阶层流动，比如能有机会向最高等级阶层流动的农业劳动者不到2％。与此相反，最高等级的阶层成员基本上没有出现向底层流动的现象，而陷入底层的绝大多数来自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人员也只能在相邻的阶层之间流动。而且，底层和中下层的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明显减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成为代际继承性最稳定的阶层，与此同时，最高等级的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继承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在高层、中上等级阶层与中下层和底层之间逐渐显现出难以跨越的社会结构鸿沟。
个人创业难度大
除了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强大的惯力外，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不同的是，市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体制改革开始触及改革者自身以及优势群体的利益而难以推进，一些制度性缺陷不但没有在改革中得以消除，相反在经济发展中被一些优势群体所利用，从而在下层与上层之间构筑了许多难以超越的屏障。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意味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意味着“市场垄断”现象开始出现。所谓“市场垄断”，是指在市场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后来者难以进入先来者占据的市场空间。如何突破“市场垄断”(或者说市场饱和)，在体制上还没有任何创新。比如，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多年得不到有效解决，国家和各地没有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风险基金的支持以及其他制度性风险规避机制，银行体系还没有从机制上强有力地支持个人创业、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等等。与此同时，在生产经营和市场运营中，行政垄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农民、下岗工人甚至连大学生创业也不如短缺经济时代那么容易，个体工商户要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上学改变命运?
我们曾于2001年和2002年赴中西部农村调查，发现教育负担已经远远超过农民税费负担。西部一个非常贫困的县一直是该省的高考状元县，当地农民为了让子女考上大学，不惜举债、勒紧裤腰带。在大学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之前，当地农民虽然因孩子上大学而举了不少债，但是当子女大学毕业后，他们通常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但能在短时间内(一般为3年左右)还清父母为他(她)上大学欠下的债务，而且也能改善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的生活。从9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制度的改革，实行收费制以及自主择业制度，该县的农民很快发现，送孩子上大学，不但不能确保孩子能脱离贫穷，找到一个稳定的“金饭碗”，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有可能陷入长期的更加贫困的境地。东北某省有调查表明，农村有28．7％的高中生“害怕上大学”，因为担心让家庭负债。最近几年不断爆出农民因孩子考上大学、没有钱送孩子上学而自杀的悲惨事件，还有个别农民为自己孩子考不上大学而燃放鞭炮的“世界级”奇闻。
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也是多年备受关注却仍未有效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在专门颁布的有关农民工的文件中要求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效果并不理想，还有不少流动孩子不能享受与流入地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他们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背后涉及到公共资源配制体制问题，改革这一体制，非一日之功。因此，流动孩子的教育已经触及到作为下层的农民工能否改变他们子女的社会地位、打破代际传承、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处。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机制。如果下层阶层成员和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他们没有经济能力送孩子上大学，也无法确保他们的子女大学毕业后能找到比他们好一些的职业，那么教育不但无法改变下层成员代际地位沿袭的格局，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种消极因素，正如一些农民说的“不上学永远穷，一上学马上穷”。
“半城市化”人
就农民工来说，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中。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我们看不到有一种向上流动的机制在出现，相反，在长期的外出打工中，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增加、伤病或其他无法阻挡的因 素，而只得返回农村。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会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轻易地放弃城市而返回乡村，因为他们的外出目的、对农村的感情以及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愿意选择长期留在城市，希望实现身份的转变，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机制和条件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不能“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工作更不稳定，甚至处于非正式状态，无法获得体制的有效保护，城市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等离他们很远。他们也不可能在变动不居的工作中积累他们的资历，为他们向上流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有可能成为“半城市化”人，也就是说他们返回不了乡村，也融入不了城市，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一只脚踏进城市大门，一只脚还在城外”。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处于“孤岛状态”，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受社会歧视的状态也无法得到改变。这种“半城市化”不仅会影响这些农民工，还有可能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出现长期化、凝固化趋势。
城市社区的贫富分化
城市社区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高档富人社区，配以优质的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资源，不仅凸显了富人具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且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比如他们的子女可以享受稀少的高质量教育资源，从而在今后的教育竞争乃至职业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优势。相反，呈现衰败迹象的贫困社区也已形成，相应地也缺少优质的社会资源，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是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低收入的蓝领工人等。他们过着拮据的生活，有的人无法供孩子上学，特别是上大学；在他们的子女中，初中毕业后不继续上学而去找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往往也是低工资人群之一。在不少这样的家庭中，父母与成年孩子居住在狭小、简陋的房子中，影响到孩子找对象和结婚。由此可知，穷者的孩子在社会竞争、教育竞争、职业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相对应的是伴随城市快速扩张和工业化迅速发展而来的一大批“三无农民”，据估计在5000万人左右，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同样过着艰难的生活。这种状况也进一步决定了他们的子女无法通过教育、工作去改善他们的处境、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更没有经济能力去获得高水平的教育，他们只能在城市的底端就业市场上寻找低收入的工作，甚至有不少人找不到工作。在城市社会，让人感受最深的是，一些原本还过得去的人群在城市扩张和企业改制过程中没有获得好处，反而出现向下流动，坠落到社会底层，由此也将其子女带入了更加恶劣的社会位置，弱化了他们的竞争能力。
化解危险迫在眉睫
总之，在我国经济近30年连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发展速度的背景下，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反而向下流动，陷入了贫困状态，更凸显出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中下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大幅减少，而阶层的代际传承性随之显现。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固化，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已经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化解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是否化解成功，取决于这样几点：国家能否建立起让所有公民共享基本权益的国民待遇体系，包括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能否构建强有力的税收调节机制和财政的再分配制度，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国家能否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一套有效的制度，以增强底层、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帮助和鼓励其创业；社会是否能增强自我组织和自我协调的能力，形成多元而相互制衡的社会力量格局，从而有效地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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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
简明地说，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就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仍然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仍然是穷人。社会学在对各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提出了阶层之间的开放度概念，意指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程度，如果富人的后代仍然保持富人，而穷人的后代不能成为富人，说明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开放度，缺乏跨阶层流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比较僵化、凝固的，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活力和合理性。
[责任编辑]姜冰
在调查研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国社会出现着上一代的贫穷让下一代继承的趋势。也许这种情况在过去也存在，但是，在当今收入分化如此明显的时代，这种趋势似乎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穷人变富机会减少
我们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构成最高等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位于中间等级，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构成中下等级，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属于最低等级。
我们的调查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当时的改革首先让那些在计划体制中处于底层的人受益，主要是农业劳动者和城镇待业无业等人员，最明显的情况是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幅增加，比如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自中下层或最底层的社会阶层。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在80年代还有一部分来自中下等级的工人和劳动者，还占2／10。但是，到现在，中下等级的阶层成员向最高等级流动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比如个体工商户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还有机会成为私营企业主，但是现在没有多少可能性了，接近6／10的人停留在阶层内部，4／10的人向比其低的阶层流动。至于比个体工商户地位更低的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乃至失业半失业人员就更没有机会向最高等级的阶层流动，比如能有机会向最高等级阶层流动的农业劳动者不到2％。与此相反，最高等级的阶层成员基本上没有出现向底层流动的现象，而陷入底层的绝大多数来自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人员也只能在相邻的阶层之间流动。而且，底层和中下层的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明显减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成为代际继承性最稳定的阶层，与此同时，最高等级的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继承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在高层、中上等级阶层与中下层和底层之间逐渐显现出难以跨越的社会结构鸿沟。
个人创业难度大
除了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强大的惯力外，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不同的是，市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体制改革开始触及改革者自身以及优势群体的利益而难以推进，一些制度性缺陷不但没有在改革中得以消除，相反在经济发展中被一些优势群体所利用，从而在下层与上层之间构筑了许多难以超越的屏障。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意味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意味着“市场垄断”现象开始出现。所谓“市场垄断”，是指在市场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后来者难以进入先来者占据的市场空间。如何突破“市场垄断”(或者说市场饱和)，在体制上还没有任何创新。比如，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多年得不到有效解决，国家和各地没有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风险基金的支持以及其他制度性风险规避机制，银行体系还没有从机制上强有力地支持个人创业、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等等。与此同时，在生产经营和市场运营中，行政垄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农民、下岗工人甚至连大学生创业也不如短缺经济时代那么容易，个体工商户要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上学改变命运?
我们曾于2001年和2002年赴中西部农村调查，发现教育负担已经远远超过农民税费负担。西部一个非常贫困的县一直是该省的高考状元县，当地农民为了让子女考上大学，不惜举债、勒紧裤腰带。在大学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之前，当地农民虽然因孩子上大学而举了不少债，但是当子女大学毕业后，他们通常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但能在短时间内(一般为3年左右)还清父母为他(她)上大学欠下的债务，而且也能改善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的生活。从9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制度的改革，实行收费制以及自主择业制度，该县的农民很快发现，送孩子上大学，不但不能确保孩子能脱离贫穷，找到一个稳定的“金饭碗”，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有可能陷入长期的更加贫困的境地。东北某省有调查表明，农村有28．7％的高中生“害怕上大学”，因为担心让家庭负债。最近几年不断爆出农民因孩子考上大学、没有钱送孩子上学而自杀的悲惨事件，还有个别农民为自己孩子考不上大学而燃放鞭炮的“世界级”奇闻。
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也是多年备受关注却仍未有效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在专门颁布的有关农民工的文件中要求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效果并不理想，还有不少流动孩子不能享受与流入地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他们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背后涉及到公共资源配制体制问题，改革这一体制，非一日之功。因此，流动孩子的教育已经触及到作为下层的农民工能否改变他们子女的社会地位、打破代际传承、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处。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机制。如果下层阶层成员和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他们没有经济能力送孩子上大学，也无法确保他们的子女大学毕业后能找到比他们好一些的职业，那么教育不但无法改变下层成员代际地位沿袭的格局，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种消极因素，正如一些农民说的“不上学永远穷，一上学马上穷”。
“半城市化”人
就农民工来说，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中。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我们看不到有一种向上流动的机制在出现，相反，在长期的外出打工中，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增加、伤病或其他无法阻挡的因 素，而只得返回农村。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会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轻易地放弃城市而返回乡村，因为他们的外出目的、对农村的感情以及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愿意选择长期留在城市，希望实现身份的转变，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机制和条件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不能“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工作更不稳定，甚至处于非正式状态，无法获得体制的有效保护，城市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等离他们很远。他们也不可能在变动不居的工作中积累他们的资历，为他们向上流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有可能成为“半城市化”人，也就是说他们返回不了乡村，也融入不了城市，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一只脚踏进城市大门，一只脚还在城外”。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处于“孤岛状态”，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受社会歧视的状态也无法得到改变。这种“半城市化”不仅会影响这些农民工，还有可能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出现长期化、凝固化趋势。
城市社区的贫富分化
城市社区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高档富人社区，配以优质的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资源，不仅凸显了富人具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且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比如他们的子女可以享受稀少的高质量教育资源，从而在今后的教育竞争乃至职业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优势。相反，呈现衰败迹象的贫困社区也已形成，相应地也缺少优质的社会资源，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是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低收入的蓝领工人等。他们过着拮据的生活，有的人无法供孩子上学，特别是上大学；在他们的子女中，初中毕业后不继续上学而去找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往往也是低工资人群之一。在不少这样的家庭中，父母与成年孩子居住在狭小、简陋的房子中，影响到孩子找对象和结婚。由此可知，穷者的孩子在社会竞争、教育竞争、职业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相对应的是伴随城市快速扩张和工业化迅速发展而来的一大批“三无农民”，据估计在5000万人左右，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同样过着艰难的生活。这种状况也进一步决定了他们的子女无法通过教育、工作去改善他们的处境、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更没有经济能力去获得高水平的教育，他们只能在城市的底端就业市场上寻找低收入的工作，甚至有不少人找不到工作。在城市社会，让人感受最深的是，一些原本还过得去的人群在城市扩张和企业改制过程中没有获得好处，反而出现向下流动，坠落到社会底层，由此也将其子女带入了更加恶劣的社会位置，弱化了他们的竞争能力。
化解危险迫在眉睫
总之，在我国经济近30年连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发展速度的背景下，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反而向下流动，陷入了贫困状态，更凸显出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中下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大幅减少，而阶层的代际传承性随之显现。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固化，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已经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化解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是否化解成功，取决于这样几点：国家能否建立起让所有公民共享基本权益的国民待遇体系，包括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能否构建强有力的税收调节机制和财政的再分配制度，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国家能否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一套有效的制度，以增强底层、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帮助和鼓励其创业；社会是否能增强自我组织和自我协调的能力，形成多元而相互制衡的社会力量格局，从而有效地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知识链接
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
简明地说，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就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仍然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仍然是穷人。社会学在对各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提出了阶层之间的开放度概念，意指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程度，如果富人的后代仍然保持富人，而穷人的后代不能成为富人，说明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开放度，缺乏跨阶层流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比较僵化、凝固的，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活力和合理性。
[责任编辑]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