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推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今这三大动能都在减弱，中国长期增长趋势下行难免，城镇化成为万众期待的增长新引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能带来经济增长加速吗？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农业部门对GDP的贡献比例也在下降。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它更多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动力。
　　“城镇化将推动经济增长”观点的逻辑是，目前农村消费水平较低，如果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消费会大幅上升，并带来投资机会，继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农村人口消费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是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本。只有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与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非农业部门才能为那些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有比中国更大的城镇化空间，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它们的城镇化发展也就较慢。
　　中国未来大致存在两种城镇化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延续过去的做法，通过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吸收农村人口，但仍然不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身份和相关社会保障。
　　第二种路径是，为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就业人口提供城市居民身份和相关社会保障。
　　一切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城镇化的成果也应普惠国民。因此，按照第二种路径来设想中国的城镇化前景更为合理，但成本将是巨大的。根据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中国10-24岁的农村人口有1.45亿人，其中相当部分将向城市转移。另据测算，2011-2020年，中国城市新增人口将达9976万人。于是，共有约两亿的城市流动人口将需要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
　　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未来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中国经济整体的成本上升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向左方平移，对于经济增长不仅不会推动，反而会形成拖累作用。而在劳动力成本提高拖累经济之后，就业机会的增长也将变得更加艰难。
　　有观点认为，城镇化的资本投入可以通过债务融资解决。这实际上仍停留在过去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旧城镇化模式中，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的城镇化。诚然，较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尚存在改善余地，但全国各地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产业园区和桥梁高速并没有带来人口城镇化，反倒是“鬼城”、“空城”不断见报，被征地上楼、缺乏非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民失去生活来源后依靠政府低保度日。
　　公共财政理应覆盖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相关的大部分支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由于外部性较强，也需要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增长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才是政府为人口城镇化所需资本投入的坚实经济基础。
　　当前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已经较高，并为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铁路等诸多部门提供着隐性的信用担保，未来还计划通过“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2013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目标已从2012年的8000亿元上升到1.2万亿元，随着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留给城镇化的空间并不宽裕。
　　城镇化将注定是一个需要巨大资本投入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所带来的结果，本身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且在经济减速阶段和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资本投入的来源和方式仍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