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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2年沃伦抗议事件是美国黑人就有毒废弃物问题第一次发出的全国性抗议。它率先将环保行动与民权运动结合起来，从种族视角重新审视环境问题，一方面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提出环境种族主义的概念，另一方面直接推动科学调研，兴起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研究。沃伦抗议事件揭露了长期隐匿于美国社会的种族环境问题，促使美国环境问题走向种族化，有色人种逐步成为重要的新兴环保力量。
关键词 沃伦县，有色人種，社区环境，美国环境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2-0059-06
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以下简称北卡州）沃伦县阿夫顿社区爆发了大规模有组织的黑人游行示威行动，抗议州政府在此填埋4万多吨多氯联苯废弃物。①这一底层黑人社区的环保行动促使美国从种族视角重新审视环境问题，“它对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性意义相当于赫奇·赫奇争论对于现代环保运动，以及拉夫运河事件对于社区反毒物运动”。②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沃伦县环境危机的起因。罗伯特·布拉德、肯·盖泽和格里·瓦内克均认为主因是当地为黑人聚居区，经济贫困，政治影响微弱。③其二，抗议事件对各地区环保运动及政策法规的深远意义。艾琳·麦谷特从沃伦事件入手探讨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美国金门大学环境法期刊》于2007年推出了沃伦抗议事件爆发25周年纪念文集，详细梳理了抗议进程及其对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影响，探究其与各州环境法规等多方面的关联。④但是，既有成果很少论及沃伦抗议事件与美国环境问题种族化的关联，也未将抗议事件置于美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探究。本文拟通过考察美国有色人种的环境弱势及其抗争行动，揭示沃伦抗议事件对环境问题种族化的推动作用。
沃伦县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是该州最贫穷的县之一，也是黑人比例最高的县。该县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北卡州100县的第92位，黑人占总人口的66%，阿夫顿社区的黑人比例高达84%。⑤1978年，美国大型变压器修理企业沃德变压器公司沿北卡州公路非法倾倒了约3万加仑多氯联苯废液，污染近390千米公路沿线的土壤，某些地段的多氯联苯浓度超过污染标准200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多氯联苯非法倾倒事件。⑥次年，北卡州政府决定将废弃物集中填埋在阿夫顿社区，引发沃伦县强烈反对。白人主导的沃伦县政府妥协后爆发了黑人领导的1982年沃伦抗议事件。
沃伦县黑人民众不满州政府在他们的社区填埋多氯联苯废弃物，对县政府的妥协非常失望，事态濒临失控。据估算，将废弃物运至州外填埋场需685万美元，而州内集中填埋仅需250万美元。北卡州州长詹姆斯·亨特决定采用较便宜的方案，并在民众尚未警觉时迅速购买了阿夫顿社区的一处私人农场。①白人主导的沃伦县政府和关注多氯联苯协会沃伦市民（Warren County Citizens Concerned About PCBs）率先利用听证会、法律诉讼等手段质疑阿夫顿选址的安全性，指出阿夫顿社区距离地下水位仅4米，黏土吸附能力低，不符合修建有毒废弃物填埋场相关规定，提议将废弃物运往州外的埃梅尔填埋场。②然而，州政府坚称先进的设计将确保填埋场零渗漏，人口密度低、符合环境标准及土地可利用的阿夫顿社区是北卡州最安全、最经济的选择。县政府在州政府做出完善设计方案、不会在此发展废弃物处理工业的让步后，与其达成庭外和解。③当地黑人民众囿于知识水平限制，对多氯联苯的危害一无所知，缺席了早期抗议行动。④然而，州政府的决策与县政府的妥协令他们深感不安，黑人民众的暴力倾向和极端情绪日益增长，不断有人宣称：“不会让任何人来这里毁掉我的生活。如果我不得不拿起枪，我将射向第一辆卡车。”⑤
20世纪80年代初，沃伦县黑人民权组织努力引导民众从种族视角进行环境抗争，尝试援引民权法案阻止修建填埋场。历经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沃伦分部、科利泉浸信会等黑人民权组织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意识到沃伦县被选为北卡州首个有毒废弃物填埋场是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没有人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大惊小怪”。⑥威胁沃伦民众健康的不只是多氯联苯导致的环境污染，还有种族歧视造就的不合理的环境压迫。1982年，美国环保局局长安妮·戈萨奇为北卡州拨款254万美元修建多氯联苯填埋场。当地民权组织认为此举违反了民权法案第六款，即接受联邦资助的公用设施不得含有种族歧视，他们以此起诉戈萨奇。然而，县政府在之前的诉讼中没有提及种族歧视，法院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用地点，因此认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证据证明种族成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于8月10日宣布种族歧视的指控不成立。⑦法院的判决消除了最后的障碍，亨特州长宣布将于次月15日正式开始填埋。
法律手段失败后，当地民权组织认为，公民的不服从将是唯一有可能阻止填埋多氯联苯的方法。他们为此提前召开示威游行策划会议，组织居民演习，邀请民权领袖，同时联络新闻媒体，宣称将横卧公路中央。9月15日，超过125名示威者在科利泉浸信会教堂集合，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3千米外的填埋场进发，60名配备防暴装备的北卡州公路巡警严阵以待。当10辆满载废弃物的卡车行进至填埋场附近时，抗议者或横卧或坐在马路中央，用身体封锁通道，沃伦抗议全面爆发。⑧此后，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执行董事本杰明·查维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主席约瑟夫·洛厄里，种族平等委员会前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国会黑人议员团主席沃特·方特罗伊等众多黑人民权领袖陆续参与抗议行动，他们如同20世纪60年代一样游行示威、集会静坐、演讲吟唱，利用曾经的抗议策略来维护黑人的环境平等权益。亨特州长指责这些“外来煽动者”危及北卡州安全，示威者反击称：“我们并不像亨特想象的那样愚蠢。”⑨
基于当地民权组织的统筹策划和诸多民权领袖带来的舆论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新闻媒体积极了解抗议民众、民权领袖、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方力量的不同反应，持续刊发了大量前沿报道。合众国际社详细报道了美国环保局危险废弃物实施计划负责人威廉·圣胡尔在科利泉浸信会教堂前的演讲，圣胡尔表示修建填埋场的决定是基于“希望，不是工程设计，也不是科学”，完全是政治需要。①《CBS晚间新闻》播放了黑人女童被逮捕哭泣的画面，她说自己不害怕去监狱，但不想让父母和社区居民得癌症。②示威者毅然用身体阻挡卡车，惊恐的女童为她的社区哭泣，多名民权领袖示威被捕等各类新闻、照片与视频直观而震撼，沃伦县应对健康威胁的底层环保行动迅速引发全美关注。 抗议事件未能阻止填埋场修建，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州政府再次让步。10月8日，在不停止填埋的前提下，亨特州长承诺将在技术可行时无害化处理多氯联苯废弃物，支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沃伦县填埋更多的有毒废弃物，持续监测填埋场5千米半径范围内的所有水井。③10月底，填埋工作基本完成，州政府总计动用7097车次载重6吨的卡车，运输4万多吨废弃物，以妨碍交通的名义先后逮捕523名抗议者。北卡州兩大主流环保组织，即北卡罗来纳州保护委员会和塞拉俱乐部北卡州分部，曾关注多氯联苯对沃伦县的潜在威胁，但没有参与抗议行动，他们认为环境法规能为每位公民降低环境风险，追求公平无助于环保。④
美国环保运动历史性地与中上层白人相关联，关注荒野与自然。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大规模化学工业的发展及有毒废弃物的增加，有色人种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由此引发的健康和环境问题频发。沃伦抗议事件促使有色人种从种族视角重新思考环境问题，掀起了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的舆论热议与科学调研，种族环境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伴随新闻媒体对抗议事件持续报道，关于种族环境问题的讨论日渐升温。1982年，本杰明·查维斯在试图描述社区环境问题时，结合沃伦抗议事件的经验，首次提出环境种族主义概念：“环境政策制定、环境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包括故意针对有色人种的有毒废弃物设施选址，官方机构默许威胁健康的有毒物质存在于有色人种社区以及环保运动领导者中一贯拒绝有色人民参与的历史。”⑤1983年至1984年，美国城市环境会议将研讨主题相继定为“拿回我们的健康：鉴于有毒物质对有色人种社区的生存威胁”，“里根、有毒物质与有色人种”，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会上表示有色人种受到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有毒物质威胁，他们往往从事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居住在污染最严重的社区。⑥社区环境问题关系着有色人种的切身利益，环境种族主义概念成为强有力的舆论动员工具，激发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反环境种族主义的声音萦绕“在城市边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谷，在路易斯安那癌症小巷，在美洲土著人保留地，在贫困国家的村庄”。⑦
有色人种还指责主流环保组织漠视社区环境问题，存在环境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20世纪中后期的有毒废弃物污染已严重威胁有色人种生存环境，但主流环保组织表示这是“社区健康问题，而非环境问题”，⑧对此置身事外。黑人学者维克多·刘易斯指出：“白人活动家自发地认同臭氧层、山羊或加州秃鹰所面临的威胁，却在面对种族主义威胁人类环境时，处于恐惧、内疚、绝望或其他情况退缩了。”⑨印第安环保主义者威诺娜·拉杜克表示：“我们不仅需要巨嘴鸟和美洲虎的栖息地，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居住区。”⑩事实上，主流环保组织很少吸纳有色人种，直到1990年，奥杜邦协会的315名工作人员中只有3名黑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14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有色人种，塞拉俱乐部的250名员工中仅有1名拉美裔，地球之友的40名员工中仅有5名有色人种。①主流环保主义者与有色人种环保主义者在动机、方式和视角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前者通常出于审美、娱乐和生物学考虑，依靠诉讼、立法、游说等合法手段，主张保护自然而非公共健康;后者则为他们的生命健康、社区家园抗争，倾向采用示威游行、静坐集会等直接对抗的方式，带有社会正义取向。
随着抗议事件的发酵，美国审计局、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等相继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1982年，沃特·方特罗伊因参与抗议事件被捕，成为第一位在示威游行中被逮捕的国会议员。②这促使他强烈要求美国审计局调研种族与环境风险的相关性。美国审计局为此调查了东南部四处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及周边社区种族、经济状况，发布了1983年《有毒废弃物填埋场选址与相邻社区种族、经济地位相关性报告》（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三处有毒废弃物设施周围的居民以黑人为主;四处设施周围26%～40%的居民处在贫困线之下，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黑人。③实际上，黑人仅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2%～30%，该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低至14%～19%。④尽管《报告》所选有毒废弃物设施不具备普遍性，也未能确认所选设施是否对周边居民构成健康威胁，但它意味着有色人种社区环保行动已引发联邦政府关注，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得到政府层面的初步确认。
抗议事件结束后，本杰明·查维斯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推进未来的抗争，很大程度上依赖获得及时可靠的信息。”⑤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在他的支持下首次以人口统计学模式综合分析了全美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于1987年发布了《美国有毒废弃物与种族：关于有害垃圾处理设施所在社区的种族和社会经济性质的全国性报告》。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种族因素成为影响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的最重要变量;全美最大五处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中有三处位于黑人或拉美裔社区，这三处设施占全国处理总量的40%;60%的黑人、拉美裔，50%的亚裔、太平洋岛民以及46%的印第安人居住生活在无人管理的有毒废弃物场地周边。⑥这份报告确认了种族是美国有毒废弃物设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揭露了环境种族主义普遍存在的事实。美国公众健康协会前主席维克多·赛德尔赞扬它“为探讨有毒废弃物和有色人种社区选择性健康风险做出卓越贡献”。⑦此外，美国学界也展开了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从有毒物质排放、儿童铅中毒、职业危害、铀矿污染以及不平等执行等领域印证了有色人种的环境困境。
综上，在沃伦抗议事件爆发演变过程中，抗议行动触发了有色人种对社区环境问题的警觉，种族环境问题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色人种赢得了环境话语权，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则为社区环保行动提供了数据支撑和道义支持。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揭露了有色人种承受的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推动美国将环境问题的侧重点转向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群体。南加州大学教授劳拉·普利多表示：“环境种族主义架构的发展和部署让有色人种的社区环境问题得到空前未有的关注。”⑧ 一场看似失败的底层黑人社区环保行动，揭露了长期隐匿于美国社会的种族环境问题，有色人种被视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美国环境问题的焦点走向种族化。在此背景下，有色人种诉求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逐步成为重要的新兴环保力量。
沃伦抗议事件绝非偶然孤例。自北美殖民地开拓以来，种族主义者逐步确立了白人至上的地位，他们设定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的肤色、身体及行为均比白人肮脏，白人身份代表着洁净。①奴隶制的废除和民权法案的颁布并未使有色人种获得真正的平等。白人往往抵制有色人种入住其社区，担忧他们的到来将提升犯罪率，扰乱生活秩序，降低房产价值。民调显示，1978年仅28%的白人愿意居住黑人过半的社区，1980年40%的白人愿意投票支持一项全美范围的法律，即“房主不能因种族或肤色拒绝交易”。②1984年，加利福尼亚州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建议垃圾焚化炉修建在阻力最小的社区，如偏远、贫困、受教育程度低、信奉天主教以及居民主要从事采矿、伐木、农业等，③此举将废弃物设施选址瞄准了当地拉美裔社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住宅隔离的现实对有毒废弃物的空间分布产生重大影响：中上层白人利用政治、经济实力将污染源阻隔在他们的家园之外，位置偏远、地价低廉、政治影响力微弱的有色人种社区成为处置有毒废弃物的目标。有色人种对此深恶痛疾，但他们的环境抗争在很长时间里是“隐形的”“无声的”。④沃伦抗议事件第一次引发了全美民众对有色人种环境弱势处境的关注。
随着环境种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和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研究的深入，有色人种被视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美國环境问题走向种族化。有色人种环保主义者认为环境种族主义概念始于沃伦抗议事件，但其行为可追溯至第一个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看待环境、土地的意识形态差异，“这是一项直接冲突，当殖民者来到这里时，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土地只能供剥削开发之用”。⑤环境正义之父罗伯特·布拉德认为，美国存在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影响土地开发、工业设施选址、环境法规执行以及有色人种居住地，有色人种社区沦为“人类牺牲区”。种族因素成为环境非正义状况产生的根源，“美国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之上，包括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手中偷走的‘自由土地’，严酷压榨黑奴得来的‘自由劳动力’以及富裕白人组成的‘自由人民’”。⑥有色人种社区往往紧邻各类污染设施，而他们应对此类环境问题的政治、法律、科学、媒体等资源最少。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始终萦绕着有色人种：童年时，他们在家中面临铅中毒、化学或辐射暴露的高风险，这也部分反映了其父母恶劣的工作环境;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社区遭遇着有毒废弃物、焚化炉、非法填埋场等带来的环境污染;成年后，他们可能一生被困在失业率高、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这些对健康的威胁将因缺乏卫生护理和收入保障再度扩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种族环境问题的凸显，有色人种努力寻求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迅速成为新兴环保力量。沃伦抗议事件后，有色人种逐步觉醒，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社区环境问题。1990年，有色人种环保组织致信批评主流环保组织，声明“种族主义和环保运动的‘白肤色’成为阿基琉斯之踵”，要求他们关注社区环境问题，将有色人种雇员比例提升到35%～40%。⑦1991年，第一届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顺利召开，300余名社区环保领导人参会。峰会不仅把环境重新定义为生活、工作、娱乐的地方，将环保议题从社区有毒废弃物污染拓展至核能开发、军事、交通运输、日常生活及职业场所等多个领域，而且提出了“不在任何人的后院”的主张，不再单纯追求以环境风险转移的方式抵制公共设施在本地选址，转而要求平等享有环境权益，恰当分担环境风险，还通过了环境正义17条原则，为未来环境抗争提供行动指南。⑧《有色人种环保组织名录》登记在册的组织从1992年的205个增至1994年的300余个。①分散各地的社区环保组织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西南环境与经济正义行动网络、土著环境行动网络、亚太环境行动网络、全国黑人环境正义行动网络等种族性环保联盟。他们不断强化社区抵抗力、吸纳新的底层组织，以多种方式在不同的社区中共享信息，联合各类民权组织、劳工组织，共同识别、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在反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兴起。
此后，主流环保组织及联邦政府积极回应了他们的环保诉求。1991年，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迈克尔·菲舍尔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执行董事约翰·亚当斯出席了首届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认真探讨与社区环保组织合作的可能性。1992年，菲舍尔在塞拉俱乐部百年庆典上表示，希望有色人种“友好接管”俱乐部，争取环境正义必将成为俱乐部的主要目标。②奥杜邦协会、荒野协会、全国野生动物联盟等主流环保组织也表态愿与社区环保组织合作，为其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小额赠款等。③美国环保局不仅发布了1992年《环境平等：减少所有社区的风险》的报告，调查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健康、社会经济以及有毒物质接触状况，重新审查环保局的项目、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程序，④而且相继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环境正义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将环境正义问题纳入长期规划和管理之中。1992年，克林顿总统任命本杰明·查维斯和罗伯特·布拉德为总统过渡团队自然资源与环境小组成员，这使得有色人种代表能直接参与政府环境决策。⑤两年后，克林顿签署12898号行政命令，即《在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中解决环境正义的联邦行动》，要求联邦机构在切实可行和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识别和适当解决其项目、政策和行动对有色人种及低收入群体的人身健康或环境造成的影响，将实现环境正义作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⑥历经十余年的抗争，有色人种的环保诉求得到了主流环保组织的支持，纳入政府环境决策之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色人种社区环保行动是民权运动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沃伦抗议事件推进的环境问题种族化使得有色人种环境弱势处境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不仅激发了有色人种捍卫环境平等权益的强烈渴望，拓展了美国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还迫使政府及主流环保组织关注他们的环境困境，反思以往环保运动对公平正义的忽视。然而，将环境完全种族化割裂了有色人种与白人的联系，忽视了底层白人也面临环境威胁的事实，并非彻底地解决之道。20世纪90年代，有色人种的反环境种族主义行动逐步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正义抗争。1994年，沃伦县填埋场出现渗漏危机，当地民众拒绝转移废弃物，最终在黑人与白人、民众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于2003年就地无害化处理多氯联苯废弃物，顺利解决环境危机。⑦如何应对愈来愈高的环境风险，依然是美国底层民众面临的严峻问题。
【作者简介】刘鹏娇，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环境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关键词 沃伦县，有色人種，社区环境，美国环境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2-0059-06
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以下简称北卡州）沃伦县阿夫顿社区爆发了大规模有组织的黑人游行示威行动，抗议州政府在此填埋4万多吨多氯联苯废弃物。①这一底层黑人社区的环保行动促使美国从种族视角重新审视环境问题，“它对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性意义相当于赫奇·赫奇争论对于现代环保运动，以及拉夫运河事件对于社区反毒物运动”。②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沃伦县环境危机的起因。罗伯特·布拉德、肯·盖泽和格里·瓦内克均认为主因是当地为黑人聚居区，经济贫困，政治影响微弱。③其二，抗议事件对各地区环保运动及政策法规的深远意义。艾琳·麦谷特从沃伦事件入手探讨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美国金门大学环境法期刊》于2007年推出了沃伦抗议事件爆发25周年纪念文集，详细梳理了抗议进程及其对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影响，探究其与各州环境法规等多方面的关联。④但是，既有成果很少论及沃伦抗议事件与美国环境问题种族化的关联，也未将抗议事件置于美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探究。本文拟通过考察美国有色人种的环境弱势及其抗争行动，揭示沃伦抗议事件对环境问题种族化的推动作用。
沃伦县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是该州最贫穷的县之一，也是黑人比例最高的县。该县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北卡州100县的第92位，黑人占总人口的66%，阿夫顿社区的黑人比例高达84%。⑤1978年，美国大型变压器修理企业沃德变压器公司沿北卡州公路非法倾倒了约3万加仑多氯联苯废液，污染近390千米公路沿线的土壤，某些地段的多氯联苯浓度超过污染标准200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多氯联苯非法倾倒事件。⑥次年，北卡州政府决定将废弃物集中填埋在阿夫顿社区，引发沃伦县强烈反对。白人主导的沃伦县政府妥协后爆发了黑人领导的1982年沃伦抗议事件。
沃伦县黑人民众不满州政府在他们的社区填埋多氯联苯废弃物，对县政府的妥协非常失望，事态濒临失控。据估算，将废弃物运至州外填埋场需685万美元，而州内集中填埋仅需250万美元。北卡州州长詹姆斯·亨特决定采用较便宜的方案，并在民众尚未警觉时迅速购买了阿夫顿社区的一处私人农场。①白人主导的沃伦县政府和关注多氯联苯协会沃伦市民（Warren County Citizens Concerned About PCBs）率先利用听证会、法律诉讼等手段质疑阿夫顿选址的安全性，指出阿夫顿社区距离地下水位仅4米，黏土吸附能力低，不符合修建有毒废弃物填埋场相关规定，提议将废弃物运往州外的埃梅尔填埋场。②然而，州政府坚称先进的设计将确保填埋场零渗漏，人口密度低、符合环境标准及土地可利用的阿夫顿社区是北卡州最安全、最经济的选择。县政府在州政府做出完善设计方案、不会在此发展废弃物处理工业的让步后，与其达成庭外和解。③当地黑人民众囿于知识水平限制，对多氯联苯的危害一无所知，缺席了早期抗议行动。④然而，州政府的决策与县政府的妥协令他们深感不安，黑人民众的暴力倾向和极端情绪日益增长，不断有人宣称：“不会让任何人来这里毁掉我的生活。如果我不得不拿起枪，我将射向第一辆卡车。”⑤
20世纪80年代初，沃伦县黑人民权组织努力引导民众从种族视角进行环境抗争，尝试援引民权法案阻止修建填埋场。历经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沃伦分部、科利泉浸信会等黑人民权组织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意识到沃伦县被选为北卡州首个有毒废弃物填埋场是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没有人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大惊小怪”。⑥威胁沃伦民众健康的不只是多氯联苯导致的环境污染，还有种族歧视造就的不合理的环境压迫。1982年，美国环保局局长安妮·戈萨奇为北卡州拨款254万美元修建多氯联苯填埋场。当地民权组织认为此举违反了民权法案第六款，即接受联邦资助的公用设施不得含有种族歧视，他们以此起诉戈萨奇。然而，县政府在之前的诉讼中没有提及种族歧视，法院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用地点，因此认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证据证明种族成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于8月10日宣布种族歧视的指控不成立。⑦法院的判决消除了最后的障碍，亨特州长宣布将于次月15日正式开始填埋。
法律手段失败后，当地民权组织认为，公民的不服从将是唯一有可能阻止填埋多氯联苯的方法。他们为此提前召开示威游行策划会议，组织居民演习，邀请民权领袖，同时联络新闻媒体，宣称将横卧公路中央。9月15日，超过125名示威者在科利泉浸信会教堂集合，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3千米外的填埋场进发，60名配备防暴装备的北卡州公路巡警严阵以待。当10辆满载废弃物的卡车行进至填埋场附近时，抗议者或横卧或坐在马路中央，用身体封锁通道，沃伦抗议全面爆发。⑧此后，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执行董事本杰明·查维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主席约瑟夫·洛厄里，种族平等委员会前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国会黑人议员团主席沃特·方特罗伊等众多黑人民权领袖陆续参与抗议行动，他们如同20世纪60年代一样游行示威、集会静坐、演讲吟唱，利用曾经的抗议策略来维护黑人的环境平等权益。亨特州长指责这些“外来煽动者”危及北卡州安全，示威者反击称：“我们并不像亨特想象的那样愚蠢。”⑨
基于当地民权组织的统筹策划和诸多民权领袖带来的舆论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新闻媒体积极了解抗议民众、民权领袖、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方力量的不同反应，持续刊发了大量前沿报道。合众国际社详细报道了美国环保局危险废弃物实施计划负责人威廉·圣胡尔在科利泉浸信会教堂前的演讲，圣胡尔表示修建填埋场的决定是基于“希望，不是工程设计，也不是科学”，完全是政治需要。①《CBS晚间新闻》播放了黑人女童被逮捕哭泣的画面，她说自己不害怕去监狱，但不想让父母和社区居民得癌症。②示威者毅然用身体阻挡卡车，惊恐的女童为她的社区哭泣，多名民权领袖示威被捕等各类新闻、照片与视频直观而震撼，沃伦县应对健康威胁的底层环保行动迅速引发全美关注。 抗议事件未能阻止填埋场修建，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州政府再次让步。10月8日，在不停止填埋的前提下，亨特州长承诺将在技术可行时无害化处理多氯联苯废弃物，支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沃伦县填埋更多的有毒废弃物，持续监测填埋场5千米半径范围内的所有水井。③10月底，填埋工作基本完成，州政府总计动用7097车次载重6吨的卡车，运输4万多吨废弃物，以妨碍交通的名义先后逮捕523名抗议者。北卡州兩大主流环保组织，即北卡罗来纳州保护委员会和塞拉俱乐部北卡州分部，曾关注多氯联苯对沃伦县的潜在威胁，但没有参与抗议行动，他们认为环境法规能为每位公民降低环境风险，追求公平无助于环保。④
美国环保运动历史性地与中上层白人相关联，关注荒野与自然。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大规模化学工业的发展及有毒废弃物的增加，有色人种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由此引发的健康和环境问题频发。沃伦抗议事件促使有色人种从种族视角重新思考环境问题，掀起了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的舆论热议与科学调研，种族环境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伴随新闻媒体对抗议事件持续报道，关于种族环境问题的讨论日渐升温。1982年，本杰明·查维斯在试图描述社区环境问题时，结合沃伦抗议事件的经验，首次提出环境种族主义概念：“环境政策制定、环境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包括故意针对有色人种的有毒废弃物设施选址，官方机构默许威胁健康的有毒物质存在于有色人种社区以及环保运动领导者中一贯拒绝有色人民参与的历史。”⑤1983年至1984年，美国城市环境会议将研讨主题相继定为“拿回我们的健康：鉴于有毒物质对有色人种社区的生存威胁”，“里根、有毒物质与有色人种”，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会上表示有色人种受到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有毒物质威胁，他们往往从事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居住在污染最严重的社区。⑥社区环境问题关系着有色人种的切身利益，环境种族主义概念成为强有力的舆论动员工具，激发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反环境种族主义的声音萦绕“在城市边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谷，在路易斯安那癌症小巷，在美洲土著人保留地，在贫困国家的村庄”。⑦
有色人种还指责主流环保组织漠视社区环境问题，存在环境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20世纪中后期的有毒废弃物污染已严重威胁有色人种生存环境，但主流环保组织表示这是“社区健康问题，而非环境问题”，⑧对此置身事外。黑人学者维克多·刘易斯指出：“白人活动家自发地认同臭氧层、山羊或加州秃鹰所面临的威胁，却在面对种族主义威胁人类环境时，处于恐惧、内疚、绝望或其他情况退缩了。”⑨印第安环保主义者威诺娜·拉杜克表示：“我们不仅需要巨嘴鸟和美洲虎的栖息地，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居住区。”⑩事实上，主流环保组织很少吸纳有色人种，直到1990年，奥杜邦协会的315名工作人员中只有3名黑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14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有色人种，塞拉俱乐部的250名员工中仅有1名拉美裔，地球之友的40名员工中仅有5名有色人种。①主流环保主义者与有色人种环保主义者在动机、方式和视角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前者通常出于审美、娱乐和生物学考虑，依靠诉讼、立法、游说等合法手段，主张保护自然而非公共健康;后者则为他们的生命健康、社区家园抗争，倾向采用示威游行、静坐集会等直接对抗的方式，带有社会正义取向。
随着抗议事件的发酵，美国审计局、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等相继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1982年，沃特·方特罗伊因参与抗议事件被捕，成为第一位在示威游行中被逮捕的国会议员。②这促使他强烈要求美国审计局调研种族与环境风险的相关性。美国审计局为此调查了东南部四处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及周边社区种族、经济状况，发布了1983年《有毒废弃物填埋场选址与相邻社区种族、经济地位相关性报告》（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三处有毒废弃物设施周围的居民以黑人为主;四处设施周围26%～40%的居民处在贫困线之下，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黑人。③实际上，黑人仅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2%～30%，该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低至14%～19%。④尽管《报告》所选有毒废弃物设施不具备普遍性，也未能确认所选设施是否对周边居民构成健康威胁，但它意味着有色人种社区环保行动已引发联邦政府关注，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得到政府层面的初步确认。
抗议事件结束后，本杰明·查维斯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推进未来的抗争，很大程度上依赖获得及时可靠的信息。”⑤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在他的支持下首次以人口统计学模式综合分析了全美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于1987年发布了《美国有毒废弃物与种族：关于有害垃圾处理设施所在社区的种族和社会经济性质的全国性报告》。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种族因素成为影响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位置的最重要变量;全美最大五处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中有三处位于黑人或拉美裔社区，这三处设施占全国处理总量的40%;60%的黑人、拉美裔，50%的亚裔、太平洋岛民以及46%的印第安人居住生活在无人管理的有毒废弃物场地周边。⑥这份报告确认了种族是美国有毒废弃物设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揭露了环境种族主义普遍存在的事实。美国公众健康协会前主席维克多·赛德尔赞扬它“为探讨有毒废弃物和有色人种社区选择性健康风险做出卓越贡献”。⑦此外，美国学界也展开了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从有毒物质排放、儿童铅中毒、职业危害、铀矿污染以及不平等执行等领域印证了有色人种的环境困境。
综上，在沃伦抗议事件爆发演变过程中，抗议行动触发了有色人种对社区环境问题的警觉，种族环境问题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色人种赢得了环境话语权，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调查则为社区环保行动提供了数据支撑和道义支持。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揭露了有色人种承受的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推动美国将环境问题的侧重点转向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群体。南加州大学教授劳拉·普利多表示：“环境种族主义架构的发展和部署让有色人种的社区环境问题得到空前未有的关注。”⑧ 一场看似失败的底层黑人社区环保行动，揭露了长期隐匿于美国社会的种族环境问题，有色人种被视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美国环境问题的焦点走向种族化。在此背景下，有色人种诉求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逐步成为重要的新兴环保力量。
沃伦抗议事件绝非偶然孤例。自北美殖民地开拓以来，种族主义者逐步确立了白人至上的地位，他们设定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的肤色、身体及行为均比白人肮脏，白人身份代表着洁净。①奴隶制的废除和民权法案的颁布并未使有色人种获得真正的平等。白人往往抵制有色人种入住其社区，担忧他们的到来将提升犯罪率，扰乱生活秩序，降低房产价值。民调显示，1978年仅28%的白人愿意居住黑人过半的社区，1980年40%的白人愿意投票支持一项全美范围的法律，即“房主不能因种族或肤色拒绝交易”。②1984年，加利福尼亚州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建议垃圾焚化炉修建在阻力最小的社区，如偏远、贫困、受教育程度低、信奉天主教以及居民主要从事采矿、伐木、农业等，③此举将废弃物设施选址瞄准了当地拉美裔社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住宅隔离的现实对有毒废弃物的空间分布产生重大影响：中上层白人利用政治、经济实力将污染源阻隔在他们的家园之外，位置偏远、地价低廉、政治影响力微弱的有色人种社区成为处置有毒废弃物的目标。有色人种对此深恶痛疾，但他们的环境抗争在很长时间里是“隐形的”“无声的”。④沃伦抗议事件第一次引发了全美民众对有色人种环境弱势处境的关注。
随着环境种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和种族与环境风险相关性研究的深入，有色人种被视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美國环境问题走向种族化。有色人种环保主义者认为环境种族主义概念始于沃伦抗议事件，但其行为可追溯至第一个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看待环境、土地的意识形态差异，“这是一项直接冲突，当殖民者来到这里时，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土地只能供剥削开发之用”。⑤环境正义之父罗伯特·布拉德认为，美国存在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影响土地开发、工业设施选址、环境法规执行以及有色人种居住地，有色人种社区沦为“人类牺牲区”。种族因素成为环境非正义状况产生的根源，“美国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之上，包括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手中偷走的‘自由土地’，严酷压榨黑奴得来的‘自由劳动力’以及富裕白人组成的‘自由人民’”。⑥有色人种社区往往紧邻各类污染设施，而他们应对此类环境问题的政治、法律、科学、媒体等资源最少。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始终萦绕着有色人种：童年时，他们在家中面临铅中毒、化学或辐射暴露的高风险，这也部分反映了其父母恶劣的工作环境;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社区遭遇着有毒废弃物、焚化炉、非法填埋场等带来的环境污染;成年后，他们可能一生被困在失业率高、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这些对健康的威胁将因缺乏卫生护理和收入保障再度扩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种族环境问题的凸显，有色人种努力寻求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迅速成为新兴环保力量。沃伦抗议事件后，有色人种逐步觉醒，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社区环境问题。1990年，有色人种环保组织致信批评主流环保组织，声明“种族主义和环保运动的‘白肤色’成为阿基琉斯之踵”，要求他们关注社区环境问题，将有色人种雇员比例提升到35%～40%。⑦1991年，第一届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顺利召开，300余名社区环保领导人参会。峰会不仅把环境重新定义为生活、工作、娱乐的地方，将环保议题从社区有毒废弃物污染拓展至核能开发、军事、交通运输、日常生活及职业场所等多个领域，而且提出了“不在任何人的后院”的主张，不再单纯追求以环境风险转移的方式抵制公共设施在本地选址，转而要求平等享有环境权益，恰当分担环境风险，还通过了环境正义17条原则，为未来环境抗争提供行动指南。⑧《有色人种环保组织名录》登记在册的组织从1992年的205个增至1994年的300余个。①分散各地的社区环保组织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西南环境与经济正义行动网络、土著环境行动网络、亚太环境行动网络、全国黑人环境正义行动网络等种族性环保联盟。他们不断强化社区抵抗力、吸纳新的底层组织，以多种方式在不同的社区中共享信息，联合各类民权组织、劳工组织，共同识别、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在反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兴起。
此后，主流环保组织及联邦政府积极回应了他们的环保诉求。1991年，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迈克尔·菲舍尔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执行董事约翰·亚当斯出席了首届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认真探讨与社区环保组织合作的可能性。1992年，菲舍尔在塞拉俱乐部百年庆典上表示，希望有色人种“友好接管”俱乐部，争取环境正义必将成为俱乐部的主要目标。②奥杜邦协会、荒野协会、全国野生动物联盟等主流环保组织也表态愿与社区环保组织合作，为其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小额赠款等。③美国环保局不仅发布了1992年《环境平等：减少所有社区的风险》的报告，调查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健康、社会经济以及有毒物质接触状况，重新审查环保局的项目、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程序，④而且相继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环境正义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将环境正义问题纳入长期规划和管理之中。1992年，克林顿总统任命本杰明·查维斯和罗伯特·布拉德为总统过渡团队自然资源与环境小组成员，这使得有色人种代表能直接参与政府环境决策。⑤两年后，克林顿签署12898号行政命令，即《在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中解决环境正义的联邦行动》，要求联邦机构在切实可行和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识别和适当解决其项目、政策和行动对有色人种及低收入群体的人身健康或环境造成的影响，将实现环境正义作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⑥历经十余年的抗争，有色人种的环保诉求得到了主流环保组织的支持，纳入政府环境决策之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色人种社区环保行动是民权运动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沃伦抗议事件推进的环境问题种族化使得有色人种环境弱势处境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不仅激发了有色人种捍卫环境平等权益的强烈渴望，拓展了美国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还迫使政府及主流环保组织关注他们的环境困境，反思以往环保运动对公平正义的忽视。然而，将环境完全种族化割裂了有色人种与白人的联系，忽视了底层白人也面临环境威胁的事实，并非彻底地解决之道。20世纪90年代，有色人种的反环境种族主义行动逐步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正义抗争。1994年，沃伦县填埋场出现渗漏危机，当地民众拒绝转移废弃物，最终在黑人与白人、民众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于2003年就地无害化处理多氯联苯废弃物，顺利解决环境危机。⑦如何应对愈来愈高的环境风险，依然是美国底层民众面临的严峻问题。
【作者简介】刘鹏娇，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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