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心物外与游心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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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苏轼作为文学创造的主体,在其文学创造时显现出“游心物外”和“游心物内”的双重特征。本文将就这两方面具体论述,并分析其特征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文学创造;苏轼;游心物外;游心物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文学创造的主体指的是处于文学生产活动中并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人,即自由自觉的创造者。[1]很显然,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他本人就是创作主体。而他作为主体在创作同时具有“游心物外”与“游心物内”这两个特征。
  一、游心物外
  苏轼在其《超然台记》中写到:“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说的就是外物易蒙蔽人,若“游于物内”局限于事物之中,就很难跳脱出世俗的观念,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和自由。苏轼的审美理想具有一种超越性,他认为我们只有摆脱世俗功利的羁绊,才能发现事物真正的美。
  正因如此,苏轼的“游心物外”之说,倡导审美主体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对周围的事物进行一种审美体验,超然于现实之功利。例如他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2]
  这首词是苏轼在去汝州做团练副使的途中经过泗州时所做。此时正值冬季一家二十余口人因饥寒交迫不能继续前行,只能在此暂住。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苏东坡仍能做出如此清丽、明朗之词,就是因为他有一颗“游于物外”之心,不以世俗之苦为苦。冬日的“细雨斜风”在作者看来只是“作小寒”;雨后初晴,纵然是淡淡的雾霭和稀疏的柳枝仍使河滩明媚可爱。“雪沫乳花”“蓼茸蒿笋”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清茶野菜在作者笔下显得如此雅致脱俗,真乃人间美味。
  身处世俗功利漩涡中的人很难将身边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只有作为旁观者,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发现他们的独特之美。苏轼有一组《浣溪沙》(《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檾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是描写农村之景的。苏东坡以清新淡雅的笔触描绘了仲夏时节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簌簌衣巾落枣花”[3]在作者的眼中,村外的层层麻叶因雨的滋润而泛着光泽,村内处处飘散着煮茧的清香;雨后太阳照在桑麻上发出耀眼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蒿艾的香气;枣花簌簌地落满了衣巾,一切是那么的静谧美好。然作者毕竟是站在文人雅士和官吏的立场上来看的,在每天必须辛苦劳作以维持生计的农民眼中,生活或许并不那么美好。
  又如其在《书黄州古编钟》写道“黄州西北百余里有欧阳院。院僧蓄一古编钟,云得之耕者。发其地,获四钟,别破其二,一为铸铜者取去,独一在此耳。其声空笼,然颇有古意,虽不见韶濩之音,犹可想见其仿佛也。”[4]苏轼政治失意,被贬黄州,却仍有闲情雅致去欣赏古编钟之美,发现其中的“古意”。而一般人在悲伤失意之时很难感受到身边的美,更别说注意到那些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事物了。这是因为苏东坡能超越自我,想象“身非我有”,不让自己的个人心情去影响自己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东坡以一种“闲人”的心境,超越自我,抛却个人得失,纯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待审美对象,从而用文字创造出一个个美的形象。
  二、游心物内
  虽然苏轼提倡“游心物外”,超越现实功利去进行审美体验,但人活于世,想要真正做到超脱是很不容易的,苏轼亦是如此。苏轼在谪居黄州定慧院时曾做过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5]
  在这首词中苏轼以孤鸿自喻,“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人借此表达了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态度。通读全词我们不难发现其反映了苏东坡怀才不遇、政治失意的孤独和寂寞,终难完全摆脱世俗功利的影响。“游心物内”借物抒情言志是苏轼文学创造中的主体的另一特征。
  《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则是借“出猎”一事抒发自己保卫边疆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6]
  时值宋仁宗、神宗时期,北宋边境屡屡遭到辽国和西夏的侵犯,苏轼和许多爱国义士一样主张坚决抗敌,然无奈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以只能借对“出猎”盛况的描写表达自己渴望杀敌报国之志。词中用到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派遣像冯唐一样的使者将自己召回,委以重任。通篇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重的用世报国的功利思想。
  苏轼一生坎坷不平,几经贬谪,虽然他在大多时候能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不时也会产生一种浓厚的逃避现实、追求解脱的消极思想。他在刻画农民、渔夫形象之时经常会把他们打扮成半隐士的风貌。如《浣溪沙》里的“道逢醉叟卧黄昏”,《渔夫》里的“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6]这明显是将自己的情感移入了审美对象之中。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说,人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审美观照时,不是主观地被动感受,而是自我意识、自我感情以至整个人格的主动移入。于是“非我”的对象成为“自我”的象征,自我从对象中看到自己,获得自我的欣赏,从而产生美感。[7]
  三、原因分析
  综上而言,苏东坡的文学创造中,“游心物外”与“游心物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点兼而有之。作家身為社会的一份子,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影响;然而作家作为一个个体,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其思想又必然具有个体差异性。所以窃以为苏轼这两种“矛盾”特点形成的原因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苏东坡个人的秉性修养有关。
  首先,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一直强调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据《尚书·尧典》记载,中国文学理论萌发期就有“诗言志”的命题。[8]而后更是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缘情”等种种类似的说法。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借文学作品来抒发情志、感怀遭遇。苏轼作为历代文人中的佼佼者,自然也不能“免俗”。其次,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提倡“文以载道”,注重文章的现实功用性,所以以文章来讽刺时政、宣传思想也成了文人创作的一个传统。
  而苏轼本人又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一种“虚静无为”“无待”之说。《庄子·逍遥游》中有一篇《大瓠之种》说的是惠子和庄子讨论大瓠用处一事。惠子觉得这大葫芦用来盛水不够坚固,用来做瓢又太大。真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庄子则认为大瓠可以用来做腰舟,游于江河湖海之上,岂曰无用?无用之有用,方为大用,只有跳脱出世俗的观念,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在宦海中沉浮多年的苏东坡,深感世俗观念对人精神审美的束缚,所以欲摆脱俗世羁绊,“超埃尘以遐逝”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境界。
  然不论是“游心物外”还是“游心物内”都各有所长,只要运用得当都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就像苏轼最终呈现给我们的作品都能带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其心胸之高远、眼界之开阔令人感佩,他创造出的独特的审美意境,也一直为后世之人所称道。
  参考文献:
  [1][7][8]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3][5][6]胡云翼选注.宋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郑苏淮.游:苏轼美学思想的特征[T].《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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