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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日3时35分，研制“糖丸”疫苗消灭我国小儿麻痹症的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一级教授顾方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传染病，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继天花后第二个要消灭的传染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顾方舟主持研制的糖丸疫苗在我国卫生防疫系统实行全面推广，创造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奇迹：“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小小糖丸将无数儿童从残疾、死亡的边缘拉回，数以千万计的儿童被降低了受感染的可能性，每一个孩子身后的家庭也因此得以共享幸福人生。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糖丸爷爷”——用炮制中药的方式裹上糖浆，不但解决了孩童不爱吃药的难题，还能在当时运输及保存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有效送达偏远农村地区孩童的口中。
“要自立、要靠自己”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生于上海，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二。长兄顾方乔出生于宁波附近的方桥镇，得名方乔。在顾母周瑶琴心中，桥下应有船，故次子得名方舟。20世纪30年代，其父在海关执行公务检查货物时不幸感染黑热病早逝，此后，周瑶琴与母亲在宁波乡下携手拉扯兄妹五人艰辛度日。
为养活一家老小，免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周瑶琴投考了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助产技术，并于1935年获得助产士开业执照及证书，使得家族重新获得稳定经济收入来源。
助产士的接生工作非常辛苦，工作时间极不固定。在顾家孩子们的心中，他们的母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脏，更不怕累。顾母不仅在言行举止方面为子女躬身垂范，同时鼓励顾方舟报考医学院。
据《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记载，“母亲所经历的那些常人不能承受的艰辛”，使得“拼命学习、自立，不要让母亲再受苦”这个信念深深扎根在少年顾方舟的心里。
坚定走公共卫生之路
20世纪初期，在当时的租界天津学习、生活的顾方舟从记事起就目睹了侵略者、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有了阶级觉悟后，“为了祖国的独立、强大，为了以后不再受那种屈辱，很多青年人义无反顾接近共产党，参加党的组织，接受党的培养”，顾方舟就是其中一员。
抗战胜利后，在当时的北平尚未解放以前，仍然存在“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的情况。目睹了法币贬值、内战期间腐败无度的国民党种种作为，顾方舟“从那个时候，在政治上慢慢地成长起来。”，并于毕业后“选择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
在顾方舟心里，之所以“选择走公共卫生的道路，是因为公共卫生里面还有一门微生物学，而传染病都是由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引起的。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活死疫苗之辩
1944年9月，顾方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启了为期六年的学习。1951年8月，与相识五年的同学李以莞结为连理。仅仅一周后，顾方舟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前往苏联学习，一别就是整整四年。这期间，顾方舟主攻乙型脑炎的发病机理课题，并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受苏联病毒学专家索科洛夫点名指定，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邀请，顾方舟带领实验室团队借调到该处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第二年，经过实地考察，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顾方舟将玉案山作为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基地。1959年，顾方舟再次赴苏联考察脊灰疫苗情况，并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性脊灰疫苗学术会议。
与会专家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激烈交锋，脊灰活疫苗的毒力是否会返祖的问题成为核心争论焦点。当时，美国已研制、生产，并经美国FDA批准上市了脊灰死疫苗。虽然死疫苗能够使身体产生中和抗体，但肠道并不能获得免疫，仍存在传染风险。
与此同时，研发及生产死疫苗需要付出极高成本，不仅体现在原材料及人工成本方面，专业的防疫培训队伍更是重中之重。结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经有关部委决定，采取研发活疫苗路线。20世纪50年代，脊灰爆发最严重时发病率一度达到十万分之三十几，接下任务的顾方舟踏上了探索“让千百万人受益”的道路。
一人苦换万千甜
从1958年分离出脊灰病毒，到2000年在中国消灭脊灰证实报告上签字，前后历时42年时间。在疫苗研制初期，为了检验脊灰疫苗效果，身为病毒研究所组长的顾方舟瞒着家人，冒着终生瘫痪的风险，自己喝下了疫苗溶液，并给自己刚满月的长子喂下了疫苗。
在他的影响下，实验室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投入到临床试验中。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及检定，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然后陆续推进二期、三期临床试验。
早期研制、生产、推广疫苗期间，顾方舟经历并克服了诸多困难：举家入滇从零开始；带领研究所同事建设脊灰疫苗研究生产基地；子女在教育水平受限的偏远山区学习；受三年灾荒困难时期定量供应食粮；“文革”期间慈母受惊吓离世；抢救火海中的国家物资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昏迷……尽管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天灾及人祸的考验，顾方舟在造反派批斗的岁月里仍坚持每年如期完成生产任务。
1971年，“假党员”事件调查清楚后，顾方舟被重新调回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1984年，顾方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2001年，顾方舟被卫生部授予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2年，顾方舟被中国免疫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一生一心做一事
顾方舟在关于自己的口述史书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人生觀，他表示，“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不是太容易，因为外界的影响很大，诱惑也很大，有时候你想要那么走，外界这些影响，让你不能这样。所以要坚定一个人的人生观，那更不容易。必须经过对外界影响的抗拒，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受到诱惑。就在这样的斗争过程当中，慢慢地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人生观。一个人坚持一时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那么难，要坚持一生那不容易。”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数次出现在公共舆论视野中，在顾方舟的心里，“医患关系表面上谈的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但现在的医生开药都奔着赚钱去，他认为医患关系是社会问题，主张解决医患关系要“脱开单纯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要看到医务工作者和老百姓健康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抓预防为主这根弦”。
顾方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观，也用自己的言行让世人看到了一生做一事的意义与重量。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传染病，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继天花后第二个要消灭的传染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顾方舟主持研制的糖丸疫苗在我国卫生防疫系统实行全面推广，创造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奇迹：“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小小糖丸将无数儿童从残疾、死亡的边缘拉回，数以千万计的儿童被降低了受感染的可能性，每一个孩子身后的家庭也因此得以共享幸福人生。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糖丸爷爷”——用炮制中药的方式裹上糖浆，不但解决了孩童不爱吃药的难题，还能在当时运输及保存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有效送达偏远农村地区孩童的口中。
“要自立、要靠自己”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生于上海，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二。长兄顾方乔出生于宁波附近的方桥镇，得名方乔。在顾母周瑶琴心中，桥下应有船，故次子得名方舟。20世纪30年代，其父在海关执行公务检查货物时不幸感染黑热病早逝，此后，周瑶琴与母亲在宁波乡下携手拉扯兄妹五人艰辛度日。
为养活一家老小，免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周瑶琴投考了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助产技术，并于1935年获得助产士开业执照及证书，使得家族重新获得稳定经济收入来源。
助产士的接生工作非常辛苦，工作时间极不固定。在顾家孩子们的心中，他们的母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脏，更不怕累。顾母不仅在言行举止方面为子女躬身垂范，同时鼓励顾方舟报考医学院。
据《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记载，“母亲所经历的那些常人不能承受的艰辛”，使得“拼命学习、自立，不要让母亲再受苦”这个信念深深扎根在少年顾方舟的心里。
坚定走公共卫生之路
20世纪初期，在当时的租界天津学习、生活的顾方舟从记事起就目睹了侵略者、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有了阶级觉悟后，“为了祖国的独立、强大，为了以后不再受那种屈辱，很多青年人义无反顾接近共产党，参加党的组织，接受党的培养”，顾方舟就是其中一员。
抗战胜利后，在当时的北平尚未解放以前，仍然存在“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的情况。目睹了法币贬值、内战期间腐败无度的国民党种种作为，顾方舟“从那个时候，在政治上慢慢地成长起来。”，并于毕业后“选择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
在顾方舟心里，之所以“选择走公共卫生的道路，是因为公共卫生里面还有一门微生物学，而传染病都是由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引起的。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活死疫苗之辩
1944年9月，顾方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启了为期六年的学习。1951年8月，与相识五年的同学李以莞结为连理。仅仅一周后，顾方舟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前往苏联学习，一别就是整整四年。这期间，顾方舟主攻乙型脑炎的发病机理课题，并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受苏联病毒学专家索科洛夫点名指定，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邀请，顾方舟带领实验室团队借调到该处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第二年，经过实地考察，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顾方舟将玉案山作为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基地。1959年，顾方舟再次赴苏联考察脊灰疫苗情况，并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性脊灰疫苗学术会议。
与会专家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激烈交锋，脊灰活疫苗的毒力是否会返祖的问题成为核心争论焦点。当时，美国已研制、生产，并经美国FDA批准上市了脊灰死疫苗。虽然死疫苗能够使身体产生中和抗体，但肠道并不能获得免疫，仍存在传染风险。
与此同时，研发及生产死疫苗需要付出极高成本，不仅体现在原材料及人工成本方面，专业的防疫培训队伍更是重中之重。结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经有关部委决定，采取研发活疫苗路线。20世纪50年代，脊灰爆发最严重时发病率一度达到十万分之三十几，接下任务的顾方舟踏上了探索“让千百万人受益”的道路。
一人苦换万千甜
从1958年分离出脊灰病毒，到2000年在中国消灭脊灰证实报告上签字，前后历时42年时间。在疫苗研制初期，为了检验脊灰疫苗效果，身为病毒研究所组长的顾方舟瞒着家人，冒着终生瘫痪的风险，自己喝下了疫苗溶液，并给自己刚满月的长子喂下了疫苗。
在他的影响下，实验室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投入到临床试验中。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及检定，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然后陆续推进二期、三期临床试验。
早期研制、生产、推广疫苗期间，顾方舟经历并克服了诸多困难：举家入滇从零开始；带领研究所同事建设脊灰疫苗研究生产基地；子女在教育水平受限的偏远山区学习；受三年灾荒困难时期定量供应食粮；“文革”期间慈母受惊吓离世；抢救火海中的国家物资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昏迷……尽管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天灾及人祸的考验，顾方舟在造反派批斗的岁月里仍坚持每年如期完成生产任务。
1971年，“假党员”事件调查清楚后，顾方舟被重新调回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1984年，顾方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2001年，顾方舟被卫生部授予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2年，顾方舟被中国免疫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一生一心做一事
顾方舟在关于自己的口述史书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人生觀，他表示，“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不是太容易，因为外界的影响很大，诱惑也很大，有时候你想要那么走，外界这些影响，让你不能这样。所以要坚定一个人的人生观，那更不容易。必须经过对外界影响的抗拒，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受到诱惑。就在这样的斗争过程当中，慢慢地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人生观。一个人坚持一时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那么难，要坚持一生那不容易。”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数次出现在公共舆论视野中，在顾方舟的心里，“医患关系表面上谈的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但现在的医生开药都奔着赚钱去，他认为医患关系是社会问题，主张解决医患关系要“脱开单纯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要看到医务工作者和老百姓健康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抓预防为主这根弦”。
顾方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观，也用自己的言行让世人看到了一生做一事的意义与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