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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规范和“会”论是“聚和堂”最为重要的理念,其实践是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理想社会实验的先例。这些理念和实践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社会福利的态度,为社会福利在中国的进一步开展,以及社会福利的本土化发展给予了启示。
【关键词】聚和堂 社会福利 “会”论
16世纪,与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的发表几乎同时,中国明代嘉庆年间就出现过一次以宗族为单位的乌托邦实验——“聚和堂”。而“聚和堂”的组织者便是何心隐,何心隐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而是走出书斋,说干就干,奉行实践至上主义。他坚持行动哲学,始终身体力行,直至被处死。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走这种体制外的非主流路线,确是极少数。
“聚和堂”理念的主要内容
社会规范的观点。第一,仁义观。何心隐的社会规范思想出于他对人的属性认识。他认为人既是一种自然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类具有“远于禽兽”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人类具有道德观念,有一系列社会规范。在何心隐看来,社会规范的核心就是仁与义。所谓仁义就“以仁为言语广居......广业居以分仁”,“以义为正路......正其路以象义。”何心隐所谓“广居”、“正路”不是停留在诠释孔孟及理学家的伦理概念层次,而是将其具体的实践以兼济天下的意义。就是让所有的人生活的更好,所有的人都处在他所讲的合理关系中。他将儒家仁论从一个方面推向极致——“凡天下血气者莫不亲”。这显然是对当时日趋绝对化的专制王权,森严的礼制和程朱理论的批判、冲击乃至对抗,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位。
第二,意气观。何心隐以仁、义为人的根本。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气的论述。他认为气自冲而广为仁,毅然而正为义。并认为儒家欲养这种精神之气。这种见解阐发出儒家的侠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为明代儒家变革的行为,找到了源自传统的精神动力,也为自己的英雄生活找到了行为依据。所以这一诠释无论对儒家,对于明代思想变革,还是对他本人而言都有较大的意义。对照其一生的经历和坎坷,可以体验到何心隐是一位既坚持儒家的价值观,又崇尚意气的人。他身为一介布衣,又期望弘扬社会公正。这不免遭到种种障碍,随之也就不得不养其浩然之气。何心隐的一生,因浩然之气,而充满光辉。
“会”论。何心隐之所以破除传统的身家意识,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核心,是为了建立起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即是何心隐所谓的“会”。“会”这种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会与家相像,成员藏身于会中。其二,这种社会组织中有主持会的人,但主持会的人并不专于一家一姓,可能是轮流的,故曰:“相与以主会”。其三,“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范围远大于家,而家同时也录属于会。其四,人们加入会,不再像原来那样,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成为“君子其身其家”。其五,没有入会的人,仍是一般的士农工商,其身其家入会之后,其身家则成为“天下国之身之家”了。
何心隐对于“会”的叙述看来,虽然尚不够明确,但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组织是一种超乎一般士农工商之阶层区分,超乎一般身家之上的社会组织,其范围广泛,也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如“主会”之类。何心隐又认为“会”不仅是社会组织形式,同时还具有政治组织性质。师生的纵向联系可以演变为君臣关系。“天下非统于友朋而何,《春秋》以道统统于仲尼。”在何心隐提倡的理想政治社会,君主不再是集揽大权于一身的专制统治者,而是践行“达道”的理想政治领袖,体现着仁爱和公正。何心隐的会具有平均、平等的特征,其间只有治学传道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何心隐不但是一位充满美好幻想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社会实验家,他在家乡进行了“会”的实验。他以本宗族为试点,创办了“聚合堂”。“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何心隐抱有从“齐家”开始,以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付诸实践。他的理想社会纯为空想,在小生产条件下,殊无实现的可能,却意义重大。何心隐的设想以“会”的形式取代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政制度,要君主作实现仁爱理想的工具。再表达形式上,何心隐延用君臣、圣贤等概念,但表达的实质却是对君主政治的深刻批判。
“聚和堂”理念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启示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生活转轨的关键时期,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受到新生活挑战,因此建构一种适应社会发展前进的社会福利体系显得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是昨日历史的延续,建构现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从现代社会的需要着眼,研究儒家学者何心隐的“聚和堂”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拟定契合中国社会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的政策,规范实施社会福利服务发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对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时期,国家备受显著社会问题的困扰,对社会状况做出及时的反应,制定出适时的社会政策便成为社会的一种制衡机制或稳定器。
当然,何心隐作为社会福利思想史上极端平民派的典范,也意识到社会福利政策的拟定和实施,基于其创办并主持的“聚和堂”这个理想社会模式,可根据他所作的《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和《聚和老老文》等直接材料看到大概情形,“聚和堂”以宗族为单位,即既管教化,对同族儿童实行公共教育,同时也管经济。何心隐还“捐千金,创义田,储公廪以待冠婚丧祭鳏寡孤独之用。”在聚和堂内部对鳏寡孤独者实行集体救济。“安老、怀少、友信”这也正是何心隐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据黄宗羲载,何心隐的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行之有成,不但是由于他亲身管理一族之政,率先捐钱捐物,把私人财产归入集体财产的精神和行为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社会福利政策本身的先进性与理想性,符合当时民众的愿望有关。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促进社会福利更快、更好地发展,国家应当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主体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形成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新型社会福利格局。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现代福利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已经成为我们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我们要完成和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是传统中国许多志士仁人的美好理想。先秦时期,儒、墨、道家都提出过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内容相当丰富。而何心隐作为中国社会福利的先驱和实践派,其构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仅独具特色,而且付诸实践十二年之久(1547-1559年)。何心隐在其家乡创办的“聚和堂”,其中心思想是均、群、和。他根据他的仁义观,爱所有的的人,尊重所有人,并把这些人不分贫富差距,集中实施社会教育,让他们排除杂念,相亲相爱,并试图在分配领域,通过互通有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关于聚和堂的社会实验,是以宗族为单位的乌托邦实验,这些理想尽管不够周全,不够系统,有不切实际之处,且实验范围有限,但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福利事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福利事业在组织调动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当然对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福利新机制。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福利的新机制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农村更少实现,这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口过多的现实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原有主要依靠集体提供积累资金来运行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使其继续发展,必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寻求出路。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既面临费用短缺,又有因机构人员等资源配备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率和低效益。因此,今后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要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改革。
何心隐作为农村社会改革的先驱,其在农村家乡创办的“聚和堂”是兼教育与经济为一体的组织。在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聚和堂设“一十二人总管粮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粮于八节,七十二人分征粮于各侯”这些人不脱离生产,也无特殊和额外的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人口数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的组织、精密分工,实现了农业的初步合作化。在当时,这确实是个创举。这种制度在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缓解贫困上很有积极意义。(作者单位:宜宾学院法学系)
【关键词】聚和堂 社会福利 “会”论
16世纪,与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的发表几乎同时,中国明代嘉庆年间就出现过一次以宗族为单位的乌托邦实验——“聚和堂”。而“聚和堂”的组织者便是何心隐,何心隐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而是走出书斋,说干就干,奉行实践至上主义。他坚持行动哲学,始终身体力行,直至被处死。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走这种体制外的非主流路线,确是极少数。
“聚和堂”理念的主要内容
社会规范的观点。第一,仁义观。何心隐的社会规范思想出于他对人的属性认识。他认为人既是一种自然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类具有“远于禽兽”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人类具有道德观念,有一系列社会规范。在何心隐看来,社会规范的核心就是仁与义。所谓仁义就“以仁为言语广居......广业居以分仁”,“以义为正路......正其路以象义。”何心隐所谓“广居”、“正路”不是停留在诠释孔孟及理学家的伦理概念层次,而是将其具体的实践以兼济天下的意义。就是让所有的人生活的更好,所有的人都处在他所讲的合理关系中。他将儒家仁论从一个方面推向极致——“凡天下血气者莫不亲”。这显然是对当时日趋绝对化的专制王权,森严的礼制和程朱理论的批判、冲击乃至对抗,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位。
第二,意气观。何心隐以仁、义为人的根本。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气的论述。他认为气自冲而广为仁,毅然而正为义。并认为儒家欲养这种精神之气。这种见解阐发出儒家的侠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为明代儒家变革的行为,找到了源自传统的精神动力,也为自己的英雄生活找到了行为依据。所以这一诠释无论对儒家,对于明代思想变革,还是对他本人而言都有较大的意义。对照其一生的经历和坎坷,可以体验到何心隐是一位既坚持儒家的价值观,又崇尚意气的人。他身为一介布衣,又期望弘扬社会公正。这不免遭到种种障碍,随之也就不得不养其浩然之气。何心隐的一生,因浩然之气,而充满光辉。
“会”论。何心隐之所以破除传统的身家意识,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核心,是为了建立起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即是何心隐所谓的“会”。“会”这种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会与家相像,成员藏身于会中。其二,这种社会组织中有主持会的人,但主持会的人并不专于一家一姓,可能是轮流的,故曰:“相与以主会”。其三,“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范围远大于家,而家同时也录属于会。其四,人们加入会,不再像原来那样,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成为“君子其身其家”。其五,没有入会的人,仍是一般的士农工商,其身其家入会之后,其身家则成为“天下国之身之家”了。
何心隐对于“会”的叙述看来,虽然尚不够明确,但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组织是一种超乎一般士农工商之阶层区分,超乎一般身家之上的社会组织,其范围广泛,也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如“主会”之类。何心隐又认为“会”不仅是社会组织形式,同时还具有政治组织性质。师生的纵向联系可以演变为君臣关系。“天下非统于友朋而何,《春秋》以道统统于仲尼。”在何心隐提倡的理想政治社会,君主不再是集揽大权于一身的专制统治者,而是践行“达道”的理想政治领袖,体现着仁爱和公正。何心隐的会具有平均、平等的特征,其间只有治学传道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何心隐不但是一位充满美好幻想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社会实验家,他在家乡进行了“会”的实验。他以本宗族为试点,创办了“聚合堂”。“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何心隐抱有从“齐家”开始,以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付诸实践。他的理想社会纯为空想,在小生产条件下,殊无实现的可能,却意义重大。何心隐的设想以“会”的形式取代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政制度,要君主作实现仁爱理想的工具。再表达形式上,何心隐延用君臣、圣贤等概念,但表达的实质却是对君主政治的深刻批判。
“聚和堂”理念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启示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生活转轨的关键时期,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受到新生活挑战,因此建构一种适应社会发展前进的社会福利体系显得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是昨日历史的延续,建构现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从现代社会的需要着眼,研究儒家学者何心隐的“聚和堂”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拟定契合中国社会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的政策,规范实施社会福利服务发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对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时期,国家备受显著社会问题的困扰,对社会状况做出及时的反应,制定出适时的社会政策便成为社会的一种制衡机制或稳定器。
当然,何心隐作为社会福利思想史上极端平民派的典范,也意识到社会福利政策的拟定和实施,基于其创办并主持的“聚和堂”这个理想社会模式,可根据他所作的《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和《聚和老老文》等直接材料看到大概情形,“聚和堂”以宗族为单位,即既管教化,对同族儿童实行公共教育,同时也管经济。何心隐还“捐千金,创义田,储公廪以待冠婚丧祭鳏寡孤独之用。”在聚和堂内部对鳏寡孤独者实行集体救济。“安老、怀少、友信”这也正是何心隐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据黄宗羲载,何心隐的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行之有成,不但是由于他亲身管理一族之政,率先捐钱捐物,把私人财产归入集体财产的精神和行为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社会福利政策本身的先进性与理想性,符合当时民众的愿望有关。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促进社会福利更快、更好地发展,国家应当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主体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形成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新型社会福利格局。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现代福利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已经成为我们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我们要完成和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是传统中国许多志士仁人的美好理想。先秦时期,儒、墨、道家都提出过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内容相当丰富。而何心隐作为中国社会福利的先驱和实践派,其构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仅独具特色,而且付诸实践十二年之久(1547-1559年)。何心隐在其家乡创办的“聚和堂”,其中心思想是均、群、和。他根据他的仁义观,爱所有的的人,尊重所有人,并把这些人不分贫富差距,集中实施社会教育,让他们排除杂念,相亲相爱,并试图在分配领域,通过互通有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关于聚和堂的社会实验,是以宗族为单位的乌托邦实验,这些理想尽管不够周全,不够系统,有不切实际之处,且实验范围有限,但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福利事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福利事业在组织调动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当然对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福利新机制。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福利的新机制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农村更少实现,这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口过多的现实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原有主要依靠集体提供积累资金来运行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使其继续发展,必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寻求出路。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既面临费用短缺,又有因机构人员等资源配备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率和低效益。因此,今后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要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改革。
何心隐作为农村社会改革的先驱,其在农村家乡创办的“聚和堂”是兼教育与经济为一体的组织。在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聚和堂设“一十二人总管粮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粮于八节,七十二人分征粮于各侯”这些人不脱离生产,也无特殊和额外的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人口数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的组织、精密分工,实现了农业的初步合作化。在当时,这确实是个创举。这种制度在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缓解贫困上很有积极意义。(作者单位:宜宾学院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