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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免职后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大胆放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此言一出，立马引发了传媒的轰动效应。句中的勇于自揭疮疤、敢讲实话精神，引来一片叫好声。
笔者在忆及叫好之余忽然想到，中央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其实只是形象之语。“中南海”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司令部，在中南海内有谁会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有谁敢、有谁能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我揣摸，张保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指中南海的政令在中央各主管部门那里就被卡住了。但我们知道，中央的部、委、局、署、办，并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这就是说，张保庆其实说的是中南海的政令有时“出不了北京”。当然，这是旧话重提。笔者从张保庆的话进而想到的是：中央政令“出了中南海”又如何？
本文前述张保庆所言令人叫好的话，是针对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解决高校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规定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时近半年，全国仍有8个省没有动静。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即使有，也极其个别。而诸如助学贷款之类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下面在贯彻中走形变样、大打折扣，甚至顶住不办者，屡见不鲜。因此，解决政令不通问题，关注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后一方面。
关于依法治国、反腐倡廉这些方面的“政令”都是以数百计了，执行的结果几乎尽人皆知，这就不说了，就举几个极具体、极易行的例子吧。
比如统计，《统计法》规定很具体，不难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就是了。可现在不少地方却是“数字就在人脑袋，县市领导往下派，想要多少是多少，全由上级去安排”。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决策依据，不可当作儿戏，可这方面的统计大有问题，2000年以来，省级统计竟然连年高于国家统计数百亿，近两年已高出上千亿。信谁?
比如干部用车，这方面的规定也很具体。虽然相关规定的严重等级色彩还可斟酌，但很便于执行。可结果怎样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数年前，国家下大力气整顿公车，对超标车、超编制车作了处理。某省一年后复查，又查出超标车近百辆。虽说都规定一般副厅(地市)级干部只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可事实上有专车的副厅级干部绝非一二。现在厅级、县级用车的价格据说分别有25万、20万的“坎”，可就是有人变着法儿将高过“坎”的车的发票开成“坎”内，超过部分另开一张名为附件的发票，如此者笔者亲见的就有数起。
再论近几年人们特别关注的矿难。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局长义愤填膺地说：“我们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各种法律、法规、条例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多部，为什么矿难频繁发生?”有识之士指出，我国现在所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治。因为几乎是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官商勾结的黑影。200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从形式看，各省(市、区)纷纷出台相关规定，确是“紧急”行动起来了，可“大限”到期之时，勉强应付者有之，纹丝不动者亦有之。
中央政令如此这般被一些人不当回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已成为党和国家生活中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古人云：“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纵恣，善良吞泣。”故对此，万不可等闲视之。
“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这于当前我国状况甚合。中央政令不畅通，根本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某些人的利益不和。中央政令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局部的乃至个人的利益，中央政令体现的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眼前的利益。虽说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二者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一些矛盾在所难免。当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中央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不一致时，这些地方的官员对中央政令的态度很可能就会出问题，更何况中央的某些政令就是直接限制地方各级官员的个人利益的。反腐的政令为何难于贯彻?因为这些政令限制了官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为何统计虚报?因为数字可以出官，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不无幽默的说法是统计数据已经“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了”；为何超标用车?超标车坐着更舒适、更气派；为何国家干部不从煤矿撤资?为了个人挣大钱!
中央政令不畅通，还源于地方官员和中央思想认识“不和”，即不一致。他们或因为水平或因为觉悟，使自己的认识达不到中央的要求，不能从全局看问题，缺少服从上级、服从中央的自觉性。市场经济使人们无需讳言物质利益。但是，如果能有坚强的党性，不忘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可正确处理利益上的各种矛盾，不受个人或小团体物质利益的羁绊，坚决执行中央的政令。否则，中央政令受阻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而著称。共产党执政而政令不通，表明纪律方面有问题，必须严肃党纪、政纪。有人强调加大对违令者的惩罚力度，这固然有必要，但这不应作为解决政令不通的基本点。恩格斯说得好，权威要以服从为前提。我们要树立中央政令的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的刚性，“执令必严，违令必究”。不过，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增强人们执行中央政令的自觉性。
此外，政令不宜过多，变动不宜过繁，政令的本质必须是“善”，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令必须切实可行，处罚规定明确具体可操作，监督措施要到位，特别是上级要做下级的表率，令先行，禁先止，这些，对于保证政令畅通也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在忆及叫好之余忽然想到，中央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其实只是形象之语。“中南海”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司令部，在中南海内有谁会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有谁敢、有谁能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我揣摸，张保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指中南海的政令在中央各主管部门那里就被卡住了。但我们知道，中央的部、委、局、署、办，并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这就是说，张保庆其实说的是中南海的政令有时“出不了北京”。当然，这是旧话重提。笔者从张保庆的话进而想到的是：中央政令“出了中南海”又如何？
本文前述张保庆所言令人叫好的话，是针对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解决高校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规定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时近半年，全国仍有8个省没有动静。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即使有，也极其个别。而诸如助学贷款之类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下面在贯彻中走形变样、大打折扣，甚至顶住不办者，屡见不鲜。因此，解决政令不通问题，关注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后一方面。
关于依法治国、反腐倡廉这些方面的“政令”都是以数百计了，执行的结果几乎尽人皆知，这就不说了，就举几个极具体、极易行的例子吧。
比如统计，《统计法》规定很具体，不难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就是了。可现在不少地方却是“数字就在人脑袋，县市领导往下派，想要多少是多少，全由上级去安排”。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决策依据，不可当作儿戏，可这方面的统计大有问题，2000年以来，省级统计竟然连年高于国家统计数百亿，近两年已高出上千亿。信谁?
比如干部用车，这方面的规定也很具体。虽然相关规定的严重等级色彩还可斟酌，但很便于执行。可结果怎样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数年前，国家下大力气整顿公车，对超标车、超编制车作了处理。某省一年后复查，又查出超标车近百辆。虽说都规定一般副厅(地市)级干部只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可事实上有专车的副厅级干部绝非一二。现在厅级、县级用车的价格据说分别有25万、20万的“坎”，可就是有人变着法儿将高过“坎”的车的发票开成“坎”内，超过部分另开一张名为附件的发票，如此者笔者亲见的就有数起。
再论近几年人们特别关注的矿难。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局长义愤填膺地说：“我们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各种法律、法规、条例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多部，为什么矿难频繁发生?”有识之士指出，我国现在所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治。因为几乎是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官商勾结的黑影。200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从形式看，各省(市、区)纷纷出台相关规定，确是“紧急”行动起来了，可“大限”到期之时，勉强应付者有之，纹丝不动者亦有之。
中央政令如此这般被一些人不当回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已成为党和国家生活中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古人云：“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纵恣，善良吞泣。”故对此，万不可等闲视之。
“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这于当前我国状况甚合。中央政令不畅通，根本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某些人的利益不和。中央政令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局部的乃至个人的利益，中央政令体现的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眼前的利益。虽说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二者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一些矛盾在所难免。当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中央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不一致时，这些地方的官员对中央政令的态度很可能就会出问题，更何况中央的某些政令就是直接限制地方各级官员的个人利益的。反腐的政令为何难于贯彻?因为这些政令限制了官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为何统计虚报?因为数字可以出官，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不无幽默的说法是统计数据已经“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了”；为何超标用车?超标车坐着更舒适、更气派；为何国家干部不从煤矿撤资?为了个人挣大钱!
中央政令不畅通，还源于地方官员和中央思想认识“不和”，即不一致。他们或因为水平或因为觉悟，使自己的认识达不到中央的要求，不能从全局看问题，缺少服从上级、服从中央的自觉性。市场经济使人们无需讳言物质利益。但是，如果能有坚强的党性，不忘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可正确处理利益上的各种矛盾，不受个人或小团体物质利益的羁绊，坚决执行中央的政令。否则，中央政令受阻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而著称。共产党执政而政令不通，表明纪律方面有问题，必须严肃党纪、政纪。有人强调加大对违令者的惩罚力度，这固然有必要，但这不应作为解决政令不通的基本点。恩格斯说得好，权威要以服从为前提。我们要树立中央政令的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的刚性，“执令必严，违令必究”。不过，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增强人们执行中央政令的自觉性。
此外，政令不宜过多，变动不宜过繁，政令的本质必须是“善”，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令必须切实可行，处罚规定明确具体可操作，监督措施要到位，特别是上级要做下级的表率，令先行，禁先止，这些，对于保证政令畅通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