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愤著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窘之后的愤然之作，“愤”是作家创作的直接动力，作家遭遇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通过“著书”而使内心“郁结”的“愤”宣泄出来，从而恢复心理平衡。这就是“发愤著书”说的一般原理。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愤”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愤”即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内心郁结而不得不抒发的心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
　　（一）“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之一，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后来，人们沿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发生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创见，诸如“不平则鸣”说、“穷愁著书”说、“穷而后工”说等，其中，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二人最为有名。
　　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扩展，它强调了作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沉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总结了历代文人由“穷”而“工”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穷”与“文”之间的关系。
　　（二）“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综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这一理论的合理性。杜甫，这位被称为“诗圣”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一生颠沛流离，写出了大量感人肺腑，流传千古的诗歌。杜甫能取得这么高的创作成就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努力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经历过战争，体验过衣食的艰难，他懂得人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因愤怨而倾诉，由真情而吟唱，是杜甫诗作达到现实主义高峰的主要原因。
　　从文学的理论到实践，都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实质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因情而作，“发愤著书”是优秀作品问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著文自娱”说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多大的磨难和不幸，但是，他们同样创作出了不朽的文学作品，给了后人无限的启示。这就涉及古代文论中关于创作动力的另一重要学说“著文自娱”说。
　　“著文自娱”说萌芽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云：屈原“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自慰”已经蕴含了创作使作者自快自娱之意。进入魏晋南北朝，论者渐多。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酬觞赋诗，以乐其志。”陶渊明弃官归田，“著文”“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自娱”是创作的目的，也是创作的动力。此论标志着“著文自娱”说的正式产生。
　　“著文自娱”说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人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生命状态之中，人需要适时的放松，而文学创作是人类用来娱乐精神、陶冶性灵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有很多人借文以“自娱”，曹丕和晏殊就是这样的人。
　　曹丕虽有帝王之尊，但也能在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典论·论文》，在文中曹丕曾对此文章的质量作出很高的评价，一度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重要性，并使它不断地完善。
　　所以诗人的“穷”与“达”，原本并没有什么“文章憎命达”﹑“才命两相妨”的必然性。
　　关于文学创作的发生，据国内文学历史调查研究发现，随着文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人们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和探讨完相关问题后，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所有关于创作动力的学说中，“发愤著书”说与“著文自娱”说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这两种学说为后人研究文学创作的动力给予了无限的启示。
　　（责任编辑韦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