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西蒙·佩雷斯 著
　　吴越、刘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9月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在过去40年间，我一直被视为以色列最直言不讳的温和派、一个异乎寻常关注和平的人。但在我职业生涯的头20年间，我并非在追求和平，而是在准备战争。有一段时期，我还被认为是以色列最旗帜鲜明的鹰派人物。根据这一观点，人们推测我一定是改变了，随着道德观念的彻底转变，我的努力方向和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改变的并不是我，而是时局。

以色列的独立

　　在我来到哈加纳总部的6个月之内，我已经帮着囤积了难以置信的珍贵武器，而且完成得非常及时。
　　在1947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对第181号决议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辩论后，联合国大会终于结束辩论。如果决议通过，它将终结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将其一分为二：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由此会带来我们的独立以及可能的武装冲突。
　　但不论政府内外，无人知晓这一决议是否会在投票中获胜。采纳该决议需要获得2/3成员国的支持，这一挑战更像是攀登峭壁，而非爬山。
　　直至辩论结束，我们仍不知是否会获得足够的支持。当黄昏降临，几十号人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大卫之星广场，人们装好扩音器准备直播投票情况。随着喧嚣散去，我们听到联大主席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要求对这一决议投票。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群体一起仔细聆听。
　　“阿富汗？否决。阿根廷？弃权。澳大利亚？赞成。”
　　先是国家的名字被一一叫到，接着听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答复。这些声音响彻我们的耳朵，我们感觉仿佛已完全停止呼吸。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我边听边踱着步，仿佛我们的步伐可以加快时间的流逝。
　　“乌拉圭？赞成。委内瑞拉？赞成。也门？否决。”我们再次听到小锤响起，这次是提示投票结束。然后是即将改变犹太人历史进程的简单话语：“33个国家赞成通过这一决议，13票反对，10票弃权。”
　　人群中爆发出刺耳的欢呼声。有人热情拥抱，有人发出质疑的笑声，有人流下希望和快乐的眼泪，有人陷入片刻的沉思。消息传遍特拉维夫，犹太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本-古里安和我站在一起，看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互相牵手、一遍遍地跳着传统的圆舞。在我们2000多年的历史中，重返家园是我们民族最雄心勃勃的梦想，没有之一。此时正好是西奥多·赫茨尔倡导的“为可以庇护犹太民族的房屋打下基石”刚过50多年。就整个世界的历史而言，我们用惊人的速度做到了这点。但回顾我们自身最近的历史，最直接的是600万无辜者惨遭杀戮，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几乎已经为时太晚。

为独立而战

　　人们很容易被此刻的奇迹冲昏头脑，但本-古里安和我深知庆贺为时过早。单凭联合国决议本身，是不会保证我们自动拥有我们自己的国家的。
　　“今天他们在街头跳舞，”本-古里安对我说，“明天他们将不得不血洒街头。”
　　正如预料的一样，一旦得以独立，我们立刻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5月15日，叙利亚、埃及、约旦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在北部，叙利亚派出了用坦克、装甲车、炮兵连武装起来的一个旅的兵力，袭击了加利利海另一侧的犹太定居点。埃及军队则从南部入侵，袭击了附近的城市、定居点和基布兹。他们对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南部的定居点发起了袭击，最后袭击了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并将其彻底摧毁。与此同时，约旦也将阿拉伯军团开进耶路撒冷，引发了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些战役。他们切断供给，断粮缺水的不仅是士兵，城市居民也危在旦夕。
　　人数上不占优势、武器上也处于劣势，而我们却拒绝认输，我们的军队竭尽所有进行抵御。
　　因为英国人不再控制边境，一大批犹太移民得以返回以色列。经历了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到达以色列却发现无家可归，于是转身为他们的新国家而战。1948年5月我们开战时，我们的部队只有不到三万五千人。而到1949年战争结束前，超过10万人为犹太复国事业拿起了武器。
　　以色列国防军以非凡的勇气战斗在前线，执行着本-古里安从总部制定、发出的指令。总部制定和下达战争的计划，并处理和分析情报。大前线的英雄们好比是跳动的心脏，而总部则是它的大脑。新成立的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军队急需现代化基础设施，我们没有空闲的时刻去深度思考和耐心分析，只能竭尽所能地去建造。有时，休息和胜利一样，看起来是遥远的一个梦想。

掌控自身的命运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本-古里安的职责和我的职责都相距甚远。
　　但有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块薄胶合板，这使本-古里安和我在充满压力的那几个月中得以建立起一種关系，将我从他最大的崇拜者之一变为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我们的合作关系最初是从日常接触开始的，本—古里安看起来好像喜欢我努力工作，以及我不需要也不想要多少的睡眠时间。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信任并且依赖我，这令那些经验和年纪都超过我的人甚为吃惊。
　　“为什么你相信那个男孩？”我偶尔听到人们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一样。
　　“三个原因，”本-古里安会说，“他不说谎。他不说别人坏话。而且每当他敲我的门，他总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回答太过简单，不足以说服诋毁我的人，但却完美回答了我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1949年年初，阿拉伯国家处于守势—受伤、撤退、疲于应战。我们用足智多谋和合理配置，弥补了以色列在资源方面的匮乏。我们的敌人曾经拥有的充沛的武器，所幸也在喧嚣之中被挥霍殆尽。2月，埃及人作出让步，签署了停火协议，放弃战争。一个月后，黎巴嫩也签署停火协议。4月，约旦步其后尘。最后的抵抗—叙利亚也在1949年7月20日让步。那时，我们已耗尽了囤积的武器，脆弱无比、孤立无援。在当时，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知道，取而代之的停战将会是脆弱而令人不安的。尽管损失惨重—失去的生命—我们所赢得的也毋庸置疑：我们掌控了自己的领土，以及切切实实的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