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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戏作为人与世界深层交往、相融共生的精神实践,它源于审美,因而本真和自由,能够创造与超越,也使“人之在”的全部意义得以澄明和确认。如果说“自由王国”作为一种理想,其实现范围是涵盖全人类, 那么它必然指向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然而作为一种现实,它完全可以在每一个不被“必然”奴役的智者“游戏”创造中生成、在“游戏”的审美心灵中绽放。这正是马克思美学历久弥新,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依旧拯救精神危机中的当代人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自由;游戏;实践;审美;自由王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9-0049-06
不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海德格尔发展的“我在故我思”,哲学总是离不开“思”与“在”(存在),而且“思”与“在”总是相伴而生、互为因果,因为独特的“在”总会引发独特的“思”,而别样的“思”也总是引导别样的“在”,这是哲学的使命。一部哲学史就是在“思”与“在”的永恒轮回中人类探索如何自由存在的历史。当年马克思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怀着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无比关切,提出著名的实践哲学,他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人的自由为目标,展示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眷注,成就了全部哲学史上最深情也最深沉的关怀。然而马克思的“实践”绝不仅仅指向“必然王国”中物质实践,更指向“自由王国”中精神实践,游戏作为人与世界深层交往、 相融共生的精神实践,它源于审美,因而自由,能够创造和超越,使人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得以澄明和确认,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历久弥新,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依旧拯救处于精神危机中的当代人的根本原因。
一、自由的历程:理念自由—人性自由—实践自由
哲学从来都是人学,然而真正将哲学的目光凝于人类自己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如果说自由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还仅仅是启示之光的话,那么从德国的康德、席勒传递到马克思手里已成为燃烧成熊熊的火炬,照亮了人类进步的征程。
康德、席勒、马克思三个伟人有着共同的哲学旨趣,都是以反思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理解生活、把握人生,其哲学运思也全部围绕人的“自由”向度而展开,最终也得到同样论断,即“自由”的终极实现是一条审美之路。然而在他们心中,自由的内涵又是不同的,康德的自由是道德中的“理念自由”,席勒的自由是
审美中的“人性自由”,而马克思的自由是现实中的“实践的自由”,也是在这个进路上马克思哲学的永恒魅力才真正展现出来。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奠基者,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批判哲学如他自己所说是“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也就是说康德一生倾心的是如何在道德和信仰的实践中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样的探索对康德来说是艰辛的,因为他的哲思不是在前两大批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判断力批判之后,其核心主题才得以充分显现。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说,其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人能知道什么?(二)人能做什么?(三)人能希望什么?而到了晚期,他在这三题后添了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也就是说“人是什么”才是康德哲学运思的真正方向与关键。康德的哲学批判,其实是人的批判。在认识领域,康德的结论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在道德领域,则是“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然而人真的可以听从理性的命令?我们知道理性规定的不一定就是感性喜欢的,其实人的这种二重性正是一切苦恼的根源。这样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于是康德想到了“美”,因为审美不借助概念、无功利性,它不是片面的感性活动,也不是片面的理性活动,既不是个体感性的无尽扩张,也不是社会理性的极度压抑,“美”使感性和理性统一成为理念,这种理念使个体和社会融合,这种协调方式康德就称之为“游戏”。即只有在审美的游戏活动中,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自由的思考,才能实现道德理念的真正自由。康德就是在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中进入审美判断力的疆域,使其哲学的全部精髓得以呈现。
康德的哲学后继有人,作为康德的崇拜者,席勒对康德的解读却成就了哲学的另一向度,这是因为康德时代人类道德沦丧使他凝思的是如何拯救人们的理性,而晚30余年出生的席勒,面临的却是近代科技发展对人性分裂的困境,因此他提出审美教育思想,希望通过艺术审美使人性弥合从而走向自由的道路。
席勒认为,在人性结构中有两样基本又对立的东西,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来源于人的自然存在感性本性;形式冲动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理性本性。感性冲动提供具体事件,那么形式冲动提供逻辑法则,当它涉及认识时,就是各种判断的法则,当它涉及到行动时,就是各种意志的法则。如果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能够连接,这种连接就会使人同时具有两种体验,这时人性才会完整、人才能自由。这样席勒就提供了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席勒说:“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偶然而同时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物。在美的直观中,心灵是处于规律与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正因为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才避免了规律和需要的强制。”换言之只有在审美游戏中,我们存在的自由才得以实现,所以,席勒宣称审美即人生存的目的:“只有當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因此席勒认为只有通过审美教育即艺术的途径,才能使人性得以完善。这是席勒美学的核心所在。
然而无论是康德的理念自由,还是席勒的人性自由,都是片面的自由。因为人类自由的根本实现不仅在道德、审美领域,还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这样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应运而生,这种哲学被萨特称为“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与康德和席勒不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人的理念里,也不在人固有的本性中,而是在其现实实践中的不断生成,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首先是指物质实践,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之为马克思在于,其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实践只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精神实践才是人类自由的标志。其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表述就是明证。
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旨归, 马克思阐释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摆脱了必然性的束缚,人才可能真正的独立、解放与自由,这第三阶段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然而这个“产”绝不是物质层面的“财产”,而是精神层面的“生产”与创造,因为对物质的追求是“必然王国”中的事情,是不可能走进“自由王国”的。
然而怎样走进“自由王国”?马克思接着指引路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实践)”,“审美”因为没有功利性,不为物役,才可以成为走向“自由”的桥梁。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没有阐述概念系统的美学体系,然而他对美却有着最深刻的领悟,每一个与马克思神交的人都深知:其全部哲学运思核心就是美,就是通过现实实践的审美化而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如果说马克思是人类革命的导师,那么他指引的其实是人类精神领域中的革命而走向解放与自由的道路。
饱含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无比关注,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深情关切,三个伟人用“审美”一步步深化着、引领着人类的自由进程。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康德将道德生活的审美称为“游戏”,席勒也将艺术生活的审美称为“游戏”,只有马克思将其称为“审美实践”,然而,这种精神的 “审美实践”才是最完整、最深刻意义的“游戏”。那么,游戏到底是什么?
二、游戏:作为自由的精神实践
游戏是一种最古老而普遍的活动,它比人类历史更为悠久,因为动物也有游戏。只需我们观察动物游戏,就会发现在人的游戏中体会到的所有东西和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游戏是生物的本能,但它远不止一种生理现象,在游戏中“有某种超出了直接生活需要并将意义赋予的东西在运作,一切游戏都意指着这种东西”②。也就是说“游戏必然服务于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必然具有某种生物学目的”,这种“东西”就是游戏的精神乐趣。然而游戏的力量极为巨大,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参与者完全席卷而入,他们的情绪和精神被震撼,被深深吸引,心灵的激流冲破了物质的羁绊,宇宙的控制,在与强迫的日常生活相隔离“假装”的“场”内,游戏者遵守着也创造着游戏规则,自由自在、物我两忘,体验着、想象着、创造着,以最大的专注精神和最大的严肃态度来进行游戏,这样的游戏上升到了审美和神圣的层面而把理性远远抛在下面。
然而游戏并非人类所专有,游戏本能、游戏的乐趣也就必然拒绝一切逻辑、分析等理性思维。那么游戏的这个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其实这种情绪的求乐本能就来源于“美”。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后,人们知道,人只不过是进化得比较好的动物而已。同动物一样,人生来拥有爱“美”的天性。如果说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只有“美”是不需要后天的教育和规范,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由于人的智慧大脑,理性人眼中的“美”就有了根本的不同。游戏其实就是人与世界之美深层交往、相融互生的精神实践。
人因为有理性因而可以自由,当人面对宇宙自然,理性总会变成自由选择的内在积淀融化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不同的理性个体也总是会感受到不同的美,感受到不同的震撼与感动,而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和感动就会成为游戏的不竭动源,而这也是文化得以生发和相续的基础。这种原初的感受只能体验,不能分析和反思,它是话语乃至思想背后的东西,因此最深刻的哲学家都知道用对话集(柏拉图)或寓言(庄子)的形式让理念显现。对它的理解东方人最智慧,道家“道不可言”,玄学“言不尽意”和佛家“不立文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困扰西方哲学家的原因。
“美”的体验虽然不能思与议,但它不仅存在且十分重要,找不到它就找不到思想的根。现象学是20世纪对人类思想发生重要影响的学说,其理论核心就是通过文化诸现象的回溯去寻找思想根源,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将混乱的日常生活还原为一种明晰而本真的意识生活。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运用的当然是理性反思的方法,这就使得他和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总是不能实现自己美好愿望,其中原因,倪梁康作了解释:“现象学反思只能是再造的,就是说首先要完成一个意识行为,然后我们才能将目光朝向它,即通过再造而使这个行为当下化,成为反思的对象。使这个已经完成的意识行为再次显现在反思中的过程因而必须定义为‘再造性的’。”“换言之,现象学的研究不是以原本的体验为对象,而是以变化了的体验为对象,这个结论可以说与海德格尔的主张殊途同归。都表明胡塞尔用来把握原本性的方法与他所向往的原本性理想相隔有距”③。
由于捕捉到了“美”,杜夫海纳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也找到了哲学与文化的根,他说:“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以找到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在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个点上;自然向人类显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在自然所说的这些语言之前,逻各斯的未来已经在这相遇中着手准备了。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可以寻根溯源。”因此他得到可靠的结论:“在其最纯粹的瞬间,审美经验完成了现象学还原。”④
智者都有一颗审美的心灵,这样的感悟其实在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心灵中都深深的体验过。席勒曾经说:“美是我们的第二个造物主”,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给了我们的身体,给了我们生命的自然,而“美”则造就我们的心灵,赋予我们精神的自由。换言之,美就是游戏的源泉,游戏是人与美深情舞蹈的过程,在游戏中,美带来的巨大快乐一刻不曾离开,它使人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与日常状态完全绝缘,在充满激情与迷狂的活动中,人的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彻底改变了,“像磁石吸引铁环一样——将人吸引到神的世界”,其实这个“神的世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
在著名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反复引导人们:“自由王国只有在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他的战友恩格斯展望:“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两个伟人都深刻地阐明只有摆脱了外在的此岸的物质劳作,才有彼岸的精神的自由飞翔。他们的战友拉普洛夫更是一语中的:“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斗争,更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这正是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所在。然而馬克思也深知这个“自由的王国”其实在古往今来每个真正懂得审美“享受”的人的心坎里。
的确,游戏它所提供的“高级的享受”始终萦绕在文化的源头,始终在为人类的创造提供所需的能量。
两千多年前在中西方文化的源头,先贤们就以他们精神游戏的智慧之思竭力在启迪着后人。亚里斯多德十分重视劳作后的休闲,他饶有趣味的说了这样的话:“休闲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英文“Leisure”)休息的成分很少,有娱乐和游戏的意思,主要指“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那么亚氏的“休闲”其实说的是在休闲时所作的事——游戏。柏拉图在《法律篇》警示后人:“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应该相应地过生活都应玩最高尚的游戏并禀有与他们目前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必须作为游戏来过,玩游戏,唱歌跳舞,这样人才能抚慰神灵,才能免于敌人的侵犯并在竞争中获胜。”柏拉图以他的智者心灵深深体悟到: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玩高尚的游戏,体验着、想象着、并且在游戏中获得一种精神,“游戏”就是最本真、神圣的人以严肃态度对待的最严肃的事,而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接近了神。
此时在世界的东方,“游”也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与关键词。孔子的“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成于乐”、“游于艺”等都强调了文化生成与人类生存的最好状态就是游戏。而庄子的全部智慧也同样情牵一个“游”字,他的“逍遥游”就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因为在“游”中,有不为天地万物所束缚的自由精神,有生命本体独特的体验和妙悟,更有创造中优游不迫、乐此不疲和不停顿的求真探索,而这就是“此在的意义”。
这是真正的神游!这样的“游”早已不是“鲲”和“鹏”的在水中、在天上的“形器之游”,而是极度自由惬意的心灵翱翔,它打碎了了形与物的桎梏,“损之又损”,心灵没有丝毫的挂碍,自由的精神才得以放飞,它源于最真诚的情感导引和最彻底的内心需求,游者完全和所游的东西合而为一,因此可以“游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本真生命,这便是游者的自由“至乐”。“乐”不是人生中可有可无的调味,是人性与人道的必然,因为“乐者也,情之不可免也”。这是一种莫可阻挡的自由飞翔的精神超越,是人的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真可谓“逍遥者,无用之大用也”!
站在中西方文化源头的哲人们,都是伟大的游者。在他们看来游戏越是困难,越是能增添人的生命色彩,其文化的价值也就越鲜明突出,游戏带给他们的不是一般的感性快乐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对待“所游”审美的超越态度。在游戏里,理智因素早已沉浸和融化在情感之中,并被这深情紧紧牵引。“深情”虽发自游者个体,却总是对饱含人生存在状态的亲证体悟,总是与对宇宙本体、人的存在的求索紧紧相连。在这深情的游戏中,游者忘怀得失,“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与万物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遨游天地之中,以最专注的精神高翔在理性所不能企及的洞见高度。智慧的大脑皮层使人与动物的游戏有了本质的不同,人也因此成为可以创造文化与历史的动物。弗洛贝尼乌斯在《非洲文化史:历史形态学导论》中说:“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正如在儿童或每一有创造力的人那里一样,都是从这种被攫住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惊讶着、探究着,不仅玉成了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文化形态,也安顿了人的精神,赋予人以深沉的“在家感”。对此罗素说:“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实生活是一种漫长的、居第二位的东西,是理想和可能间不断的妥协;但是纯理性的世界不知道妥协、实际的限制和创造的障碍为何物。远离人的情感,甚至远离自然的可怜的事实,世世代代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里好像住在自己家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逃避现实世界凄凉的流浪。”⑥ 这种“在家感”爱因斯坦称它为“宗教感”,他说:“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现象的世界中寻求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就像感到在家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⑦ 其实对他们来说,游戏不是风雅、甚至不是事业,而是其全部信仰和生命意义之所在。
游戏作为人的本能和审美的精神实践还原了人类生活的本真样态,它安顿和滋养了人的灵魂,将人导入自由之境,找到了精神家园,此时人之在呈现为“诗意栖居”,这正是马克思深情眷注的人的解放状态,也是我们将马克思的“实践”称之为“游戏”的根本原因。
三、游戏:“自由王国”的实现
“游戏”因为破开了一切“必然王国”的羁绊显露出最深沉的人文内涵,从而走入了“自由王国”,然而“破”是为了“立”,“游戏”携着这份自由开始“打天下”,此时“人”与“世界”合而为一,人之存在表现为一种动态的与“世界”深情共舞的一种“共在”,人与世界不断走入新的澄明之境,人在敞开了自己的同时敞开了与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不同的意义世界,游戏不断沟通两个世界也不断生成了两个世界,人才能把握存在的整体性而使“存在”的意义得以呈现和确认。
马克思曾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⑧人之独一无二在于人的自由品格,人“会拥有他所选择的一切,能成为他愿意成为的模样”。人不仅生活在物质生活构筑的现实世界,更生活在精神生活构筑的意义世界里。物质生活满足物欲,精神生活完善人性。注定要生活在精神家园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成员不能抵挡自然法则的限制,一方面又具有超越有限的理想。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此在被抛入可能的境遇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将“可能”变成“能”的途径只有游戏,游戏将日常的现实时空垂直切断,变成了“永恒精彩瞬间”,人在这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审美时空中“鼓腹而游”,创造了文化,生成了知识,敞开了人得以遨游其中的意义世界和文化宇宙。而文化和知识又反过来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生成的,因此也永远有挡不住的诱惑。
从现实世界到意义世界的历程,青原禅师说的最精辟:“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五元灯会》卷十七)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时的山水是与游戏者相分离的客观山水,是认知的对象。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时游戏者由虚而静,在亲证的主观心境和认知的客观事物之间的游动,不再以认知而是以妙悟的角度看山水,此时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迁想而妙得,从而能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第三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山水的视觉表象依然如故,而此时的山水已被游戏精神的灵光照耀过,山水已不再是自然山水更是主体心中笔下的文化山水和符号山水,即意义世界。
更本质说,游戏的终极目标不在于“创造世界”而在于“生成自己”,源于人的爱智本性,人类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理性,而是为了认识自己、寻找家园。而人成为人,不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等着人实现,而是说像世界的开放性一样人也有未完成性,“游戏”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游戏者在敞开两个世界的同时也敞开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确认了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是人的未来”。
张世英在《人天之际》中将人的境界分三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即人与物尚未区分,只有单纯的感受;第二层次是“主客二分”,人因为有了意识,人对于物是认识的主体;第三层次是“高级的天人合一”。这个第三层次中的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人和那个在游戏中“成为”的人。
老子在《道德经》中要“复归”的就是游戏要成就的人,“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是说游戏之心必是儿童之心、赤子之心,在游戏中“有”复归于“无”,理性人复归于纯真心态的高级“婴儿”。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有游乎之乐,谓之至人。”因为拥有一种没有被文明所污染蒙蔽的心态,因为会“游”,童心的游者成了去伪存真的真人和老聃口中的“至人”。“真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唯童心可蕴含无限的发展和创造的可能,唯品尝纯粹游戏至乐后方有童心。这就是“圣人皆孩之”的道理。
李贽的《童心说》欣赏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人,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亦。”⑨李贽把原初的清净的童心称为真心,即佛教的清凈本原心,但是“客尘所染”、虚伪的经书使人失去了童心,游戏的任务就是要“去蔽”,他坚信童心不只为童年所独有,更是人生的大境界,他感慨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游戏还可以“养气”,孟子养的“浩然正气”其实就是游戏者的“真气”和“童蒙”。在石涛看来创造的力量全在于蒙养,蒙即“童蒙”,游戏使人走向原初的童蒙状态,在《画语录远尘章》中他讲“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不拘。此局碍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⑩。说的其实是“为道日损”的道理。游戏成就了拥有闪闪发光的天真的人,这也是童心游者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原因所在。
游戏成就的这个人不仅是个自然的“小我”,更是一个像马克思这样的社会“大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胡适《不朽》),这是游戏者的使命担当。
游戏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自身,这样的游戏其实一直在时间的维度中变化着。换言之,游戏需要时代精神的滋养,游戏也铸造时代的品位。雅斯贝尔斯曾把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中国先秦)称之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游戏播撒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种子,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伟大的游戏者。可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有游戏的热情,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异化”在今天日益富裕的中国人身上弥漫着,物质欲望的驱使、工具理性的裹挟,使“游戏”的“天真”被逐渐遮蔽,人的异化导致了游戏的全面异化。正如叶朗所说:“有一种异化的现象,人和大地分开,人和自己的创造物分裂,因而在精神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飘泊者,精神上极其孤独。所以人的一生始终存在的愿望就是回归故乡——寻找一个精神家园。哲学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人类返归家园的渴望、探索。”{11} 这样的忧虑也同样在凯恩斯心中激起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不怀恐惧地展望一个悠闲和富裕的时代。”
如果说“自由王国”作为一种理想,其实现范围是涵盖全人类, 那么它必然指向马克思的未来社会, 然而作为现实, 时空不是界限,物质不可阻拦,它完全可以在每一个不被“必然”奴役的智者的“游戏”创造中生成、在“游戏”的审美心灵中绽放。换言之,在越来越富裕的当代中国,能否走进这个自由王国,其实是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其实这正是马克思美学历久弥新,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依旧拯救处于精神危机中的当代人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4页。
②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④ M. Dufrenne: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suous:Essay in Aesthetics, p5.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⑥ 罗素:《我的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⑦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⑨⑩ 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299页。
{11} 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國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作者简介:周文杰,女,1968年生,江苏江阴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4。
(责任编辑陈金清)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游戏理论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编号:DUT10RW315)和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美学视域中的游戏本质研究》(编号:W2010094)的研究成果之一。
关键词:自由;游戏;实践;审美;自由王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9-0049-06
不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海德格尔发展的“我在故我思”,哲学总是离不开“思”与“在”(存在),而且“思”与“在”总是相伴而生、互为因果,因为独特的“在”总会引发独特的“思”,而别样的“思”也总是引导别样的“在”,这是哲学的使命。一部哲学史就是在“思”与“在”的永恒轮回中人类探索如何自由存在的历史。当年马克思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怀着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无比关切,提出著名的实践哲学,他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人的自由为目标,展示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眷注,成就了全部哲学史上最深情也最深沉的关怀。然而马克思的“实践”绝不仅仅指向“必然王国”中物质实践,更指向“自由王国”中精神实践,游戏作为人与世界深层交往、 相融共生的精神实践,它源于审美,因而自由,能够创造和超越,使人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得以澄明和确认,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历久弥新,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依旧拯救处于精神危机中的当代人的根本原因。
一、自由的历程:理念自由—人性自由—实践自由
哲学从来都是人学,然而真正将哲学的目光凝于人类自己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如果说自由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还仅仅是启示之光的话,那么从德国的康德、席勒传递到马克思手里已成为燃烧成熊熊的火炬,照亮了人类进步的征程。
康德、席勒、马克思三个伟人有着共同的哲学旨趣,都是以反思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理解生活、把握人生,其哲学运思也全部围绕人的“自由”向度而展开,最终也得到同样论断,即“自由”的终极实现是一条审美之路。然而在他们心中,自由的内涵又是不同的,康德的自由是道德中的“理念自由”,席勒的自由是
审美中的“人性自由”,而马克思的自由是现实中的“实践的自由”,也是在这个进路上马克思哲学的永恒魅力才真正展现出来。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奠基者,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批判哲学如他自己所说是“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也就是说康德一生倾心的是如何在道德和信仰的实践中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样的探索对康德来说是艰辛的,因为他的哲思不是在前两大批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判断力批判之后,其核心主题才得以充分显现。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说,其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人能知道什么?(二)人能做什么?(三)人能希望什么?而到了晚期,他在这三题后添了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也就是说“人是什么”才是康德哲学运思的真正方向与关键。康德的哲学批判,其实是人的批判。在认识领域,康德的结论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在道德领域,则是“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然而人真的可以听从理性的命令?我们知道理性规定的不一定就是感性喜欢的,其实人的这种二重性正是一切苦恼的根源。这样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于是康德想到了“美”,因为审美不借助概念、无功利性,它不是片面的感性活动,也不是片面的理性活动,既不是个体感性的无尽扩张,也不是社会理性的极度压抑,“美”使感性和理性统一成为理念,这种理念使个体和社会融合,这种协调方式康德就称之为“游戏”。即只有在审美的游戏活动中,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自由的思考,才能实现道德理念的真正自由。康德就是在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中进入审美判断力的疆域,使其哲学的全部精髓得以呈现。
康德的哲学后继有人,作为康德的崇拜者,席勒对康德的解读却成就了哲学的另一向度,这是因为康德时代人类道德沦丧使他凝思的是如何拯救人们的理性,而晚30余年出生的席勒,面临的却是近代科技发展对人性分裂的困境,因此他提出审美教育思想,希望通过艺术审美使人性弥合从而走向自由的道路。
席勒认为,在人性结构中有两样基本又对立的东西,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来源于人的自然存在感性本性;形式冲动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理性本性。感性冲动提供具体事件,那么形式冲动提供逻辑法则,当它涉及认识时,就是各种判断的法则,当它涉及到行动时,就是各种意志的法则。如果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能够连接,这种连接就会使人同时具有两种体验,这时人性才会完整、人才能自由。这样席勒就提供了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席勒说:“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偶然而同时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物。在美的直观中,心灵是处于规律与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正因为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才避免了规律和需要的强制。”换言之只有在审美游戏中,我们存在的自由才得以实现,所以,席勒宣称审美即人生存的目的:“只有當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因此席勒认为只有通过审美教育即艺术的途径,才能使人性得以完善。这是席勒美学的核心所在。
然而无论是康德的理念自由,还是席勒的人性自由,都是片面的自由。因为人类自由的根本实现不仅在道德、审美领域,还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这样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应运而生,这种哲学被萨特称为“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与康德和席勒不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人的理念里,也不在人固有的本性中,而是在其现实实践中的不断生成,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首先是指物质实践,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之为马克思在于,其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实践只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精神实践才是人类自由的标志。其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表述就是明证。
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旨归, 马克思阐释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摆脱了必然性的束缚,人才可能真正的独立、解放与自由,这第三阶段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然而这个“产”绝不是物质层面的“财产”,而是精神层面的“生产”与创造,因为对物质的追求是“必然王国”中的事情,是不可能走进“自由王国”的。
然而怎样走进“自由王国”?马克思接着指引路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实践)”,“审美”因为没有功利性,不为物役,才可以成为走向“自由”的桥梁。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没有阐述概念系统的美学体系,然而他对美却有着最深刻的领悟,每一个与马克思神交的人都深知:其全部哲学运思核心就是美,就是通过现实实践的审美化而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如果说马克思是人类革命的导师,那么他指引的其实是人类精神领域中的革命而走向解放与自由的道路。
饱含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无比关注,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深情关切,三个伟人用“审美”一步步深化着、引领着人类的自由进程。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康德将道德生活的审美称为“游戏”,席勒也将艺术生活的审美称为“游戏”,只有马克思将其称为“审美实践”,然而,这种精神的 “审美实践”才是最完整、最深刻意义的“游戏”。那么,游戏到底是什么?
二、游戏:作为自由的精神实践
游戏是一种最古老而普遍的活动,它比人类历史更为悠久,因为动物也有游戏。只需我们观察动物游戏,就会发现在人的游戏中体会到的所有东西和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游戏是生物的本能,但它远不止一种生理现象,在游戏中“有某种超出了直接生活需要并将意义赋予的东西在运作,一切游戏都意指着这种东西”②。也就是说“游戏必然服务于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必然具有某种生物学目的”,这种“东西”就是游戏的精神乐趣。然而游戏的力量极为巨大,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参与者完全席卷而入,他们的情绪和精神被震撼,被深深吸引,心灵的激流冲破了物质的羁绊,宇宙的控制,在与强迫的日常生活相隔离“假装”的“场”内,游戏者遵守着也创造着游戏规则,自由自在、物我两忘,体验着、想象着、创造着,以最大的专注精神和最大的严肃态度来进行游戏,这样的游戏上升到了审美和神圣的层面而把理性远远抛在下面。
然而游戏并非人类所专有,游戏本能、游戏的乐趣也就必然拒绝一切逻辑、分析等理性思维。那么游戏的这个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其实这种情绪的求乐本能就来源于“美”。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后,人们知道,人只不过是进化得比较好的动物而已。同动物一样,人生来拥有爱“美”的天性。如果说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只有“美”是不需要后天的教育和规范,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由于人的智慧大脑,理性人眼中的“美”就有了根本的不同。游戏其实就是人与世界之美深层交往、相融互生的精神实践。
人因为有理性因而可以自由,当人面对宇宙自然,理性总会变成自由选择的内在积淀融化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不同的理性个体也总是会感受到不同的美,感受到不同的震撼与感动,而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和感动就会成为游戏的不竭动源,而这也是文化得以生发和相续的基础。这种原初的感受只能体验,不能分析和反思,它是话语乃至思想背后的东西,因此最深刻的哲学家都知道用对话集(柏拉图)或寓言(庄子)的形式让理念显现。对它的理解东方人最智慧,道家“道不可言”,玄学“言不尽意”和佛家“不立文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困扰西方哲学家的原因。
“美”的体验虽然不能思与议,但它不仅存在且十分重要,找不到它就找不到思想的根。现象学是20世纪对人类思想发生重要影响的学说,其理论核心就是通过文化诸现象的回溯去寻找思想根源,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将混乱的日常生活还原为一种明晰而本真的意识生活。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运用的当然是理性反思的方法,这就使得他和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总是不能实现自己美好愿望,其中原因,倪梁康作了解释:“现象学反思只能是再造的,就是说首先要完成一个意识行为,然后我们才能将目光朝向它,即通过再造而使这个行为当下化,成为反思的对象。使这个已经完成的意识行为再次显现在反思中的过程因而必须定义为‘再造性的’。”“换言之,现象学的研究不是以原本的体验为对象,而是以变化了的体验为对象,这个结论可以说与海德格尔的主张殊途同归。都表明胡塞尔用来把握原本性的方法与他所向往的原本性理想相隔有距”③。
由于捕捉到了“美”,杜夫海纳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也找到了哲学与文化的根,他说:“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以找到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在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个点上;自然向人类显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在自然所说的这些语言之前,逻各斯的未来已经在这相遇中着手准备了。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可以寻根溯源。”因此他得到可靠的结论:“在其最纯粹的瞬间,审美经验完成了现象学还原。”④
智者都有一颗审美的心灵,这样的感悟其实在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心灵中都深深的体验过。席勒曾经说:“美是我们的第二个造物主”,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给了我们的身体,给了我们生命的自然,而“美”则造就我们的心灵,赋予我们精神的自由。换言之,美就是游戏的源泉,游戏是人与美深情舞蹈的过程,在游戏中,美带来的巨大快乐一刻不曾离开,它使人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与日常状态完全绝缘,在充满激情与迷狂的活动中,人的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彻底改变了,“像磁石吸引铁环一样——将人吸引到神的世界”,其实这个“神的世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
在著名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反复引导人们:“自由王国只有在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他的战友恩格斯展望:“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两个伟人都深刻地阐明只有摆脱了外在的此岸的物质劳作,才有彼岸的精神的自由飞翔。他们的战友拉普洛夫更是一语中的:“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斗争,更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这正是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所在。然而馬克思也深知这个“自由的王国”其实在古往今来每个真正懂得审美“享受”的人的心坎里。
的确,游戏它所提供的“高级的享受”始终萦绕在文化的源头,始终在为人类的创造提供所需的能量。
两千多年前在中西方文化的源头,先贤们就以他们精神游戏的智慧之思竭力在启迪着后人。亚里斯多德十分重视劳作后的休闲,他饶有趣味的说了这样的话:“休闲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英文“Leisure”)休息的成分很少,有娱乐和游戏的意思,主要指“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那么亚氏的“休闲”其实说的是在休闲时所作的事——游戏。柏拉图在《法律篇》警示后人:“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应该相应地过生活都应玩最高尚的游戏并禀有与他们目前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必须作为游戏来过,玩游戏,唱歌跳舞,这样人才能抚慰神灵,才能免于敌人的侵犯并在竞争中获胜。”柏拉图以他的智者心灵深深体悟到: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玩高尚的游戏,体验着、想象着、并且在游戏中获得一种精神,“游戏”就是最本真、神圣的人以严肃态度对待的最严肃的事,而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接近了神。
此时在世界的东方,“游”也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与关键词。孔子的“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成于乐”、“游于艺”等都强调了文化生成与人类生存的最好状态就是游戏。而庄子的全部智慧也同样情牵一个“游”字,他的“逍遥游”就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因为在“游”中,有不为天地万物所束缚的自由精神,有生命本体独特的体验和妙悟,更有创造中优游不迫、乐此不疲和不停顿的求真探索,而这就是“此在的意义”。
这是真正的神游!这样的“游”早已不是“鲲”和“鹏”的在水中、在天上的“形器之游”,而是极度自由惬意的心灵翱翔,它打碎了了形与物的桎梏,“损之又损”,心灵没有丝毫的挂碍,自由的精神才得以放飞,它源于最真诚的情感导引和最彻底的内心需求,游者完全和所游的东西合而为一,因此可以“游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本真生命,这便是游者的自由“至乐”。“乐”不是人生中可有可无的调味,是人性与人道的必然,因为“乐者也,情之不可免也”。这是一种莫可阻挡的自由飞翔的精神超越,是人的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真可谓“逍遥者,无用之大用也”!
站在中西方文化源头的哲人们,都是伟大的游者。在他们看来游戏越是困难,越是能增添人的生命色彩,其文化的价值也就越鲜明突出,游戏带给他们的不是一般的感性快乐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对待“所游”审美的超越态度。在游戏里,理智因素早已沉浸和融化在情感之中,并被这深情紧紧牵引。“深情”虽发自游者个体,却总是对饱含人生存在状态的亲证体悟,总是与对宇宙本体、人的存在的求索紧紧相连。在这深情的游戏中,游者忘怀得失,“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与万物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遨游天地之中,以最专注的精神高翔在理性所不能企及的洞见高度。智慧的大脑皮层使人与动物的游戏有了本质的不同,人也因此成为可以创造文化与历史的动物。弗洛贝尼乌斯在《非洲文化史:历史形态学导论》中说:“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正如在儿童或每一有创造力的人那里一样,都是从这种被攫住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惊讶着、探究着,不仅玉成了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文化形态,也安顿了人的精神,赋予人以深沉的“在家感”。对此罗素说:“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实生活是一种漫长的、居第二位的东西,是理想和可能间不断的妥协;但是纯理性的世界不知道妥协、实际的限制和创造的障碍为何物。远离人的情感,甚至远离自然的可怜的事实,世世代代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里好像住在自己家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逃避现实世界凄凉的流浪。”⑥ 这种“在家感”爱因斯坦称它为“宗教感”,他说:“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现象的世界中寻求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就像感到在家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⑦ 其实对他们来说,游戏不是风雅、甚至不是事业,而是其全部信仰和生命意义之所在。
游戏作为人的本能和审美的精神实践还原了人类生活的本真样态,它安顿和滋养了人的灵魂,将人导入自由之境,找到了精神家园,此时人之在呈现为“诗意栖居”,这正是马克思深情眷注的人的解放状态,也是我们将马克思的“实践”称之为“游戏”的根本原因。
三、游戏:“自由王国”的实现
“游戏”因为破开了一切“必然王国”的羁绊显露出最深沉的人文内涵,从而走入了“自由王国”,然而“破”是为了“立”,“游戏”携着这份自由开始“打天下”,此时“人”与“世界”合而为一,人之存在表现为一种动态的与“世界”深情共舞的一种“共在”,人与世界不断走入新的澄明之境,人在敞开了自己的同时敞开了与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不同的意义世界,游戏不断沟通两个世界也不断生成了两个世界,人才能把握存在的整体性而使“存在”的意义得以呈现和确认。
马克思曾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⑧人之独一无二在于人的自由品格,人“会拥有他所选择的一切,能成为他愿意成为的模样”。人不仅生活在物质生活构筑的现实世界,更生活在精神生活构筑的意义世界里。物质生活满足物欲,精神生活完善人性。注定要生活在精神家园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成员不能抵挡自然法则的限制,一方面又具有超越有限的理想。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此在被抛入可能的境遇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将“可能”变成“能”的途径只有游戏,游戏将日常的现实时空垂直切断,变成了“永恒精彩瞬间”,人在这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审美时空中“鼓腹而游”,创造了文化,生成了知识,敞开了人得以遨游其中的意义世界和文化宇宙。而文化和知识又反过来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生成的,因此也永远有挡不住的诱惑。
从现实世界到意义世界的历程,青原禅师说的最精辟:“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五元灯会》卷十七)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时的山水是与游戏者相分离的客观山水,是认知的对象。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时游戏者由虚而静,在亲证的主观心境和认知的客观事物之间的游动,不再以认知而是以妙悟的角度看山水,此时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迁想而妙得,从而能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第三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山水的视觉表象依然如故,而此时的山水已被游戏精神的灵光照耀过,山水已不再是自然山水更是主体心中笔下的文化山水和符号山水,即意义世界。
更本质说,游戏的终极目标不在于“创造世界”而在于“生成自己”,源于人的爱智本性,人类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理性,而是为了认识自己、寻找家园。而人成为人,不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等着人实现,而是说像世界的开放性一样人也有未完成性,“游戏”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游戏者在敞开两个世界的同时也敞开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确认了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是人的未来”。
张世英在《人天之际》中将人的境界分三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即人与物尚未区分,只有单纯的感受;第二层次是“主客二分”,人因为有了意识,人对于物是认识的主体;第三层次是“高级的天人合一”。这个第三层次中的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人和那个在游戏中“成为”的人。
老子在《道德经》中要“复归”的就是游戏要成就的人,“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是说游戏之心必是儿童之心、赤子之心,在游戏中“有”复归于“无”,理性人复归于纯真心态的高级“婴儿”。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有游乎之乐,谓之至人。”因为拥有一种没有被文明所污染蒙蔽的心态,因为会“游”,童心的游者成了去伪存真的真人和老聃口中的“至人”。“真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唯童心可蕴含无限的发展和创造的可能,唯品尝纯粹游戏至乐后方有童心。这就是“圣人皆孩之”的道理。
李贽的《童心说》欣赏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人,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亦。”⑨李贽把原初的清净的童心称为真心,即佛教的清凈本原心,但是“客尘所染”、虚伪的经书使人失去了童心,游戏的任务就是要“去蔽”,他坚信童心不只为童年所独有,更是人生的大境界,他感慨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游戏还可以“养气”,孟子养的“浩然正气”其实就是游戏者的“真气”和“童蒙”。在石涛看来创造的力量全在于蒙养,蒙即“童蒙”,游戏使人走向原初的童蒙状态,在《画语录远尘章》中他讲“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不拘。此局碍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⑩。说的其实是“为道日损”的道理。游戏成就了拥有闪闪发光的天真的人,这也是童心游者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原因所在。
游戏成就的这个人不仅是个自然的“小我”,更是一个像马克思这样的社会“大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胡适《不朽》),这是游戏者的使命担当。
游戏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自身,这样的游戏其实一直在时间的维度中变化着。换言之,游戏需要时代精神的滋养,游戏也铸造时代的品位。雅斯贝尔斯曾把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中国先秦)称之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游戏播撒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种子,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伟大的游戏者。可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有游戏的热情,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异化”在今天日益富裕的中国人身上弥漫着,物质欲望的驱使、工具理性的裹挟,使“游戏”的“天真”被逐渐遮蔽,人的异化导致了游戏的全面异化。正如叶朗所说:“有一种异化的现象,人和大地分开,人和自己的创造物分裂,因而在精神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飘泊者,精神上极其孤独。所以人的一生始终存在的愿望就是回归故乡——寻找一个精神家园。哲学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人类返归家园的渴望、探索。”{11} 这样的忧虑也同样在凯恩斯心中激起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不怀恐惧地展望一个悠闲和富裕的时代。”
如果说“自由王国”作为一种理想,其实现范围是涵盖全人类, 那么它必然指向马克思的未来社会, 然而作为现实, 时空不是界限,物质不可阻拦,它完全可以在每一个不被“必然”奴役的智者的“游戏”创造中生成、在“游戏”的审美心灵中绽放。换言之,在越来越富裕的当代中国,能否走进这个自由王国,其实是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其实这正是马克思美学历久弥新,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依旧拯救处于精神危机中的当代人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4页。
②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④ M. Dufrenne: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suous:Essay in Aesthetics, p5.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⑥ 罗素:《我的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⑦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⑨⑩ 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299页。
{11} 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國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作者简介:周文杰,女,1968年生,江苏江阴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4。
(责任编辑陈金清)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游戏理论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编号:DUT10RW315)和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美学视域中的游戏本质研究》(编号:W2010094)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