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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兹克是当代美国文坛著名的犹太作家。她植根于犹太文化土壤，从丰富的民族历史典籍、神话传说中提取素材，创造性地将这些素材与犹太移民的生活现实相结合，用她生花的妙笔创造出全新历史条件下的“礼拜式文学”。本文通过分析奥兹克作品探究其“礼拜式文学”的主题，即奥兹克的文化身份主张、对犹太属性的坚守以及对同化的坚决抵制。
关键词：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犹太移民；犹太教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126－04
辛西娅·奥兹克作为新一代优秀的犹太裔小说家，在当代美国文学界享有颇高的声誉。奥兹克192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都是犹太移民。她的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信任》于1966年问世，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第一个短篇集《异教徒拉比等故事》(1971)便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随后凭借《篡夺》(1975)、《围巾》(1981)、《罗莎》(1984)先后三次荣获欧·亨利小说奖：1986年，她摘得了迈克尔·瑞短篇小说终身成就奖：1987年，又获得母校亨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在1988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和研究院成员。与同时代其他美国犹太小说家的创作相比，奥兹克具有更为强烈的宗教意识。她在作品中通过表现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犹太人本质和犹太历史等主题，在探讨富有犹太民族意识的救赎观念中，揭示了犹太民族历史的悲剧和犹太人对现实生活的困惑，体现了深沉的民族关注。她植根于犹太文化土壤，从丰富的民族历史典籍、神话传说中提取素材，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素材与犹太移民的生活现实相结合，用她生花的妙笔创造出全新历史条件下的“礼拜式文学”。
一、礼拜式文学及奥兹克的写作背景
在犹太文学史上。早期最为典型的礼拜式文学文本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这部24卷典籍，产生于“人们持有绝对信仰的时代”，其作品多充斥着“一神”的犹太教思想，并富于民族性、爱国主义的色彩和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如《以赛亚书》谴责社会风气的堕落，又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希望； 《但以理书》借历史上亡国之君艰难复国的故事，激励处于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希伯来人起来斗争； 《玛喀比传》描写苦难深重的民族获得独立的故事……这些著名篇章。或敦促族人信奉上帝、敢于受难，或警醒族人免于沉沦。或颂扬族人保持自身的犹太性，无一不激励着犹太人恪守其犹太身份和犹太意识。
然而，三个太平盛世后，犹太人历经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启蒙运动和“二战”大屠杀，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迫害。长时间的流散使其成为一个分散和多元化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传统，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犹太人在政治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可能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服务，甚至可能在敌对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犹太人背弃了犹太传统。
奥兹克写作的高峰期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正值犹太民族的又一个“大流散”时期，二战屠杀的阴霾还未散尽，众多犹太人普遍怀疑上帝是否遵守了契约。“文化同化”的大环境却已湮没了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思想。在社会结构同化方面，由于多数美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民族归宿问题的态度比以往要平淡和迟钝很多。他们的犹太性已经减弱至最低限度。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更关注的是美国社会问题；在文化同化方面，美国犹太移民已经吸取了大量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准则，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已经降低至所谓的“象征性犹太教”。
尽管如此，反犹主义却从未消失。在文学界，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士对于埃利斯岛及纽约东部移民所使用的意第绪语的负面评价和排斥，直接将这些犹太人挡在了美国主流文化的门外。像“犹太作家是狭隘的”这样的普遍观点使许多犹太作家不敢坦陈甚至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
奥兹克、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尊敬詹姆士，却敢于挑战其反犹主义观点。他们将杰出人才统治论和平等主义联系在一起，重申了美国身份和犹太身份的“重叠”问题。尤其是奥兹克，在敏感的身份问题上表现得异常坚定。一方面，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直言不讳：“让别人争做凑巧生为犹太人的小说家吧，我。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才能开始写作”；另一方面，坚决抵制针对犹太作家的不合理的责难和控诉，声称：“这个世界都是建立在犹太文学传统——《圣经》基础之上的，世界应该重新吸收犹太传统。作为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不能狭隘。”奥兹克强调：“忽略一个人的历史就如同给其作了一次文化切除手术。”身处于一个“信仰衰退。团体瓦解，种族纽带弱化”的时代，奥兹克更相信作家应该具有伦理功能： “我坚信，小说固然可以是逃避历史和道德重负的轻浮呻吟，它仍然能成为某个群体(犹太民族)的公共祈祷式，并且最终迎来救赎。”于是，她提倡一种饱含犹太教价值观的“礼拜式文学”，在20世纪的犹太文学领域掀起了一种富有犹太精神的创作新风。
二、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特征
美国文学批评界从奥兹克的创作意识、文学主题、叙事手法和伦理功能等方面出发，给予奥兹克的作品以“礼拜式文学”的全新定位。具体地说，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体现在其创作的宗教感情基础以及自觉服务于宗教的创作意识。奥兹克的世界观是“现代的、深奥的、美国化的，然而究其本质，还是犹太的”。她在《艺术与热情》这部论文集中探讨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和如何创作一部犹太作品的问题。
犹太传统观点认为，相信不相信或遵守不遵守犹太人与上帝所立的契约，对犹太人来说是赖以生存的大事件，抑或说是检验犹太人信教与不信教的试金石。奥兹克强调犹太教中的“契约论”，说明她信仰的是正统犹太教，坚持犹太传统中最根本的东西。这足以说明奥兹克是以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的立场去“判断和诠释世界”，进行思考和创作的。
奥兹克曾说：“我是作为一个美国小说家开始写作的，但写完后则成了犹太小说家。我在写作过程中把自己犹太化了。”奥兹克的这番表白，一方面反映了她的作品是以犹太主题及其价值取向取胜的；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自身也经历过其他犹太小说家所苦苦挣扎的“美国小说家与犹太小说家之间的身份矛盾”。奥兹克以自己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为例，向那些还在徘徊或观望的犹太作家证明：无论其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如何，也无论其最初写作动机或选择的题材如何，犹太作家最终的精神归宿始终是犹太民族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信仰。
奥兹克坚持以犹太教写作为己任，渴望用一种“写救赎的人文主义文学，给标准的犹太现代律法中的德行以捍卫和荣誉”。她也曾大胆地宣称，一部维护犹太教“律法”和抵制“对艺术进行偶像崇拜”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宗教祈祷书，在其中可以听到来自历史之王的回音。同时，奥兹克也以犹太身份写作而自豪，并坚信：“那些自觉记住和维护历史的意识，抵制当前短暂的哄诱 的犹太作家，会被人记住，成为历史(至少是犹太史)上的一部分!”
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其文学主题的宗教化。犹太文学批评家约瑟芬曾指出：“作为一位作家，犹太性和犹太教是辛西亚·奥兹克在作品中所关切的中心问题。”奥兹克的作品集中表现了犹太人的过去、“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重负、“二战”后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以及希腊精神(异教)与犹太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个典型的奥兹克式的故事通常讲述美国犹太人是如何在对抗的意识形态中挣扎困惑、曲折前行。如何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焦虑，为抵御外来压力、诱惑以及为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而斗争。奥兹克一方面表达了对犹太族人的鼓励和期盼——想继续或者达到真正的犹太身份，就必须相信契约，选择犹太教，而克服与之抵触的一切异教诱惑和文化同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背景不可靠性的深刻关注。她将造成这种不可靠性的原因不只归咎于外部原因——长时期的颠沛流离、族群的流散、异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认为本民族内部也有责任，即部分人信仰的不够坚定，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犹太文化传统等的忽视或背弃。奥兹克以其充满犹太文化底蕴的笔触，述说了犹太历史、犹太文化以及犹太人的命运，进而对犹太民族精神进行了有力的阐释。
从创作形式上讲，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作品中趋于神秘主义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犹太教灵知主义、犹太神秘主义和卡巴拉的渊源。奥兹克的父亲是一个意第绪语的希伯来学者，叔叔是希伯来诗人。作为新一代美国犹太作家，她大体上继承了立陶宛“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反神秘主义”传统，又成功地创作了与众不同的融合神秘与异质的悲喜剧角色。1980年奥兹克专程拜访了耶路撒冷的神秘主义论者格尔斯霍姆·肖勒姆，随后创作了《吃人的银河系》和《斯德哥尔摩的救世主》两部带有浓厚的犹太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另外，在奥兹克的作品中，经常深入刻画犹太教的圣物，还原宗教仪式的场景，也起着传承延续宗教传统的作用。
奥兹克把犹太民族的流浪史作为文学的潜在素材，在叙述犹太人的形体流浪时，更着重展现他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流浪。较之于早期的礼拜式文学作品《希伯来圣经》，她的作品或敦促族人记忆犹太历史，或警醒族人免于异教化或同化，或颂扬犹太价值观念和文化特色，都具有深刻的教化意义，激励犹太人对其身份和犹太意识的坚持。对于“二战”后离散的犹太人来讲，无异于一部全新的“宗教祈祷书”。
三、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主题
解析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首先从探究其主题开始。后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生存状态—外在和内心的双重流放是奥兹克的写作重点。基于对犹太历史的秉承和对犹太属性的认知，奥兹克通过文学作品让“疯癫的意第绪语诗人爱德斯丁。疯狂的犹太母亲罗莎和执迷的校长约瑟夫·布里尔”走进了读者的视野，轻盈而有力地动着每个犹太信徒的心。
“二战”后为了尽快融入美国社会，众多美国犹太移民“急躁地摒弃了意第绪语”，客观上加快了“文化同化”进程。在《嫉妒；或意第绪语在美国》中，奥兹克造就了“恐惧和罪恶并重，嫉妒与自怜并存”的疯癫主角爱德斯丁——位因寻找不到翻译而倍感痛苦的意第绪语移民诗人。他的悲剧正是根源于犹太文化中意第绪语的边缘化。
“试想，如果犹太的命运是开阔的，持久的，而故意将西方文明缩小，缩成一个犹太世界那么大。历史将会怎样?国王和议会都将成为昆虫一般毫无所值。总统就像害虫一样无人羡慕，他们的信仰成了玩偶。艺术成了污点……”爱德斯丁的这段内心独白看似疯癫，其实饱含着一个犹太人的信念——只有律法和宗教祈祷书式的艺术才是可信、有意义的。这个犹太人既是文学主角爱德斯丁，也是作者奥兹克自己。不同的是。爱德斯丁活在一个号称“西方文明”的世界。人们满足于现行的社会体制，寄希望于议会和总统，争先恐后地附和Ostrover的艺术。坚持犹太口音的爱德斯丁，因为意第绪语的消亡只能消极地承受不被理解的折磨和痛苦：而奥兹克面对意第绪语被边缘化的生存环境，则是力挽狂澜，将语言学上的枯竭和感情上的沉淀转化成一种可以“兼有强烈的修辞色彩、能与历史相连”的新意第绪语，一种新的文学，并用这种文学来实现救赎。
同样，在爱德斯丁眼中。犹太社区在地域上被摧毁意味着对犹太人的语言团体的摧毁；而在奥兹克看来。美国犹太人流散区的犹太教却是可以造出一个新的团体来。奥兹克渴求一个犹太小镇，即便不是地理形式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和语言上的犹太小镇，用来寄托她那笔耕不辍的犹太作家的灵魂，用来保证那些在爱德斯丁身上失落的史实。
奥兹克通过这篇文学作品对于“千年来作为母语的意第绪语被纳粹谋杀消亡”表示悲叹，从而呼吁族人记住犹太历史、坚持意第绪语、坚守犹太文化，以维护作为犹太人的文化身份。
此外，奥兹克在创作过程中，时常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些许没有翻译的意第绪语，这些语句丝毫不让人觉得晦涩，不难领悟其表意，因为奥兹克深知这是一种犹太民族精神的有力表达。
进一步探究，我们很容易关注到奥兹克作品中充满着对犹太身份的坚守。《罗莎》与奥兹克的获奖小说《围巾》可谓一脉相承。《围巾》里塑造的罗莎。既是集中营里疯狂而无助的犹太母亲，又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祈祷巾上的虔诚犹太信徒。然而，35年后。罗莎却以异教徒的形象出现在美国迈阿密，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中。奥兹克沉痛地叙述了犹太女人罗莎是如何背负大屠杀的重创和阴影，最终在文化属性、母亲身份和阶级性的双重撕扯作用下，泯灭了自己的犹太性，走向了异教深渊，因为罗莎触犯了犹太律法中最基本的禁忌——偶像崇拜，企图以“对母性的崇拜”来代替对“神”的崇拜。
犹太教谴责魔法和超自然的事物。罗莎却深受基督教来世说的影响，向斯戴拉索要马格达的披巾，企图用魔法使自己失去的孩子得到重生，还给予了祈祷巾一个类似基督教式的顶礼膜拜——“马格达的披巾，马格达的襁褓，马格达的裹尸布”——确切地说，襁褓、裹尸布这些字眼更让人觉得描绘的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在进行受洗或受难仪式。
罗莎对现实采取否认和逃避的态度，违背了犹太教所需要遵循的现实原则。罗莎在给女儿马格达的信中一再声称自己波兰的未婚夫才是她的爸爸，而《围巾》里对马格达的相貌描写，其显著的日尔曼特征就已经揭露出她的父亲是一个德国纳粹士兵。另外，对于马格达已死去的事实，罗莎同样矢口否认，并坚持认为马格达已成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在美国成家立业，嫁给了一名出色的医生，拥有一栋大房子和两层楼的诊所。
犹太人信奉“L’Chaim”(to life)，并且尊重过去。而对罗莎来说，现在的生活毫无真实感。她亲手砸碎纽约的古董店，说明了她对过去的抗拒。
奥兹克最为成功的是将波兰与美国，华沙与纽约／迈 阿密，欧洲的高等文化与粗俗低级的美国文化，罗莎与帕斯基并置起来。这是为了突出她的观点：这些以不同阶级为基础的冲突，才是撕裂、分解犹太思想的罪魁祸首，也是“大屠杀后”犹太人背叛并出卖犹太性的最大根源。《围巾》中罗莎的“反犹主义”不是大屠杀、族人分离的外力所招致的，而是罗莎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造成的。
罗莎始终有意识地和身边下层社会的犹太人划清界线，借助每一个机会宣称自己的文化高于那些在迈阿密的犹太人：她出生在1920年的华沙——波兰的首都，更是犹太文化的中心，“意第绪文学的世界中心”；她嘲弄街头那些手拿托尔斯泰著作的犹太人，“他们知道那是一本好书”；她嘲弄他们对于颜色的混沌，“她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即使遇见和她同是来自一个城市的帕斯基，她也一再声明：“我的华沙不是你的华沙。”罗莎所谓的区别，一方面指在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前，帕斯基就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大屠杀的苦难不是他们共同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在波兰沦陷之前，罗莎和她的家庭属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地道上等阶层。对罗莎来讲，帕斯基过早移民到美国的事实，只能证明他曾经处于华沙的下等阶层，为了摆脱贫穷而去美国淘金。她为那些无知的美国人竟然不懂得她和帕斯基的区别而懊恼气愤。
当然，前后判若两人的罗莎，只是奥兹克批判的众多变节者的一个缩影而已。奥兹克借助《罗莎》，使读者，尤其是犹太读者陷入深刻的反思：犹太族人能否跨越地理上的距离，克服散居的影响，超越历史遭遇的重创，而保留犹太身份?奥兹克从内心发出疾呼：犹太人应剔出自身的阶级意识，实现犹太人民大团结。罗莎始终拽着她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却并没有意识到。受苦的是整个犹太族。所以，奥兹克需要帕斯基——那个做扣子的人，来引导罗莎。诚如罗莎所言，扣子是一种琐碎的小东西，但它能连起两片布成为衣裳，包裹住自己——这似乎是奥兹克在暗示“种族共存”。在帕斯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犹太族群”，他坚持说意第绪语，他的亲戚还在以色列做政治家，一见到同为犹太人的罗莎便亲热地上前攀谈，甚至热烈地追求罗莎。辛西娅·奥兹克正是通过她的小说，鼓励族人坚持信仰，从犹太传统中找到力量对抗邪恶和人的欲望的负面影响，创造新的生活，这才是对“二战大屠杀”这一人类最大邪恶的真正胜利。
奥兹克被批评界誉为“一位具有希腊人的头脑、犹太人的心灵”的作家，自身也曾一度挣扎于“潘神对摩西”之间，故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之间的碰撞及冲突也经常成为她创作的主题。奥兹克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两种力量：希腊精神(异教)与犹太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她笔下的人物总是被这两种力量所争取或折磨，而其结局似乎是在暗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有舍弃一切来信仰和维护犹太教义的责任。奥兹克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就是讲述一个颇有才华的年轻犹太人拉比在这两种力量的撕扯下走上人生不归路的故事。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信任》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
《吃人的银河系》更直视了“文化的撞击”——西方文明和犹太文化的冲撞。布里尔是一个天文学学生，一个虔诚的鱼贩之子，躲在巴黎一家修道院的地窖里避过了大屠杀劫难。在那里，他读了法国犹太哲学家Edmond Fleg的作品，深受鼓舞。战后。布里尔从家乡法国移民到了“苍白的美国中部”，建立了一所他自己设计的双语课程学校，为的是可以融合让他神往的两种文明——犹太文化和西方文明。然而，布里尔花了毕生的时间追求两者的结合，却发现一切只是他理想主义的荒谬映射。他所谓的折中之法最终毁掉了自己希望保护的传统。他想要“兼顾两个世界(西方文化和犹太文化)中最优秀的，丰富而理性的教育”的理想，被一代代单调的美国孩子和他们愚钝的父母以及毫无灵感的老师彻底抛弃了。而他自己。也从一个曾经刻苦学习塔木德和天文学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在电视前打盹的半老之人。赫斯特和比乌拉的出现对布里尔来说，本来应该算是一种救治。比乌拉的画甚至高于其母亲赫斯特的哲学，奇迹般地融合了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派生出了宗教祈祷式的想象。可悲的是，布里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始终认为比乌拉的画“如果解读出来将是纯粹的难以想象的胡言乱语”，视赫斯特的哲学为“一批用来证明比乌拉缺乏灵感的正当理由”。当他盯着画思考的时候，实际上正处在深渊的边缘。所以，奥兹克对布里尔并不同情，痛苦地承认了布里尔的局限和失败。
布里尔放弃了献身“教育年轻人成为文化价值的合成品”的理想，在晚年结婚哺育孩子，过上了平凡的生活：赫斯特既没有牺牲不平凡的生活理想，也没有失去作为标准的父母的平凡世界；布里尔的儿子拿弗他利最终是个商人：而比乌拉破茧而出，蜕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同样的主题还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救世主》中，瑞典籍男主角tars Andemening相信自己是波兰犹太作家Bruno Schulz之子，后者于1942年被纳粹党卫军当街杀害。Lars学习波兰语，并疯狂地试着追根溯源。在过去和现在的冲突之下，在作为犹太人和异教人的矛盾之下，生存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Lars痛苦万分。
对于奥兹克来说，“融合”抑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同化”并不像布里尔所误导的双语课程那样是个巧妙的合成，那充其量只能算是布里尔幼稚的幻想。事实上，同化是吞食犹太人的食人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实体，犹太文化只能存活在西方文化的胃里。同化看似美好，然而，它却隐含着双重危险：其一，同化意味着个体的独特性被吞噬；其二，个体的“她者”身份不可能被彻底消化。就像罗莎和那个不知名的纳粹士兵之间也存在着所谓的“种族融合”，但那种同化的产物，《围巾》里的马格达，无论她是怎样的金发碧眼，还是被“高等”种族无情地扼杀了。
奥兹克正是通过对犹太民族的流浪史、受难精神和身份迷茫的阐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美国犹太人的“契约”，为困惑的犹太人寻求到了新的信仰寄托，为迷途中的犹太信徒指明了祈祷的方向。
目前，很多批评家都认可奥兹克对美国文学传统的重要贡献：“奥兹克通过建立一种写作的新标准，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我们对于美国犹太作家的写作可能性的认识。除了了解和关注犹太教，其重要性和建立、实施一个大的宗教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文学工程息息相关……奥兹克有意要发现和保证美国犹太文化的持久价值，使美国文学重新审视并吸收了犹太传统。”我们不妨把“这个写作的新标准”归结为奥兹克标志性的“礼拜式文学”。正如她论文中评述的那样：“一种礼拜式文学，拥有公羊的角的结构，给你找到突破口，光耀四方的力量。”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犹太移民；犹太教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126－04
辛西娅·奥兹克作为新一代优秀的犹太裔小说家，在当代美国文学界享有颇高的声誉。奥兹克192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都是犹太移民。她的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信任》于1966年问世，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第一个短篇集《异教徒拉比等故事》(1971)便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随后凭借《篡夺》(1975)、《围巾》(1981)、《罗莎》(1984)先后三次荣获欧·亨利小说奖：1986年，她摘得了迈克尔·瑞短篇小说终身成就奖：1987年，又获得母校亨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在1988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和研究院成员。与同时代其他美国犹太小说家的创作相比，奥兹克具有更为强烈的宗教意识。她在作品中通过表现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犹太人本质和犹太历史等主题，在探讨富有犹太民族意识的救赎观念中，揭示了犹太民族历史的悲剧和犹太人对现实生活的困惑，体现了深沉的民族关注。她植根于犹太文化土壤，从丰富的民族历史典籍、神话传说中提取素材，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素材与犹太移民的生活现实相结合，用她生花的妙笔创造出全新历史条件下的“礼拜式文学”。
一、礼拜式文学及奥兹克的写作背景
在犹太文学史上。早期最为典型的礼拜式文学文本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这部24卷典籍，产生于“人们持有绝对信仰的时代”，其作品多充斥着“一神”的犹太教思想，并富于民族性、爱国主义的色彩和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如《以赛亚书》谴责社会风气的堕落，又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希望； 《但以理书》借历史上亡国之君艰难复国的故事，激励处于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希伯来人起来斗争； 《玛喀比传》描写苦难深重的民族获得独立的故事……这些著名篇章。或敦促族人信奉上帝、敢于受难，或警醒族人免于沉沦。或颂扬族人保持自身的犹太性，无一不激励着犹太人恪守其犹太身份和犹太意识。
然而，三个太平盛世后，犹太人历经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启蒙运动和“二战”大屠杀，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迫害。长时间的流散使其成为一个分散和多元化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传统，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犹太人在政治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可能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服务，甚至可能在敌对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犹太人背弃了犹太传统。
奥兹克写作的高峰期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正值犹太民族的又一个“大流散”时期，二战屠杀的阴霾还未散尽，众多犹太人普遍怀疑上帝是否遵守了契约。“文化同化”的大环境却已湮没了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思想。在社会结构同化方面，由于多数美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民族归宿问题的态度比以往要平淡和迟钝很多。他们的犹太性已经减弱至最低限度。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更关注的是美国社会问题；在文化同化方面，美国犹太移民已经吸取了大量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准则，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已经降低至所谓的“象征性犹太教”。
尽管如此，反犹主义却从未消失。在文学界，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士对于埃利斯岛及纽约东部移民所使用的意第绪语的负面评价和排斥，直接将这些犹太人挡在了美国主流文化的门外。像“犹太作家是狭隘的”这样的普遍观点使许多犹太作家不敢坦陈甚至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
奥兹克、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尊敬詹姆士，却敢于挑战其反犹主义观点。他们将杰出人才统治论和平等主义联系在一起，重申了美国身份和犹太身份的“重叠”问题。尤其是奥兹克，在敏感的身份问题上表现得异常坚定。一方面，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直言不讳：“让别人争做凑巧生为犹太人的小说家吧，我。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才能开始写作”；另一方面，坚决抵制针对犹太作家的不合理的责难和控诉，声称：“这个世界都是建立在犹太文学传统——《圣经》基础之上的，世界应该重新吸收犹太传统。作为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不能狭隘。”奥兹克强调：“忽略一个人的历史就如同给其作了一次文化切除手术。”身处于一个“信仰衰退。团体瓦解，种族纽带弱化”的时代，奥兹克更相信作家应该具有伦理功能： “我坚信，小说固然可以是逃避历史和道德重负的轻浮呻吟，它仍然能成为某个群体(犹太民族)的公共祈祷式，并且最终迎来救赎。”于是，她提倡一种饱含犹太教价值观的“礼拜式文学”，在20世纪的犹太文学领域掀起了一种富有犹太精神的创作新风。
二、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特征
美国文学批评界从奥兹克的创作意识、文学主题、叙事手法和伦理功能等方面出发，给予奥兹克的作品以“礼拜式文学”的全新定位。具体地说，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体现在其创作的宗教感情基础以及自觉服务于宗教的创作意识。奥兹克的世界观是“现代的、深奥的、美国化的，然而究其本质，还是犹太的”。她在《艺术与热情》这部论文集中探讨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和如何创作一部犹太作品的问题。
犹太传统观点认为，相信不相信或遵守不遵守犹太人与上帝所立的契约，对犹太人来说是赖以生存的大事件，抑或说是检验犹太人信教与不信教的试金石。奥兹克强调犹太教中的“契约论”，说明她信仰的是正统犹太教，坚持犹太传统中最根本的东西。这足以说明奥兹克是以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的立场去“判断和诠释世界”，进行思考和创作的。
奥兹克曾说：“我是作为一个美国小说家开始写作的，但写完后则成了犹太小说家。我在写作过程中把自己犹太化了。”奥兹克的这番表白，一方面反映了她的作品是以犹太主题及其价值取向取胜的；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自身也经历过其他犹太小说家所苦苦挣扎的“美国小说家与犹太小说家之间的身份矛盾”。奥兹克以自己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为例，向那些还在徘徊或观望的犹太作家证明：无论其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如何，也无论其最初写作动机或选择的题材如何，犹太作家最终的精神归宿始终是犹太民族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信仰。
奥兹克坚持以犹太教写作为己任，渴望用一种“写救赎的人文主义文学，给标准的犹太现代律法中的德行以捍卫和荣誉”。她也曾大胆地宣称，一部维护犹太教“律法”和抵制“对艺术进行偶像崇拜”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宗教祈祷书，在其中可以听到来自历史之王的回音。同时，奥兹克也以犹太身份写作而自豪，并坚信：“那些自觉记住和维护历史的意识，抵制当前短暂的哄诱 的犹太作家，会被人记住，成为历史(至少是犹太史)上的一部分!”
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其文学主题的宗教化。犹太文学批评家约瑟芬曾指出：“作为一位作家，犹太性和犹太教是辛西亚·奥兹克在作品中所关切的中心问题。”奥兹克的作品集中表现了犹太人的过去、“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重负、“二战”后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以及希腊精神(异教)与犹太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个典型的奥兹克式的故事通常讲述美国犹太人是如何在对抗的意识形态中挣扎困惑、曲折前行。如何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焦虑，为抵御外来压力、诱惑以及为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而斗争。奥兹克一方面表达了对犹太族人的鼓励和期盼——想继续或者达到真正的犹太身份，就必须相信契约，选择犹太教，而克服与之抵触的一切异教诱惑和文化同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背景不可靠性的深刻关注。她将造成这种不可靠性的原因不只归咎于外部原因——长时期的颠沛流离、族群的流散、异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认为本民族内部也有责任，即部分人信仰的不够坚定，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犹太文化传统等的忽视或背弃。奥兹克以其充满犹太文化底蕴的笔触，述说了犹太历史、犹太文化以及犹太人的命运，进而对犹太民族精神进行了有力的阐释。
从创作形式上讲，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作品中趋于神秘主义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犹太教灵知主义、犹太神秘主义和卡巴拉的渊源。奥兹克的父亲是一个意第绪语的希伯来学者，叔叔是希伯来诗人。作为新一代美国犹太作家，她大体上继承了立陶宛“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反神秘主义”传统，又成功地创作了与众不同的融合神秘与异质的悲喜剧角色。1980年奥兹克专程拜访了耶路撒冷的神秘主义论者格尔斯霍姆·肖勒姆，随后创作了《吃人的银河系》和《斯德哥尔摩的救世主》两部带有浓厚的犹太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另外，在奥兹克的作品中，经常深入刻画犹太教的圣物，还原宗教仪式的场景，也起着传承延续宗教传统的作用。
奥兹克把犹太民族的流浪史作为文学的潜在素材，在叙述犹太人的形体流浪时，更着重展现他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流浪。较之于早期的礼拜式文学作品《希伯来圣经》，她的作品或敦促族人记忆犹太历史，或警醒族人免于异教化或同化，或颂扬犹太价值观念和文化特色，都具有深刻的教化意义，激励犹太人对其身份和犹太意识的坚持。对于“二战”后离散的犹太人来讲，无异于一部全新的“宗教祈祷书”。
三、奥兹克“礼拜式文学”的主题
解析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首先从探究其主题开始。后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生存状态—外在和内心的双重流放是奥兹克的写作重点。基于对犹太历史的秉承和对犹太属性的认知，奥兹克通过文学作品让“疯癫的意第绪语诗人爱德斯丁。疯狂的犹太母亲罗莎和执迷的校长约瑟夫·布里尔”走进了读者的视野，轻盈而有力地动着每个犹太信徒的心。
“二战”后为了尽快融入美国社会，众多美国犹太移民“急躁地摒弃了意第绪语”，客观上加快了“文化同化”进程。在《嫉妒；或意第绪语在美国》中，奥兹克造就了“恐惧和罪恶并重，嫉妒与自怜并存”的疯癫主角爱德斯丁——位因寻找不到翻译而倍感痛苦的意第绪语移民诗人。他的悲剧正是根源于犹太文化中意第绪语的边缘化。
“试想，如果犹太的命运是开阔的，持久的，而故意将西方文明缩小，缩成一个犹太世界那么大。历史将会怎样?国王和议会都将成为昆虫一般毫无所值。总统就像害虫一样无人羡慕，他们的信仰成了玩偶。艺术成了污点……”爱德斯丁的这段内心独白看似疯癫，其实饱含着一个犹太人的信念——只有律法和宗教祈祷书式的艺术才是可信、有意义的。这个犹太人既是文学主角爱德斯丁，也是作者奥兹克自己。不同的是。爱德斯丁活在一个号称“西方文明”的世界。人们满足于现行的社会体制，寄希望于议会和总统，争先恐后地附和Ostrover的艺术。坚持犹太口音的爱德斯丁，因为意第绪语的消亡只能消极地承受不被理解的折磨和痛苦：而奥兹克面对意第绪语被边缘化的生存环境，则是力挽狂澜，将语言学上的枯竭和感情上的沉淀转化成一种可以“兼有强烈的修辞色彩、能与历史相连”的新意第绪语，一种新的文学，并用这种文学来实现救赎。
同样，在爱德斯丁眼中。犹太社区在地域上被摧毁意味着对犹太人的语言团体的摧毁；而在奥兹克看来。美国犹太人流散区的犹太教却是可以造出一个新的团体来。奥兹克渴求一个犹太小镇，即便不是地理形式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和语言上的犹太小镇，用来寄托她那笔耕不辍的犹太作家的灵魂，用来保证那些在爱德斯丁身上失落的史实。
奥兹克通过这篇文学作品对于“千年来作为母语的意第绪语被纳粹谋杀消亡”表示悲叹，从而呼吁族人记住犹太历史、坚持意第绪语、坚守犹太文化，以维护作为犹太人的文化身份。
此外，奥兹克在创作过程中，时常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些许没有翻译的意第绪语，这些语句丝毫不让人觉得晦涩，不难领悟其表意，因为奥兹克深知这是一种犹太民族精神的有力表达。
进一步探究，我们很容易关注到奥兹克作品中充满着对犹太身份的坚守。《罗莎》与奥兹克的获奖小说《围巾》可谓一脉相承。《围巾》里塑造的罗莎。既是集中营里疯狂而无助的犹太母亲，又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祈祷巾上的虔诚犹太信徒。然而，35年后。罗莎却以异教徒的形象出现在美国迈阿密，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中。奥兹克沉痛地叙述了犹太女人罗莎是如何背负大屠杀的重创和阴影，最终在文化属性、母亲身份和阶级性的双重撕扯作用下，泯灭了自己的犹太性，走向了异教深渊，因为罗莎触犯了犹太律法中最基本的禁忌——偶像崇拜，企图以“对母性的崇拜”来代替对“神”的崇拜。
犹太教谴责魔法和超自然的事物。罗莎却深受基督教来世说的影响，向斯戴拉索要马格达的披巾，企图用魔法使自己失去的孩子得到重生，还给予了祈祷巾一个类似基督教式的顶礼膜拜——“马格达的披巾，马格达的襁褓，马格达的裹尸布”——确切地说，襁褓、裹尸布这些字眼更让人觉得描绘的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在进行受洗或受难仪式。
罗莎对现实采取否认和逃避的态度，违背了犹太教所需要遵循的现实原则。罗莎在给女儿马格达的信中一再声称自己波兰的未婚夫才是她的爸爸，而《围巾》里对马格达的相貌描写，其显著的日尔曼特征就已经揭露出她的父亲是一个德国纳粹士兵。另外，对于马格达已死去的事实，罗莎同样矢口否认，并坚持认为马格达已成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在美国成家立业，嫁给了一名出色的医生，拥有一栋大房子和两层楼的诊所。
犹太人信奉“L’Chaim”(to life)，并且尊重过去。而对罗莎来说，现在的生活毫无真实感。她亲手砸碎纽约的古董店，说明了她对过去的抗拒。
奥兹克最为成功的是将波兰与美国，华沙与纽约／迈 阿密，欧洲的高等文化与粗俗低级的美国文化，罗莎与帕斯基并置起来。这是为了突出她的观点：这些以不同阶级为基础的冲突，才是撕裂、分解犹太思想的罪魁祸首，也是“大屠杀后”犹太人背叛并出卖犹太性的最大根源。《围巾》中罗莎的“反犹主义”不是大屠杀、族人分离的外力所招致的，而是罗莎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造成的。
罗莎始终有意识地和身边下层社会的犹太人划清界线，借助每一个机会宣称自己的文化高于那些在迈阿密的犹太人：她出生在1920年的华沙——波兰的首都，更是犹太文化的中心，“意第绪文学的世界中心”；她嘲弄街头那些手拿托尔斯泰著作的犹太人，“他们知道那是一本好书”；她嘲弄他们对于颜色的混沌，“她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即使遇见和她同是来自一个城市的帕斯基，她也一再声明：“我的华沙不是你的华沙。”罗莎所谓的区别，一方面指在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前，帕斯基就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大屠杀的苦难不是他们共同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在波兰沦陷之前，罗莎和她的家庭属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地道上等阶层。对罗莎来讲，帕斯基过早移民到美国的事实，只能证明他曾经处于华沙的下等阶层，为了摆脱贫穷而去美国淘金。她为那些无知的美国人竟然不懂得她和帕斯基的区别而懊恼气愤。
当然，前后判若两人的罗莎，只是奥兹克批判的众多变节者的一个缩影而已。奥兹克借助《罗莎》，使读者，尤其是犹太读者陷入深刻的反思：犹太族人能否跨越地理上的距离，克服散居的影响，超越历史遭遇的重创，而保留犹太身份?奥兹克从内心发出疾呼：犹太人应剔出自身的阶级意识，实现犹太人民大团结。罗莎始终拽着她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却并没有意识到。受苦的是整个犹太族。所以，奥兹克需要帕斯基——那个做扣子的人，来引导罗莎。诚如罗莎所言，扣子是一种琐碎的小东西，但它能连起两片布成为衣裳，包裹住自己——这似乎是奥兹克在暗示“种族共存”。在帕斯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犹太族群”，他坚持说意第绪语，他的亲戚还在以色列做政治家，一见到同为犹太人的罗莎便亲热地上前攀谈，甚至热烈地追求罗莎。辛西娅·奥兹克正是通过她的小说，鼓励族人坚持信仰，从犹太传统中找到力量对抗邪恶和人的欲望的负面影响，创造新的生活，这才是对“二战大屠杀”这一人类最大邪恶的真正胜利。
奥兹克被批评界誉为“一位具有希腊人的头脑、犹太人的心灵”的作家，自身也曾一度挣扎于“潘神对摩西”之间，故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之间的碰撞及冲突也经常成为她创作的主题。奥兹克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两种力量：希腊精神(异教)与犹太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她笔下的人物总是被这两种力量所争取或折磨，而其结局似乎是在暗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有舍弃一切来信仰和维护犹太教义的责任。奥兹克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就是讲述一个颇有才华的年轻犹太人拉比在这两种力量的撕扯下走上人生不归路的故事。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信任》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
《吃人的银河系》更直视了“文化的撞击”——西方文明和犹太文化的冲撞。布里尔是一个天文学学生，一个虔诚的鱼贩之子，躲在巴黎一家修道院的地窖里避过了大屠杀劫难。在那里，他读了法国犹太哲学家Edmond Fleg的作品，深受鼓舞。战后。布里尔从家乡法国移民到了“苍白的美国中部”，建立了一所他自己设计的双语课程学校，为的是可以融合让他神往的两种文明——犹太文化和西方文明。然而，布里尔花了毕生的时间追求两者的结合，却发现一切只是他理想主义的荒谬映射。他所谓的折中之法最终毁掉了自己希望保护的传统。他想要“兼顾两个世界(西方文化和犹太文化)中最优秀的，丰富而理性的教育”的理想，被一代代单调的美国孩子和他们愚钝的父母以及毫无灵感的老师彻底抛弃了。而他自己。也从一个曾经刻苦学习塔木德和天文学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在电视前打盹的半老之人。赫斯特和比乌拉的出现对布里尔来说，本来应该算是一种救治。比乌拉的画甚至高于其母亲赫斯特的哲学，奇迹般地融合了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派生出了宗教祈祷式的想象。可悲的是，布里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始终认为比乌拉的画“如果解读出来将是纯粹的难以想象的胡言乱语”，视赫斯特的哲学为“一批用来证明比乌拉缺乏灵感的正当理由”。当他盯着画思考的时候，实际上正处在深渊的边缘。所以，奥兹克对布里尔并不同情，痛苦地承认了布里尔的局限和失败。
布里尔放弃了献身“教育年轻人成为文化价值的合成品”的理想，在晚年结婚哺育孩子，过上了平凡的生活：赫斯特既没有牺牲不平凡的生活理想，也没有失去作为标准的父母的平凡世界；布里尔的儿子拿弗他利最终是个商人：而比乌拉破茧而出，蜕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同样的主题还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救世主》中，瑞典籍男主角tars Andemening相信自己是波兰犹太作家Bruno Schulz之子，后者于1942年被纳粹党卫军当街杀害。Lars学习波兰语，并疯狂地试着追根溯源。在过去和现在的冲突之下，在作为犹太人和异教人的矛盾之下，生存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Lars痛苦万分。
对于奥兹克来说，“融合”抑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同化”并不像布里尔所误导的双语课程那样是个巧妙的合成，那充其量只能算是布里尔幼稚的幻想。事实上，同化是吞食犹太人的食人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实体，犹太文化只能存活在西方文化的胃里。同化看似美好，然而，它却隐含着双重危险：其一，同化意味着个体的独特性被吞噬；其二，个体的“她者”身份不可能被彻底消化。就像罗莎和那个不知名的纳粹士兵之间也存在着所谓的“种族融合”，但那种同化的产物，《围巾》里的马格达，无论她是怎样的金发碧眼，还是被“高等”种族无情地扼杀了。
奥兹克正是通过对犹太民族的流浪史、受难精神和身份迷茫的阐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美国犹太人的“契约”，为困惑的犹太人寻求到了新的信仰寄托，为迷途中的犹太信徒指明了祈祷的方向。
目前，很多批评家都认可奥兹克对美国文学传统的重要贡献：“奥兹克通过建立一种写作的新标准，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我们对于美国犹太作家的写作可能性的认识。除了了解和关注犹太教，其重要性和建立、实施一个大的宗教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文学工程息息相关……奥兹克有意要发现和保证美国犹太文化的持久价值，使美国文学重新审视并吸收了犹太传统。”我们不妨把“这个写作的新标准”归结为奥兹克标志性的“礼拜式文学”。正如她论文中评述的那样：“一种礼拜式文学，拥有公羊的角的结构，给你找到突破口，光耀四方的力量。”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