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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与民族化的有机交融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终极追求，贾平凹凭馒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当代小说形式的探索中，创新性地继承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优质，融之于现代小说叙事技巧中，逐渐完善了具有个人风格特征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为当代小说通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化方向做出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说话”小说；通俗化；现代叙事；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122--04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是众多有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对于汉语言的句法和小说叙事结构的探索。充满了民族特色。同时。因为身处于当代生活与文化语境。他的小说也始终紧随时代的步伐，高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焦点或敏感问题。并注意与当代读者的心灵形成内在的默契和沟通。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白夜》、《高老庄》，是两部比较好看的小说，它们及时、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城市和农村的现实风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很受读者的喜爱。我们以这两部小说为例，尝试研究贾平凹是如何建立“说话”小说的概念。并通过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对交融现代性与民族性艺术的小说形式做积极的探索，并取得创新性成就的。
一、“说话”小说概念的提出与渊源
《白夜》、《高老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贾平凹自己提出概念并践行的新型小说范式——现代“说话”形式的小说。关于“说话”小说，他在小说《高老庄》的“后记”中说得很明确，这种小说“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他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太像小说”和“做小说”的小说技巧流弊。从平常亲朋好友生活中的对话中悟出，“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面有它的技巧。……《白夜》的说话，就是基于这种说话的基础上来说的。……它表面上看并不乍艳，骨子里却并不旧，平平常常正是我的初衷”。由此可见，贾平凹尝试建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说话”小说形式的意图很明显。究其本质，是贾平凹秉承中国文化传统，试图在现代小说创作中，从结构上消解小说文本与生活之间的篱笆。从语言上充分发挥中国汉语的模糊性特点，让小说语言具有多义性，让读者可以从不同层面进入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小说的内涵，在文化上打破雅俗界限，将雅小说刻意俗化，以取得通俗易懂、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
从历史起源上看，“说话”作为一种文化。“说”与“话”放在一起，始见于唐代郭浞的《高力士传》：“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丈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尽人文律，终冀悦圣情。”而“说话”作为我国的话本小说，其概念来自佛教经文，最早是唐代的僧人为了普及佛教而创造的一种大众化经义读本，后来在宋代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白话文学——话本小说。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历史源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多取法史传和辞赋，白话小说往往沿于俗讲和说书，前者为雅，多流行于知识分子当中；后者为俗，通行于市民阶层，二者各有其主，平行发展。但到了明代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对通俗小说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逐渐摒弃了对白话小说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白话小说同样可以不朽。后来文人们也开始加入到通俗白话小说的独立创作中，从此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了高潮。小说的载道与娱乐的功能开始得到结合。于是，这两类文体开始互相影响，各自消长起伏，混合着发展。到了明代，进入成熟时期的通俗白话小说，以章回体长篇小说成就为最高。
我们认为，有着浓郁传统文人气质的贾平凹。对于这种雅俗相杂的创作特质更趋于认同，他所提出的现代“说话”小说，从其现有的艺术形态看，是明显受到宋元话本小说以及后来的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影响的。四大奇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都以通俗说话为特色，特别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使用文人的叙事手法来描写城市市民生活，对贾平凹的启发和影响尤为明显。四大奇书走的都是由俗到雅的路线，在雅和俗两个层次胶着，成就了艺术的不朽。孙犁也说：“通俗，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可缺少的属性。‘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艺术上，也是只厌其高，不厌其低的。通俗文学，不应该是文学作品自贬身价的口实。”贾平凹由此受到很大的启发。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要将小说写得俗并不难，要将小说写得雅也并不难，难的是在俗中写出雅来，在雅中混合着生活的俗，这种小说既有艺术境界又有生活的气息，需要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贾平凹有意让自己接受这种挑战。他提出“说话”小说形式的理念，就是要将小说从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拉下马来。让小说回到雅俗共赏的状态中。
事实上，我们从《白夜》、《高老庄》小说中看到，作者立足于超位透视的叙事策略，用生活化的语言模拟、还原生活。写出原生态生活的流动感、混沌感。其艺术思维机制是传统型、整体性、综合性的，其写作方式又是世俗化的。从美学效果上看，反而接近了最高的美学意境。尼采说：“最高贵的美，是那种渐渐渗进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后，它就会完全占有我们。”我们以为贾平凹独创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这种奇异之处。
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说话”
《白夜》是作者用“说话”的形式探索如何来写现代城市世情生活的尝试，《高老庄》则是将这种“说话”形式，由古代只用来描写城市世情，大胆地延伸到中国宗法家庭为结构的农村社会，并且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白夜》、《高老庄》都选择了家庭空间作为组织小说结构的中心，在宗法制社会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家庭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家与国同构，又可互相延伸，作为公共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可以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结构的中心，有利于建立结构的整体感。
这两部小说通过既是写实又是象征的家庭为背景，在日常琐事中发掘灵魂深处的隐秘世界，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风俗场景。这一特点，是贾平凹借鉴《金瓶梅》最明显的地方。从空间结构上看，这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绘画技巧的散点透视法，它的特点是通过以虚写实来展示人物的心态，将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放到一些分散的场景中动作、对话，以此表现其心态或性格，而不是通过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但是。对这一艺术方法，贾平凹创新性地加以继承。《白夜》里人物的活动场景独特之处，就是以家庭场景为主，以社会场景为辅，夜郎、虞白、宽哥、陆天赝、祝一鹤等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的活动都放到几个家庭场所里，以利于表现虚的情感心态，而像吴清朴开的饺子馆、宁红祥开的金矿公司、颜铭所在的模特队等人物活动比较 多的社会场景，主要用来烘托时代的氛围作用。当然这是一石二鸟之举，小说顺便也将社会黑暗面作了批判。
在《高老庄》里，小说的家庭场景则主要以子路家为主，通过给子路的父亲过三周年忌日，家里大办酒席，让高老庄里所有重要人物都亮了相。社会场景主要有集市、木板厂、看戏、修塔、哄抢林木等，这些场面看似杂乱无序，但通过女主人公西夏在这些场景中的走动，一切都变成了有机的联系。这种以散点透视为主，散中又有聚的小说结构方式，很显然是贾平凹巧妙地将中国的散点透视法与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机融合的结果，实践证明这种小说结构的艺术承载量极大，是切实可行的。
关于人物关系的铺设与人物形象的刻画，贾平凹在很多时候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技法。古典小说中用来塑造人物的技法非常之多，比如，“背面铺粉法”——对比映衬，这是金圣叹评点《水浒》，“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杨雄糊涂是也”。这是以虚写实的技法。比如《白夜》里虞白与她的好朋友丁琳的性格与关系的描写，作者让两个人的性格在一静一动的对比中，由丁琳充当虞白的陪衬，既突出了主人公，丁琳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老庄》里，子路在外型和性格上则与西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来突出西夏。
而《白夜》里高古飘逸的国画家陆天赝，作者用了另一种以虚写实的手法——“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这是毛宗岗总结《三国演义》当中塑造孔明的形象时用的一种方法，欲写孔明却偏偏避开孔明，而通过孔明之居、之童、之友、之弟等来达到表现其古淡高远的性格风貌。《白夜》通过夜郎和吴清朴的对话，给读者勾勒出陆天赝超脱、高远的名士风范，后夜郎到他家中拜访，以他的视线进一步从陆天赝的居所特色来获得印证，当写到他本人出现时，却是通过重点写他养的一只墨猴的机灵乖巧来衬托主人的雅趣。夜郎临走时。陆天赝不与客人告辞，径自回卧室，却让他年轻漂亮的夫人出来解释、送客，以显示自己的别样性情。在《高老庄》里，也有这种烘托、陪衬法，不过不是写“妙人”，而是为了突出乡村新女性苏红狐狸精的形象，写苏红对于男人奇特的性吸引力，主要是通过一个叫“鹿茂”的男人，为了争取到苏红所在的地板厂上班，为苏红鞍前马后效劳，原本很结实的身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药罐子，一副病蔫蔫的样子。
在设计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时，《白夜》一方面像《红楼梦》那样，将抒情美学特征整合进入日常生活叙事，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另一方面又将被世情小说驱除出去的英雄传奇色彩纳入进来，大大拓展了现代城市小说的古典文化内涵，同时也满足了读者渴望正义和英雄的文化心理。比如《白夜》主人公夜郎的“游侠”形象设计。夜郎因为对现实生存空间的苦闷和不满，成了城市飘荡的灵魂，他个人是苦闷的，但必要时还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尘世除奸惩恶。这个人物因为是整部小说的灵魂，那么他身上的侠义精神，就不仅仅是当作传奇色彩来点缀那么简单了，而是有更深的文化象征内涵。贾平凹让这个带有文化象征意味的传奇人物融入到世俗化的城市空间，而且特意让他在小说一开始与僵滞的社会道德理性代言人——警察汪宽作为好朋友的身份同时出场，这是贾平凹企图以濒临失传的墨家文化传统来拯救颓废的现代都市的一种艺术理想。
三、“说话”小说的现代性元素
如果说，贾平凹的小说被多数的古典写作技巧所覆盖。我们读起来势必将感到这不是当代小说，它离这个现实生存世界很遥远很陌生。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白夜》尽管充满了悲凉之气，有一种古典美，但这与艺术对当代生活的真实反映并不矛盾。读者能强烈地感受到故事的生活厚重感。《高老庄》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村子里发生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栩栩如生。这样的逼真的艺术效果，与现实生活题材有密切关系外，还主要取决于作者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合理使用和生动鲜活的小说语言。
现代叙事技巧的熟练程度，贾平凹早在《天狗》的写作时代应该说就已经颇见功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具有古典美的长篇“说话”小说形式里能有机使用现代叙事技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通过他在小说开头做精心的布局，就可略见一斑。
开头这一段至关重要。好的小说开头是成功的基础，也最能体现作家的功力。作为一种阅读文体，罗杰·福勒认为，“小说文本的表面结构是由一系列的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就像河水一样缓缓地流动，语句流隐含着某种确定的阅读速度和节奏，某一表达信息的特定次序，指导读者的注意力，控制他的记忆”。因此，信息顺序的安排对阅读就强调了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必须与后面的所有内容有所关联，关联得越多，信息量就越大，小说的艺术张力也就越强，“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一共是20个字，但读者能获得大量的信息：认识了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知道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还对一个独特的人物“再生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小说阅读上制造出了悬念效果，为接下来的写作和阅读提供了充分的修辞理由和心理准备。“再生人”的传说，来源于佛教的教义，“认为众生莫不辗转生死于天地、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如车轮之旋转不停，亦即所谓轮回。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套用此说，主要取人转为鬼、鬼重新做人或动物的观点，将鬼投胎重新做人或动物称为转世投生”。贾平凹巧妙地利用这种古老的民间传说，首先在阅读效果上制造了一种传奇和神秘的色彩，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利用再生人重返我们读者的现实生存空间，有意将古代与现代的时间距离拉近，与小说中写到的“目连戏”这种鬼戏在艺术观念上打通，而另一方面，又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夜郎和虞白，这两个人物与再生人之间利用古琴、钥匙、音乐、梦游等小说道具或相关情节加以附会穿凿，使现实生活中的人因为苦闷而渴望精神再生，再生又不得所求的痛苦，借助虚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的题旨。这种融古今于一体、阴阳于一世的奇妙艺术构思，是贾平凹巨大的艺术创新精神之所在。
再看《高老庄》。它的开头则是选择了另一种模式。小说的第一句话也很关键：“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它富含的信息是：给读者告知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明白子路不在高老庄，但那儿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很神秘，因为有崖崩。而崖崩是什么，读者一般不知道，这就自然有了了解的欲望。接下来作者在介绍崖崩的时候，将崖崩现象与另一种奇异的现象飞碟联系在一起，并且用农家人的日常物用与家畜作为烘托对象，极富动感地表现了崖崩的过程(这种场面描写，与《白夜》里的开头，戚老太太从房子里伸出头招呼再生人时写竹帘子的效果是一样的)。写崖崩时引出了一个较重要的人物迷糊叔，又由他引出关于白云湫的事，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埋下了伏笔。而在叙述神秘的崖崩和飞碟的同时，作者又很自然地通 过迷糊叔与镇长关于崖崩话题，从镇长的作为行政官员的社会角色，将自然现象顺利地过渡到了社会生活当中来。短短的一段开头，日常现实生活与神奇的自然景观水乳交融，给我们读者描绘了一个还处在封闭落后、原始的现代农村，预示了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必然要受到来自神秘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制约。而这只是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从文化的象征意味来看。开头这一段里提到的崖崩、飞碟、白云湫，都是有特定的象征内涵。崖崩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预示着高老庄传统文化根基的崩溃，而崖崩时出现的飞碟——意味着高老庄之外的现代力量，它能诱发传统文化的崩溃。白云湫在后面的情节中不断被提及，是一种神秘莫测、无法接近、不可捉摸的一种力量的象征。事实上，在历史、现实和心灵幽暗的深处，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人无法把握的、不可说解的世界，它便是作者与读者心灵得以交融的文化语境，是人们渴望通过阅读来获得一种对话的心灵场所。
在顺利完成故事的背景交待之后，小说的第二段，很快过渡到生活写实，而这一段也不是闲笔，处处藏着玄机。在段落与段落之间过渡时，和《白夜》的开头描写一样，运用了粘连的修辞手法，即由上一段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做粘连词，将话题自然地转到另一个场景或话题上。《白夜》里的开头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的粘连词是“再生人”，而《高老庄》的第一段与第二段的粘连词是“崖崩”，因为第一段说了崖崩， 第二段接着写说崖崩话题的人及他们所在的场所，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但这只是叙述修辞上的策略，完成了段落之间顺利的过渡后，我们读者的目光马上被吸引到子路家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当中，了解子路的妻子菊娃(实际上是前妻，小说故意到后面通过其它方式作了交待，这里设计了一个身份上的悬念效果，而菊娃与子路离婚不离家，也暗示了菊娃与子路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和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儿子石头的家庭成员关系。并通过菊娃烧香拜祖时说的话，交待了子路回家的原因是父亲要过三周年忌日，同时通过高香缭绕出去的香味。引出了高老庄的村长顺善，顺善的出场却又是为刻画子路的形象服务的，我们听过他的介绍，了解到了子路的身份和他的吝啬，和对家乡感情的冷漠。而由顺善能够随意进出子路家里聊家常，和菊娃叫他“顺善哥”的称谓这一片断，实际上是贾平凹用来进一步交待高老庄里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宗法制的乡村世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家庭，宗法社会的家族是家的扩大，国家又是家族的扩大，所以写活了子路的家，也就写活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小说让顺善出场不让别的人物来取代，也是为了显示他身份的特别，他是乡村基层政权的领导人——村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传统的家长制权利很大一部分被行政领导所分割，所以高老庄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这个人物有关。
从叙事的模式看，为了达到现代小说具有的语言张力，贾平凹利用叙事视点在场景、人物之间的不断转换，摒弃古典小说叙事视角相对单一的局限，使小说在阅读上能很轻松地与读者对话，读者可以很快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窥视其内心活动。比如，上面所引的《白夜》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夜郎与颜铭相爱后，以为这个世界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爱情，但后来偶然发现颜铭欺骗了自己的感情，不禁大失所望，极度悲哀。接下来。作者写表达悲哀的方式和他的内心感觉，这里就出现局外视角、局内视角的相互转换，先写他跑到鬼戏班一个死去了的丑角家里，那里正在办丧事，他借机大哭一场，用的是叙述者的客观视角。接下来。写他跑到古城墙上吹埙，聊以打发内心的悲哀，此时又用局内视角，也即叙述者和人物的视角是重合的，来描述黄昏景色在悲哀的夜郎眼里的感觉。后又插入一段白描。换成客观视角，写孩子的惊哭声、猫叫声、骂人声等等，以此来衬托夜郎的内心的烦乱。
体现现代“说话”小说的现代技巧，还表现在使用象征手法上。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真相，作者使用了魔幻神秘手法。这种手法是一种变形的象征，比如再生人、目连戏，阴阳不分、古今不分、台上台下互动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作者要传达的一种象征意蕴。以实写虚是贾平凹较为擅长的象征手法，祝一鹤、吴清朴二人一瘫一死的神秘命运结局是作者用来象征中国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在小说的语言实践上，还充分体现了贾平凹化古代文化和语言用于现代口语表达的能力，这包括他将现代汉语中不太常见的农村词汇嵌入口语当中，比如嘴瞎、檐簸、戳牛勾子、碎蛋蛋，或者是一些现代城里人不太知道的事物，比如炸油果、崖崩、再生人、烧高香等民间底层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创新性地活用一些常见的词语，比如说“墙塌了一豁”等，形成一种新奇的语言效果。
四、结语
如果说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因为文化思维方式的先天性差异(西方重理性、中国文化以悟性为主)，导致中国近代以来思想领域的剧烈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那么，对于单纯的艺术创作方法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二者的差异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或者说。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西方现代叙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物质语言，对作家来说反而是一剂良药。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那问题也是出在写作者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能力上。自“五四”文学以来，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在鲁迅和郁达夫那里率先得到了借鉴，真正开启了中国作家融合西方现代表现技巧与中国古典小说技巧的传统。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现在，当代中国作家面对的是现代国人更为纷繁复杂的外在生活和心灵生活，而西方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二者决定了当代中国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描摹时。既需要有开放大度的艺术胸襟，去借鉴已经很发达的西方现代艺术，又同时不能完全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的民族艺术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的创建，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走民族化的道路，创造现代民族艺术形式：也表明了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他不仅善于突破前人，也善于完善自己。当然，通过小说文本创建现代“说话”小说范式，是一项创新性的艺术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几乎还没有可资借鉴的对象。因此贾平凹在探索过程中必然要留下不少遗憾，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所谓的“说话”小说形式，其实早在《废都》的写作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也不鲜见，因此，这种小说创作其实不是独立的现象，但限于文章篇幅，就不再作深入探讨了。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说话”小说；通俗化；现代叙事；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122--04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是众多有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对于汉语言的句法和小说叙事结构的探索。充满了民族特色。同时。因为身处于当代生活与文化语境。他的小说也始终紧随时代的步伐，高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焦点或敏感问题。并注意与当代读者的心灵形成内在的默契和沟通。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白夜》、《高老庄》，是两部比较好看的小说，它们及时、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城市和农村的现实风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很受读者的喜爱。我们以这两部小说为例，尝试研究贾平凹是如何建立“说话”小说的概念。并通过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对交融现代性与民族性艺术的小说形式做积极的探索，并取得创新性成就的。
一、“说话”小说概念的提出与渊源
《白夜》、《高老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贾平凹自己提出概念并践行的新型小说范式——现代“说话”形式的小说。关于“说话”小说，他在小说《高老庄》的“后记”中说得很明确，这种小说“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他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太像小说”和“做小说”的小说技巧流弊。从平常亲朋好友生活中的对话中悟出，“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面有它的技巧。……《白夜》的说话，就是基于这种说话的基础上来说的。……它表面上看并不乍艳，骨子里却并不旧，平平常常正是我的初衷”。由此可见，贾平凹尝试建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说话”小说形式的意图很明显。究其本质，是贾平凹秉承中国文化传统，试图在现代小说创作中，从结构上消解小说文本与生活之间的篱笆。从语言上充分发挥中国汉语的模糊性特点，让小说语言具有多义性，让读者可以从不同层面进入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小说的内涵，在文化上打破雅俗界限，将雅小说刻意俗化，以取得通俗易懂、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
从历史起源上看，“说话”作为一种文化。“说”与“话”放在一起，始见于唐代郭浞的《高力士传》：“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丈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尽人文律，终冀悦圣情。”而“说话”作为我国的话本小说，其概念来自佛教经文，最早是唐代的僧人为了普及佛教而创造的一种大众化经义读本，后来在宋代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白话文学——话本小说。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历史源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多取法史传和辞赋，白话小说往往沿于俗讲和说书，前者为雅，多流行于知识分子当中；后者为俗，通行于市民阶层，二者各有其主，平行发展。但到了明代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对通俗小说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逐渐摒弃了对白话小说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白话小说同样可以不朽。后来文人们也开始加入到通俗白话小说的独立创作中，从此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了高潮。小说的载道与娱乐的功能开始得到结合。于是，这两类文体开始互相影响，各自消长起伏，混合着发展。到了明代，进入成熟时期的通俗白话小说，以章回体长篇小说成就为最高。
我们认为，有着浓郁传统文人气质的贾平凹。对于这种雅俗相杂的创作特质更趋于认同，他所提出的现代“说话”小说，从其现有的艺术形态看，是明显受到宋元话本小说以及后来的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影响的。四大奇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都以通俗说话为特色，特别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使用文人的叙事手法来描写城市市民生活，对贾平凹的启发和影响尤为明显。四大奇书走的都是由俗到雅的路线，在雅和俗两个层次胶着，成就了艺术的不朽。孙犁也说：“通俗，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可缺少的属性。‘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艺术上，也是只厌其高，不厌其低的。通俗文学，不应该是文学作品自贬身价的口实。”贾平凹由此受到很大的启发。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要将小说写得俗并不难，要将小说写得雅也并不难，难的是在俗中写出雅来，在雅中混合着生活的俗，这种小说既有艺术境界又有生活的气息，需要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贾平凹有意让自己接受这种挑战。他提出“说话”小说形式的理念，就是要将小说从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拉下马来。让小说回到雅俗共赏的状态中。
事实上，我们从《白夜》、《高老庄》小说中看到，作者立足于超位透视的叙事策略，用生活化的语言模拟、还原生活。写出原生态生活的流动感、混沌感。其艺术思维机制是传统型、整体性、综合性的，其写作方式又是世俗化的。从美学效果上看，反而接近了最高的美学意境。尼采说：“最高贵的美，是那种渐渐渗进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后，它就会完全占有我们。”我们以为贾平凹独创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这种奇异之处。
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说话”
《白夜》是作者用“说话”的形式探索如何来写现代城市世情生活的尝试，《高老庄》则是将这种“说话”形式，由古代只用来描写城市世情，大胆地延伸到中国宗法家庭为结构的农村社会，并且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白夜》、《高老庄》都选择了家庭空间作为组织小说结构的中心，在宗法制社会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家庭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家与国同构，又可互相延伸，作为公共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可以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结构的中心，有利于建立结构的整体感。
这两部小说通过既是写实又是象征的家庭为背景，在日常琐事中发掘灵魂深处的隐秘世界，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风俗场景。这一特点，是贾平凹借鉴《金瓶梅》最明显的地方。从空间结构上看，这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绘画技巧的散点透视法，它的特点是通过以虚写实来展示人物的心态，将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放到一些分散的场景中动作、对话，以此表现其心态或性格，而不是通过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但是。对这一艺术方法，贾平凹创新性地加以继承。《白夜》里人物的活动场景独特之处，就是以家庭场景为主，以社会场景为辅，夜郎、虞白、宽哥、陆天赝、祝一鹤等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的活动都放到几个家庭场所里，以利于表现虚的情感心态，而像吴清朴开的饺子馆、宁红祥开的金矿公司、颜铭所在的模特队等人物活动比较 多的社会场景，主要用来烘托时代的氛围作用。当然这是一石二鸟之举，小说顺便也将社会黑暗面作了批判。
在《高老庄》里，小说的家庭场景则主要以子路家为主，通过给子路的父亲过三周年忌日，家里大办酒席，让高老庄里所有重要人物都亮了相。社会场景主要有集市、木板厂、看戏、修塔、哄抢林木等，这些场面看似杂乱无序，但通过女主人公西夏在这些场景中的走动，一切都变成了有机的联系。这种以散点透视为主，散中又有聚的小说结构方式，很显然是贾平凹巧妙地将中国的散点透视法与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机融合的结果，实践证明这种小说结构的艺术承载量极大，是切实可行的。
关于人物关系的铺设与人物形象的刻画，贾平凹在很多时候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技法。古典小说中用来塑造人物的技法非常之多，比如，“背面铺粉法”——对比映衬，这是金圣叹评点《水浒》，“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杨雄糊涂是也”。这是以虚写实的技法。比如《白夜》里虞白与她的好朋友丁琳的性格与关系的描写，作者让两个人的性格在一静一动的对比中，由丁琳充当虞白的陪衬，既突出了主人公，丁琳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老庄》里，子路在外型和性格上则与西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来突出西夏。
而《白夜》里高古飘逸的国画家陆天赝，作者用了另一种以虚写实的手法——“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这是毛宗岗总结《三国演义》当中塑造孔明的形象时用的一种方法，欲写孔明却偏偏避开孔明，而通过孔明之居、之童、之友、之弟等来达到表现其古淡高远的性格风貌。《白夜》通过夜郎和吴清朴的对话，给读者勾勒出陆天赝超脱、高远的名士风范，后夜郎到他家中拜访，以他的视线进一步从陆天赝的居所特色来获得印证，当写到他本人出现时，却是通过重点写他养的一只墨猴的机灵乖巧来衬托主人的雅趣。夜郎临走时。陆天赝不与客人告辞，径自回卧室，却让他年轻漂亮的夫人出来解释、送客，以显示自己的别样性情。在《高老庄》里，也有这种烘托、陪衬法，不过不是写“妙人”，而是为了突出乡村新女性苏红狐狸精的形象，写苏红对于男人奇特的性吸引力，主要是通过一个叫“鹿茂”的男人，为了争取到苏红所在的地板厂上班，为苏红鞍前马后效劳，原本很结实的身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药罐子，一副病蔫蔫的样子。
在设计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时，《白夜》一方面像《红楼梦》那样，将抒情美学特征整合进入日常生活叙事，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另一方面又将被世情小说驱除出去的英雄传奇色彩纳入进来，大大拓展了现代城市小说的古典文化内涵，同时也满足了读者渴望正义和英雄的文化心理。比如《白夜》主人公夜郎的“游侠”形象设计。夜郎因为对现实生存空间的苦闷和不满，成了城市飘荡的灵魂，他个人是苦闷的，但必要时还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尘世除奸惩恶。这个人物因为是整部小说的灵魂，那么他身上的侠义精神，就不仅仅是当作传奇色彩来点缀那么简单了，而是有更深的文化象征内涵。贾平凹让这个带有文化象征意味的传奇人物融入到世俗化的城市空间，而且特意让他在小说一开始与僵滞的社会道德理性代言人——警察汪宽作为好朋友的身份同时出场，这是贾平凹企图以濒临失传的墨家文化传统来拯救颓废的现代都市的一种艺术理想。
三、“说话”小说的现代性元素
如果说，贾平凹的小说被多数的古典写作技巧所覆盖。我们读起来势必将感到这不是当代小说，它离这个现实生存世界很遥远很陌生。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白夜》尽管充满了悲凉之气，有一种古典美，但这与艺术对当代生活的真实反映并不矛盾。读者能强烈地感受到故事的生活厚重感。《高老庄》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村子里发生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栩栩如生。这样的逼真的艺术效果，与现实生活题材有密切关系外，还主要取决于作者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合理使用和生动鲜活的小说语言。
现代叙事技巧的熟练程度，贾平凹早在《天狗》的写作时代应该说就已经颇见功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具有古典美的长篇“说话”小说形式里能有机使用现代叙事技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通过他在小说开头做精心的布局，就可略见一斑。
开头这一段至关重要。好的小说开头是成功的基础，也最能体现作家的功力。作为一种阅读文体，罗杰·福勒认为，“小说文本的表面结构是由一系列的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就像河水一样缓缓地流动，语句流隐含着某种确定的阅读速度和节奏，某一表达信息的特定次序，指导读者的注意力，控制他的记忆”。因此，信息顺序的安排对阅读就强调了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必须与后面的所有内容有所关联，关联得越多，信息量就越大，小说的艺术张力也就越强，“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一共是20个字，但读者能获得大量的信息：认识了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知道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还对一个独特的人物“再生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小说阅读上制造出了悬念效果，为接下来的写作和阅读提供了充分的修辞理由和心理准备。“再生人”的传说，来源于佛教的教义，“认为众生莫不辗转生死于天地、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如车轮之旋转不停，亦即所谓轮回。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套用此说，主要取人转为鬼、鬼重新做人或动物的观点，将鬼投胎重新做人或动物称为转世投生”。贾平凹巧妙地利用这种古老的民间传说，首先在阅读效果上制造了一种传奇和神秘的色彩，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利用再生人重返我们读者的现实生存空间，有意将古代与现代的时间距离拉近，与小说中写到的“目连戏”这种鬼戏在艺术观念上打通，而另一方面，又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夜郎和虞白，这两个人物与再生人之间利用古琴、钥匙、音乐、梦游等小说道具或相关情节加以附会穿凿，使现实生活中的人因为苦闷而渴望精神再生，再生又不得所求的痛苦，借助虚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的题旨。这种融古今于一体、阴阳于一世的奇妙艺术构思，是贾平凹巨大的艺术创新精神之所在。
再看《高老庄》。它的开头则是选择了另一种模式。小说的第一句话也很关键：“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它富含的信息是：给读者告知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明白子路不在高老庄，但那儿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很神秘，因为有崖崩。而崖崩是什么，读者一般不知道，这就自然有了了解的欲望。接下来作者在介绍崖崩的时候，将崖崩现象与另一种奇异的现象飞碟联系在一起，并且用农家人的日常物用与家畜作为烘托对象，极富动感地表现了崖崩的过程(这种场面描写，与《白夜》里的开头，戚老太太从房子里伸出头招呼再生人时写竹帘子的效果是一样的)。写崖崩时引出了一个较重要的人物迷糊叔，又由他引出关于白云湫的事，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埋下了伏笔。而在叙述神秘的崖崩和飞碟的同时，作者又很自然地通 过迷糊叔与镇长关于崖崩话题，从镇长的作为行政官员的社会角色，将自然现象顺利地过渡到了社会生活当中来。短短的一段开头，日常现实生活与神奇的自然景观水乳交融，给我们读者描绘了一个还处在封闭落后、原始的现代农村，预示了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必然要受到来自神秘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制约。而这只是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从文化的象征意味来看。开头这一段里提到的崖崩、飞碟、白云湫，都是有特定的象征内涵。崖崩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预示着高老庄传统文化根基的崩溃，而崖崩时出现的飞碟——意味着高老庄之外的现代力量，它能诱发传统文化的崩溃。白云湫在后面的情节中不断被提及，是一种神秘莫测、无法接近、不可捉摸的一种力量的象征。事实上，在历史、现实和心灵幽暗的深处，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人无法把握的、不可说解的世界，它便是作者与读者心灵得以交融的文化语境，是人们渴望通过阅读来获得一种对话的心灵场所。
在顺利完成故事的背景交待之后，小说的第二段，很快过渡到生活写实，而这一段也不是闲笔，处处藏着玄机。在段落与段落之间过渡时，和《白夜》的开头描写一样，运用了粘连的修辞手法，即由上一段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做粘连词，将话题自然地转到另一个场景或话题上。《白夜》里的开头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的粘连词是“再生人”，而《高老庄》的第一段与第二段的粘连词是“崖崩”，因为第一段说了崖崩， 第二段接着写说崖崩话题的人及他们所在的场所，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但这只是叙述修辞上的策略，完成了段落之间顺利的过渡后，我们读者的目光马上被吸引到子路家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当中，了解子路的妻子菊娃(实际上是前妻，小说故意到后面通过其它方式作了交待，这里设计了一个身份上的悬念效果，而菊娃与子路离婚不离家，也暗示了菊娃与子路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和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儿子石头的家庭成员关系。并通过菊娃烧香拜祖时说的话，交待了子路回家的原因是父亲要过三周年忌日，同时通过高香缭绕出去的香味。引出了高老庄的村长顺善，顺善的出场却又是为刻画子路的形象服务的，我们听过他的介绍，了解到了子路的身份和他的吝啬，和对家乡感情的冷漠。而由顺善能够随意进出子路家里聊家常，和菊娃叫他“顺善哥”的称谓这一片断，实际上是贾平凹用来进一步交待高老庄里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宗法制的乡村世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家庭，宗法社会的家族是家的扩大，国家又是家族的扩大，所以写活了子路的家，也就写活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小说让顺善出场不让别的人物来取代，也是为了显示他身份的特别，他是乡村基层政权的领导人——村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传统的家长制权利很大一部分被行政领导所分割，所以高老庄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这个人物有关。
从叙事的模式看，为了达到现代小说具有的语言张力，贾平凹利用叙事视点在场景、人物之间的不断转换，摒弃古典小说叙事视角相对单一的局限，使小说在阅读上能很轻松地与读者对话，读者可以很快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窥视其内心活动。比如，上面所引的《白夜》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夜郎与颜铭相爱后，以为这个世界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爱情，但后来偶然发现颜铭欺骗了自己的感情，不禁大失所望，极度悲哀。接下来。作者写表达悲哀的方式和他的内心感觉，这里就出现局外视角、局内视角的相互转换，先写他跑到鬼戏班一个死去了的丑角家里，那里正在办丧事，他借机大哭一场，用的是叙述者的客观视角。接下来。写他跑到古城墙上吹埙，聊以打发内心的悲哀，此时又用局内视角，也即叙述者和人物的视角是重合的，来描述黄昏景色在悲哀的夜郎眼里的感觉。后又插入一段白描。换成客观视角，写孩子的惊哭声、猫叫声、骂人声等等，以此来衬托夜郎的内心的烦乱。
体现现代“说话”小说的现代技巧，还表现在使用象征手法上。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真相，作者使用了魔幻神秘手法。这种手法是一种变形的象征，比如再生人、目连戏，阴阳不分、古今不分、台上台下互动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作者要传达的一种象征意蕴。以实写虚是贾平凹较为擅长的象征手法，祝一鹤、吴清朴二人一瘫一死的神秘命运结局是作者用来象征中国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在小说的语言实践上，还充分体现了贾平凹化古代文化和语言用于现代口语表达的能力，这包括他将现代汉语中不太常见的农村词汇嵌入口语当中，比如嘴瞎、檐簸、戳牛勾子、碎蛋蛋，或者是一些现代城里人不太知道的事物，比如炸油果、崖崩、再生人、烧高香等民间底层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创新性地活用一些常见的词语，比如说“墙塌了一豁”等，形成一种新奇的语言效果。
四、结语
如果说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因为文化思维方式的先天性差异(西方重理性、中国文化以悟性为主)，导致中国近代以来思想领域的剧烈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那么，对于单纯的艺术创作方法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二者的差异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或者说。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西方现代叙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物质语言，对作家来说反而是一剂良药。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那问题也是出在写作者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能力上。自“五四”文学以来，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在鲁迅和郁达夫那里率先得到了借鉴，真正开启了中国作家融合西方现代表现技巧与中国古典小说技巧的传统。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现在，当代中国作家面对的是现代国人更为纷繁复杂的外在生活和心灵生活，而西方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二者决定了当代中国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描摹时。既需要有开放大度的艺术胸襟，去借鉴已经很发达的西方现代艺术，又同时不能完全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的民族艺术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的创建，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走民族化的道路，创造现代民族艺术形式：也表明了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他不仅善于突破前人，也善于完善自己。当然，通过小说文本创建现代“说话”小说范式，是一项创新性的艺术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几乎还没有可资借鉴的对象。因此贾平凹在探索过程中必然要留下不少遗憾，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所谓的“说话”小说形式，其实早在《废都》的写作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也不鲜见，因此，这种小说创作其实不是独立的现象，但限于文章篇幅，就不再作深入探讨了。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