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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以政治形式展示其意义。”
——托马斯·曼
我怎能——那女孩站在那儿
却将我的注意力
置于罗马或俄国
或西班牙的政治上？
这儿有位游者
无所不晓，
而那儿有位政客
博学善思，
也许他们所说都是真的——
有关战争和战争的警报，
哦，如果我再次年轻
将拥她入怀！
评介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其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派的影响。叶芝于1923年“经由灵感的感召，将民族的精神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现在他的诗中”而荣获诺贝尔奖。主要诗集有《苇间风》、《责任》、《塔》等。
《政治》一诗创作于1938年，即叶芝去世的前一年，是叶芝创作的最后一首抒情诗。叶芝一生创作诗歌无数，却为什么以一首短小精悍，与政治无关，却又题为“政治”的小诗而告终呢？当时有文章批评叶芝不问政治，这首诗算是对那些批评声音的一种回应吧。更可能的是这首诗或许是对叶芝一生的总结。叶芝本身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却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886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Fenian）的领导人约翰·奥利雷（John o’leary）。他意识到“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可以脱离他的民族而存在”，于是在奥利雷的鼓励下他开始进行以爱尔兰为题材的诗歌创作。
尽管叶芝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流血牺牲，但他生活于正值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再加上他对莫德·冈（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叶芝爱慕的女性）的爱恋，使他不能超然度外。他积极投身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从古老的凯尔特文化中寻求创作灵感，极力弘扬爱尔兰的民族精神，揭示爱尔兰的殖民之痛，并创作了大量具有革命色彩的诗歌。1922年他出任自由爱尔兰邦议员，更是他积极参政的最好例证。爱尔兰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曾盛赞叶芝“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理解一个政治秩序的构造或破坏与文化生活的建立与损害之间的联系……他来到瑞典告诉全世界，诗人和戏剧家们的工作对于他的故土和时代的改革，就如同游击队伏击一样重要……”
尽管叶芝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在《政治》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在永恒的美与艺术面前政治会黯然失色。《政治》一诗创作于二战前夕_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及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整个世界。法国的弗朗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都建立了独裁统治，整个世界格局动荡不安。可是“那个女孩站在那儿”，“我又怎能将注意力置于罗马或俄国或西班牙的政治上？”诗人坦言他宁愿再次年轻，而不愿与那些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记者及政客们喋喋不休地探讨政治问题。诗人一生都在弘扬爱尔兰的民族文化，致力于民族统一大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背离了最初的梦想。他厌恶中产阶级的市侩习气，憎恨天主教对人性的压抑，抨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偏执与狂热。经历太多的沧桑与变迁，所谓的政治在老人眼里还能算什么呢？有谁还会在意三国争战谁是赢家？留在记忆深处的恐怕只有那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谁还会在意唐朝的兴衰，倒是那“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更加回肠荡气。正如明代学者杨慎的《临江仙》所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政治》一诗仅有一个诗节，共12行。诗人却凭借这首小诗得以穿梭于往事与现实中：他看到自己曾激情地投身于爱尔兰民族独立当中，看到心如顽石的革命者的盲目与局限，也看到了战争的恐慌萦绕在公众的心头，然而他宁愿投身到永恒的艺术当中。正如他在《驶向拜占庭》中的疾呼：“把我敛进那永恒的艺术中吧”，艾略特在《叶芝：诗与戏剧》中曾说：“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年轻了。”处于乱世，叶芝无法摆脱政治的漩涡。该诗开头的引语出自托马斯·曼的名言：“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以政治形式展示其意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谁又能幸免于政治的影响？然而叶芝却始终保持了与政治的适当疏离，或许在政治与精神自由间的张力就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以政治形式展示其意义。”
——托马斯·曼
我怎能——那女孩站在那儿
却将我的注意力
置于罗马或俄国
或西班牙的政治上？
这儿有位游者
无所不晓，
而那儿有位政客
博学善思，
也许他们所说都是真的——
有关战争和战争的警报，
哦，如果我再次年轻
将拥她入怀！
评介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其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派的影响。叶芝于1923年“经由灵感的感召，将民族的精神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现在他的诗中”而荣获诺贝尔奖。主要诗集有《苇间风》、《责任》、《塔》等。
《政治》一诗创作于1938年，即叶芝去世的前一年，是叶芝创作的最后一首抒情诗。叶芝一生创作诗歌无数，却为什么以一首短小精悍，与政治无关，却又题为“政治”的小诗而告终呢？当时有文章批评叶芝不问政治，这首诗算是对那些批评声音的一种回应吧。更可能的是这首诗或许是对叶芝一生的总结。叶芝本身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却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886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Fenian）的领导人约翰·奥利雷（John o’leary）。他意识到“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可以脱离他的民族而存在”，于是在奥利雷的鼓励下他开始进行以爱尔兰为题材的诗歌创作。
尽管叶芝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流血牺牲，但他生活于正值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再加上他对莫德·冈（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叶芝爱慕的女性）的爱恋，使他不能超然度外。他积极投身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从古老的凯尔特文化中寻求创作灵感，极力弘扬爱尔兰的民族精神，揭示爱尔兰的殖民之痛，并创作了大量具有革命色彩的诗歌。1922年他出任自由爱尔兰邦议员，更是他积极参政的最好例证。爱尔兰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曾盛赞叶芝“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理解一个政治秩序的构造或破坏与文化生活的建立与损害之间的联系……他来到瑞典告诉全世界，诗人和戏剧家们的工作对于他的故土和时代的改革，就如同游击队伏击一样重要……”
尽管叶芝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在《政治》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在永恒的美与艺术面前政治会黯然失色。《政治》一诗创作于二战前夕_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及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整个世界。法国的弗朗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都建立了独裁统治，整个世界格局动荡不安。可是“那个女孩站在那儿”，“我又怎能将注意力置于罗马或俄国或西班牙的政治上？”诗人坦言他宁愿再次年轻，而不愿与那些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记者及政客们喋喋不休地探讨政治问题。诗人一生都在弘扬爱尔兰的民族文化，致力于民族统一大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背离了最初的梦想。他厌恶中产阶级的市侩习气，憎恨天主教对人性的压抑，抨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偏执与狂热。经历太多的沧桑与变迁，所谓的政治在老人眼里还能算什么呢？有谁还会在意三国争战谁是赢家？留在记忆深处的恐怕只有那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谁还会在意唐朝的兴衰，倒是那“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更加回肠荡气。正如明代学者杨慎的《临江仙》所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政治》一诗仅有一个诗节，共12行。诗人却凭借这首小诗得以穿梭于往事与现实中：他看到自己曾激情地投身于爱尔兰民族独立当中，看到心如顽石的革命者的盲目与局限，也看到了战争的恐慌萦绕在公众的心头，然而他宁愿投身到永恒的艺术当中。正如他在《驶向拜占庭》中的疾呼：“把我敛进那永恒的艺术中吧”，艾略特在《叶芝：诗与戏剧》中曾说：“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年轻了。”处于乱世，叶芝无法摆脱政治的漩涡。该诗开头的引语出自托马斯·曼的名言：“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以政治形式展示其意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谁又能幸免于政治的影响？然而叶芝却始终保持了与政治的适当疏离，或许在政治与精神自由间的张力就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