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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卡多、收费高、罚款乱，绵阳收费公路存在诸多乱象，令人咋舌
在公路收费员杜吉墨看来，很难找到比绵阳更乱的收费站。
闯关冲卡如“动作片”
有些车辆横冲直闯，无法无天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好莱坞电影般的闯关冲卡“动作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相应地，路政收费员变成“危险职业”，经常挨骂挨打，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
2010年６月12日凌晨，一辆小汽车途经绵阳至梓潼的长卿收费站，没有在收费窗口停车，而是快速驶往栏杆处，小汽车副驾驶位置走下一位男青年，动手搬栏杆，意欲冲岗，收费员雷青走出岗亭，大声制止。另一收费员罗红英快速跑到栏杆处，一边解释，一边用手护住栏杆。男青年径直回到车上，小汽车随即开动，将罗红英撞倒，并加大油门往前冲， 雷青急忙拉住汽车侧窗，大声警告驾驶员前方有人。但对方未予理睬，继续加大油门冲出车道，罗红英被碾压、拖挂七八米后，从车底甩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而雷青被拖挂至十余米处才得以脱离。肇事车疾驰而去，罗红英、雷青被送往医院，雷青臂肘神经挫伤，罗红英经过一次手术方保住性命。
对上述一幕，绵阳市的公路收费员并不陌生，“几乎每天都有冲岗逃费的车辆。”杜吉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冲岗逃费在绵阳非常普遍，“收费员见怪不怪，为了生命安全，他们通常不会为了阻拦肇事车而将自己置于险境。”
但这仍不能确保收费站工作正常和收费员的人身安全，冲岗逃费人员的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变得不可理喻，尤其在被激怒后。
2006年2月13日凌晨，九环线平武北山收费站显得较往日祥和，一辆农用车的出现打破了情人节前夕的平静。在拒缴过路费并冲岗失败后，车上走下两名青年男子，人手一根１米多长的钢管，对收费岗亭宣泄地狂砸。两分钟后，岗亭内走出一名战战兢兢的收费员，一边不停地抖落身上的玻璃碎片，一边指责对方。半小时后，警方赶到，两人离开。
但１小时不到，一辆农用车与一台出租车相伴出现在收费站，４个怒气冲冲的青年跑下来，狂暴一幕再次上演，玻璃横飞，门窗变形，一名收费员从岗亭被拖出，收费岗亭被占领，农用车横在马路中间阻挡过往车辆通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收费站陷于瘫痪……直到凌晨3时，警察第二次赶到现场，战役才告结束。
这无疑不是收费站和警方的胜利。
令人忧虑的是，绵阳几乎每个收费站都被砸过，严重到市政府专门发通知，要求公安机关在各收费站派驻警力。
尽管警方参与严查严打，可冲岗逃费现象就像扩散的肿瘤，打击行动难有成效。严打的数据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2010年绵阳市查处冲岗逃费车辆41712辆，查处损坏收费设施设备车辆2049辆，收缴各类假证（牌）4434张。
要命的“买路钱”
绵阳公路收费状况恶劣，存在多种缘由，费用问题首当其冲。
绵阳市市委书记黄学玖曾无意中表达过对设置过多收费站的担心。1994年，他在一次交通系统年终总结会上说，如果绵盐路、绵梓路、绵三路几条收费公路全部开通，绵阳将变成一个“收”城，收费的“收”。几年后，黄学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自2004年9月开始，绵阳市实行“年费”加“次费”的路桥收费方式。
以永安快速通道东升收费站为例，一辆８座以下小汽车，须缴次费5元，通行费7元；如已缴纳年费400元，可凭挡风玻璃右上角张贴的已缴年费标签免交次费，但每次仍须缴通行费7元。外地车通常不缴纳年费，每次通过需缴年费加次费共12元。从绵阳永兴镇到北川安昌镇29.47公里长的路段，若免收“次费”往返需14元，收“次费”则共需19元。
绵阳市到下辖每个县都有一两个收费站，截至2010年底，全市正在实施收费的项目共10个，收费站点22个，收费公路总里程1048公里，收费公路规模在四川省仅次于成都。
有些公路收费过高，折算一下还不如跑高速划算。短短一段绵江公路，过路费加路桥费共15元，熟悉路况的司机宁可跑绵广高速，过路费仅需５元。
有人做过统计，绵阳公路通行费约合一公里0.4元，跟高速公路差不多。车主们为节省，想方设法回避收费站。一位自驾车爱好者在网上发帖询问，“如何绕过绵阳到三台的收费站？”得到的“最佳回复”竟然是：“跟大车冲就是了，钱用不完就停下来买过路费，那个收费站歪得很，不整你。”
此外，年费的征收与车辆年检“捆绑”进行。纳入年费缴征范围的车辆，由绵阳市交警部门在办理车辆养路费时一次性在每年6月30日前一并征收。这种收费方式违反了《交通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交强险单的车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今年上半年，有车主投诉至公安厅，有附加条件的年费征收方式才被叫停。
非事业非企业的管理机构
绵阳公路收费的另一个奇怪之处，是绵阳所有的收费站，都由绵阳市高等级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开司）管理。
这家于2003年由原绵阳市高等级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高管处）改制而来的机构，本来是打算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交通管理体制，然而，现实中高开司却仍然采取收支两条线，收取的通行费全数上缴市财政，再由财政每年返还其中的25％以资运营；另一方面，高开司因在工商注册，又必须依法纳税，但其收入却早已上交财政。
对杜吉墨等收费站员工而言，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事业身份，还有路政执法权。
上世纪90年代，杜吉墨等收费员人手一张四川省发放的“行政执法证”，之后，行政执法机构改革，只有路政稽察人员拥有“行政执法证”。2003年绵阳交通体制改革前，每个收费站至少有一名路政稽察员。
体制改革后，收费站的行政执法权被“缴械”，收归交通局公路管理处，但公路管理处属于行政管理机构，对高开司的收费业务仅负有行政管理职责，这就造成行政执法权高高在上，收费站执法权缺席的局面。
依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杜吉墨們只有“拒绝放行”权，而没有“行政处罚”权。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的事业组织才能实施行政处罚权，企业没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高开司的稽察大队路政支队只能协助执法，并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权。所以，绵阳的公路收费员，通常只是记录一下冲岗逃费者的车牌而已。
于是，2003年之后，冲岗逃费风气日盛。“冲卡逃费者发现了收费员的弱点，情况才越来越严重。”杜吉墨说。
绵阳市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焦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四川省内，绵阳的冲岗逃费现象较为严重。原因之一，便是绵阳高开司系四川唯一名义上的企业收费，尽管也上缴财政，但是群众难以理解，导致收费外部环境恶劣，冲岗逃费现象严重，收费员被打伤屡有发生，还发生过冲岗逃费车辆轧死收费员的事件。
“不要说群众不理解，连我们自己也不理解。”杜吉墨说。为绵阳高开司的身份问题，他连续四年致信致电咨询市、省及国家有关部门，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解释。
收费站丑闻
发生在2007年的绵盐路白庙收费站集体卖假票丑闻，曾震动全国。
据报道，白庙收费站上至站长、副站长，下至票管员、收费员，2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向过站司机发放假收费票据，短短数月贪污过路费数万元。所得钱款的三分之一，由站长徐某和三个副站长分配。其他三分之二，由值班人员平分。
此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荒唐，但杜吉墨等高开司职工却认为这可能不是孤例。原因是：收费站员工收入太低。
虽然一度有传言收费公路系统工资高，但在杜吉墨等人的工资单上，扣除社保医保，发到手的每月只有1200到1800元，平均1500元左右。
与相邻地市比较，德阳市和绵阳市最低工资均为780元，德阳市公路收费员平均工资约3000元，相差1000元不止。
2003年，四川省搞了两个交通体制改革试点，绵阳和遂宁，遂宁的试点不成功，停滞了。结果绵阳先动，高管处改为高开司。
绵阳市把高开司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没有多少实权的交通局“公路收费管理处”，而高开司仍在事实上执行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工作。失去事业编制的高开司职工，仍在从事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次改革，让杜吉墨等279人失去了事业编制。但在改革过程中，未按照通行做法对职工进行买断和补偿，引发员工不满。
当事业单位职工开始按绩效涨工资，高开司的员工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同时，高开司实际并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企业，收取的通行费全数上缴市财政，再由财政每年返还其中的20%～25％以资运营。高开司员工不能像企业员工一样，从公司效益增长中受益。
用杜吉墨的话来讲，“从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工作，却无法享受事业单位待遇；名义上是企业，也享受不到企业效益增长的好处。”
高开司职工的心理不平衡，反映到工作上，就是人心涣散，没有积极性。个别收费员甚至打起利用收费站牟私利的主意。对伪造月票或月票过期者，视对方“懂不懂表示”自行掌握罚款尺度。
就在今年2月21日，一位绵阳车主行经丰谷收费站时，见前面一辆小汽车使用伪造月票被拦下，收费员说至少要罚500元，不然就扣车。车主往收费员口袋里塞了100元，收费员未推辞，最后仅罚款36元了事。
治乱之策
绵阳收费公路之乱，究其原因，首先是公路收费站多、收费偏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的多位政府官员对此解释：这个收费标准是经省物价局核准的，是合法的。
但据内部人士说，其实际原因，是由于中央、地方财政均无拨款，修路全靠银行贷款。据绵阳市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焦勇介绍，目前绵阳市区内每年收取的通行费还不足以还本付息。绵阳市高开司的债务总额为已达23.6亿元，尚不包括2008年地震后被减免的部分。2010年，经协调后仍必须归还的到期贷款达1.3亿元，利息1.5亿元，但当年通行费收入仅1.8亿。
另一方面，2003年的交通局体制改革也留下了诸多问题，最致命的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相符。
2003年绵阳交通体制改革完成，原属事业编制的高管处改为高开司，承担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职能，这在当时并不存在问题。
但2004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和管理政府还贷公路，应当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依法设立专门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高开司却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而是一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现任绵阳市劳动和社保局副局长的田从科，2003年任职于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见证了那次改革的始末。
田从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3年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错的是改革时机，改革超前了”。事后他总结教训，一是自下而上改革阻力大；二是缺乏政策配套。
多年来，绵陽也在苦思对策。
焦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恢复高开司员工的事业身份，不太可能实施。但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却是现实可行的，市里也一直在这么做。同时，他主张把收费职能从高开司剥离，成立符合《公路收费管理条例》的非营利性质的“收费中心”，接管行政事业性收费职能，解决高开司“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的尴尬。
另一方面，他主张将高开司从国资委的绵投控股公司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投融资平台，独立承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国家清理整顿公路收费，被视为整顿绵阳交通秩序的契机。焦勇表示，为整顿公路收费秩序，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重罚冲卡逃费；另一方面，将逐渐缩减绵阳的收费公路规模，规范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目前全市已经撤并整合收费站点12个，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
（中国新闻社记者杨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公路收费员杜吉墨看来，很难找到比绵阳更乱的收费站。
闯关冲卡如“动作片”
有些车辆横冲直闯，无法无天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好莱坞电影般的闯关冲卡“动作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相应地，路政收费员变成“危险职业”，经常挨骂挨打，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
2010年６月12日凌晨，一辆小汽车途经绵阳至梓潼的长卿收费站，没有在收费窗口停车，而是快速驶往栏杆处，小汽车副驾驶位置走下一位男青年，动手搬栏杆，意欲冲岗，收费员雷青走出岗亭，大声制止。另一收费员罗红英快速跑到栏杆处，一边解释，一边用手护住栏杆。男青年径直回到车上，小汽车随即开动，将罗红英撞倒，并加大油门往前冲， 雷青急忙拉住汽车侧窗，大声警告驾驶员前方有人。但对方未予理睬，继续加大油门冲出车道，罗红英被碾压、拖挂七八米后，从车底甩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而雷青被拖挂至十余米处才得以脱离。肇事车疾驰而去，罗红英、雷青被送往医院，雷青臂肘神经挫伤，罗红英经过一次手术方保住性命。
对上述一幕，绵阳市的公路收费员并不陌生，“几乎每天都有冲岗逃费的车辆。”杜吉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冲岗逃费在绵阳非常普遍，“收费员见怪不怪，为了生命安全，他们通常不会为了阻拦肇事车而将自己置于险境。”
但这仍不能确保收费站工作正常和收费员的人身安全，冲岗逃费人员的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变得不可理喻，尤其在被激怒后。
2006年2月13日凌晨，九环线平武北山收费站显得较往日祥和，一辆农用车的出现打破了情人节前夕的平静。在拒缴过路费并冲岗失败后，车上走下两名青年男子，人手一根１米多长的钢管，对收费岗亭宣泄地狂砸。两分钟后，岗亭内走出一名战战兢兢的收费员，一边不停地抖落身上的玻璃碎片，一边指责对方。半小时后，警方赶到，两人离开。
但１小时不到，一辆农用车与一台出租车相伴出现在收费站，４个怒气冲冲的青年跑下来，狂暴一幕再次上演，玻璃横飞，门窗变形，一名收费员从岗亭被拖出，收费岗亭被占领，农用车横在马路中间阻挡过往车辆通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收费站陷于瘫痪……直到凌晨3时，警察第二次赶到现场，战役才告结束。
这无疑不是收费站和警方的胜利。
令人忧虑的是，绵阳几乎每个收费站都被砸过，严重到市政府专门发通知，要求公安机关在各收费站派驻警力。
尽管警方参与严查严打，可冲岗逃费现象就像扩散的肿瘤，打击行动难有成效。严打的数据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2010年绵阳市查处冲岗逃费车辆41712辆，查处损坏收费设施设备车辆2049辆，收缴各类假证（牌）4434张。
要命的“买路钱”
绵阳公路收费状况恶劣，存在多种缘由，费用问题首当其冲。
绵阳市市委书记黄学玖曾无意中表达过对设置过多收费站的担心。1994年，他在一次交通系统年终总结会上说，如果绵盐路、绵梓路、绵三路几条收费公路全部开通，绵阳将变成一个“收”城，收费的“收”。几年后，黄学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自2004年9月开始，绵阳市实行“年费”加“次费”的路桥收费方式。
以永安快速通道东升收费站为例，一辆８座以下小汽车，须缴次费5元，通行费7元；如已缴纳年费400元，可凭挡风玻璃右上角张贴的已缴年费标签免交次费，但每次仍须缴通行费7元。外地车通常不缴纳年费，每次通过需缴年费加次费共12元。从绵阳永兴镇到北川安昌镇29.47公里长的路段，若免收“次费”往返需14元，收“次费”则共需19元。
绵阳市到下辖每个县都有一两个收费站，截至2010年底，全市正在实施收费的项目共10个，收费站点22个，收费公路总里程1048公里，收费公路规模在四川省仅次于成都。
有些公路收费过高，折算一下还不如跑高速划算。短短一段绵江公路，过路费加路桥费共15元，熟悉路况的司机宁可跑绵广高速，过路费仅需５元。
有人做过统计，绵阳公路通行费约合一公里0.4元，跟高速公路差不多。车主们为节省，想方设法回避收费站。一位自驾车爱好者在网上发帖询问，“如何绕过绵阳到三台的收费站？”得到的“最佳回复”竟然是：“跟大车冲就是了，钱用不完就停下来买过路费，那个收费站歪得很，不整你。”
此外，年费的征收与车辆年检“捆绑”进行。纳入年费缴征范围的车辆，由绵阳市交警部门在办理车辆养路费时一次性在每年6月30日前一并征收。这种收费方式违反了《交通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交强险单的车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今年上半年，有车主投诉至公安厅，有附加条件的年费征收方式才被叫停。
非事业非企业的管理机构
绵阳公路收费的另一个奇怪之处，是绵阳所有的收费站，都由绵阳市高等级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开司）管理。
这家于2003年由原绵阳市高等级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高管处）改制而来的机构，本来是打算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交通管理体制，然而，现实中高开司却仍然采取收支两条线，收取的通行费全数上缴市财政，再由财政每年返还其中的25％以资运营；另一方面，高开司因在工商注册，又必须依法纳税，但其收入却早已上交财政。
对杜吉墨等收费站员工而言，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事业身份，还有路政执法权。
上世纪90年代，杜吉墨等收费员人手一张四川省发放的“行政执法证”，之后，行政执法机构改革，只有路政稽察人员拥有“行政执法证”。2003年绵阳交通体制改革前，每个收费站至少有一名路政稽察员。
体制改革后，收费站的行政执法权被“缴械”，收归交通局公路管理处，但公路管理处属于行政管理机构，对高开司的收费业务仅负有行政管理职责，这就造成行政执法权高高在上，收费站执法权缺席的局面。
依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杜吉墨們只有“拒绝放行”权，而没有“行政处罚”权。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的事业组织才能实施行政处罚权，企业没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高开司的稽察大队路政支队只能协助执法，并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权。所以，绵阳的公路收费员，通常只是记录一下冲岗逃费者的车牌而已。
于是，2003年之后，冲岗逃费风气日盛。“冲卡逃费者发现了收费员的弱点，情况才越来越严重。”杜吉墨说。
绵阳市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焦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四川省内，绵阳的冲岗逃费现象较为严重。原因之一，便是绵阳高开司系四川唯一名义上的企业收费，尽管也上缴财政，但是群众难以理解，导致收费外部环境恶劣，冲岗逃费现象严重，收费员被打伤屡有发生，还发生过冲岗逃费车辆轧死收费员的事件。
“不要说群众不理解，连我们自己也不理解。”杜吉墨说。为绵阳高开司的身份问题，他连续四年致信致电咨询市、省及国家有关部门，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解释。
收费站丑闻
发生在2007年的绵盐路白庙收费站集体卖假票丑闻，曾震动全国。
据报道，白庙收费站上至站长、副站长，下至票管员、收费员，2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向过站司机发放假收费票据，短短数月贪污过路费数万元。所得钱款的三分之一，由站长徐某和三个副站长分配。其他三分之二，由值班人员平分。
此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荒唐，但杜吉墨等高开司职工却认为这可能不是孤例。原因是：收费站员工收入太低。
虽然一度有传言收费公路系统工资高，但在杜吉墨等人的工资单上，扣除社保医保，发到手的每月只有1200到1800元，平均1500元左右。
与相邻地市比较，德阳市和绵阳市最低工资均为780元，德阳市公路收费员平均工资约3000元，相差1000元不止。
2003年，四川省搞了两个交通体制改革试点，绵阳和遂宁，遂宁的试点不成功，停滞了。结果绵阳先动，高管处改为高开司。
绵阳市把高开司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没有多少实权的交通局“公路收费管理处”，而高开司仍在事实上执行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工作。失去事业编制的高开司职工，仍在从事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次改革，让杜吉墨等279人失去了事业编制。但在改革过程中，未按照通行做法对职工进行买断和补偿，引发员工不满。
当事业单位职工开始按绩效涨工资，高开司的员工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同时，高开司实际并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企业，收取的通行费全数上缴市财政，再由财政每年返还其中的20%～25％以资运营。高开司员工不能像企业员工一样，从公司效益增长中受益。
用杜吉墨的话来讲，“从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工作，却无法享受事业单位待遇；名义上是企业，也享受不到企业效益增长的好处。”
高开司职工的心理不平衡，反映到工作上，就是人心涣散，没有积极性。个别收费员甚至打起利用收费站牟私利的主意。对伪造月票或月票过期者，视对方“懂不懂表示”自行掌握罚款尺度。
就在今年2月21日，一位绵阳车主行经丰谷收费站时，见前面一辆小汽车使用伪造月票被拦下，收费员说至少要罚500元，不然就扣车。车主往收费员口袋里塞了100元，收费员未推辞，最后仅罚款36元了事。
治乱之策
绵阳收费公路之乱，究其原因，首先是公路收费站多、收费偏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的多位政府官员对此解释：这个收费标准是经省物价局核准的，是合法的。
但据内部人士说，其实际原因，是由于中央、地方财政均无拨款，修路全靠银行贷款。据绵阳市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焦勇介绍，目前绵阳市区内每年收取的通行费还不足以还本付息。绵阳市高开司的债务总额为已达23.6亿元，尚不包括2008年地震后被减免的部分。2010年，经协调后仍必须归还的到期贷款达1.3亿元，利息1.5亿元，但当年通行费收入仅1.8亿。
另一方面，2003年的交通局体制改革也留下了诸多问题，最致命的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相符。
2003年绵阳交通体制改革完成，原属事业编制的高管处改为高开司，承担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职能，这在当时并不存在问题。
但2004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和管理政府还贷公路，应当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依法设立专门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高开司却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而是一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现任绵阳市劳动和社保局副局长的田从科，2003年任职于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见证了那次改革的始末。
田从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3年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错的是改革时机，改革超前了”。事后他总结教训，一是自下而上改革阻力大；二是缺乏政策配套。
多年来，绵陽也在苦思对策。
焦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恢复高开司员工的事业身份，不太可能实施。但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却是现实可行的，市里也一直在这么做。同时，他主张把收费职能从高开司剥离，成立符合《公路收费管理条例》的非营利性质的“收费中心”，接管行政事业性收费职能，解决高开司“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的尴尬。
另一方面，他主张将高开司从国资委的绵投控股公司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投融资平台，独立承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国家清理整顿公路收费，被视为整顿绵阳交通秩序的契机。焦勇表示，为整顿公路收费秩序，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重罚冲卡逃费；另一方面，将逐渐缩减绵阳的收费公路规模，规范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目前全市已经撤并整合收费站点12个，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
（中国新闻社记者杨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