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难题,在困扰着中国。上自政府,下到“80后”,无不如此。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为何富商暴利都盖房?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为什么他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
　　而重读《史记》,我则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明摆着会吃大亏?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
　　
　　为何富商暴利只能盖房?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地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这个有多早呢?说出来吓你一跳,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此事。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儿,因为千年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抄家要么破产。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曾写道:中国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出现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言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房子问题不在房子上
　　
　　回头说到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不解决问题。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