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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6日，芷兰雅集艺术月谈第52讲邀请青铜器鉴定、修复专家贾文忠主讲青铜器的鉴赏与收藏。贾文忠先生出生于文物鉴定修复世家，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班毕业，曾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保管、征集、修复和鉴定等工作。现任文化部市场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金属文物组执行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青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青铜器成纽约亚洲艺术周焦点
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牵动了几亿华人的心。北京时间2014年3月20日凌晨（纽约时间3月19日下午2点），纽约佳士得洽购成功，漂泊海外多年的大型青铜器——“皿方罍”的器身终于要回归故里了，并将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盖实现“合璧”。微博、微信上的祝贺纷至沓来，对价格的猜测也众说纷纭。最为夸张的猜测是成交价超过10亿元人民币。青铜重器再次为世人瞩目。
实际上，自2001年“皿方晷”第一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出高价后，就曾经触动过国内青铜器市场。但那时候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青铜器收藏并未引起国内市场的重视和关注。直到2006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第一波行情大爆发的时候，香港和内地才有多件青铜器拍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在当年中国铜器成交的前10名中，青铜器占了6件，且成交价格大幅提升。尽管高古青铜器的价格在持续走高，但仍然没有明清御制铜器的价格涨幅惊人。加之2007年以后，国际青铜器流通量不足，造成上拍数量大幅减少，高古铜器开始让位明清铜器。
相比“皿方罍”，在今年3月14—22日的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出现的另一件青铜重器——青铜鹗首提梁壶，由于没有到达底价而流拍。这件坂本五郎释出的青铜重器，曾在1945年以1200英镑成交。据业内人士介绍，坂本五郎应该是1989年在伦敦举行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专场拍卖中获得该壶的，当时的成交价为90万美元。此次估价400万—600万美元，在叫价到370万美元时再无人举牌，最终流拍。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过的“天黾父乙角”，估价40万—60万美元，最终以240.5万美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青铜角杯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场拍卖的榜眼，竞得这件拍品的是香港古董商御雅居。此角原为清官旧藏，曾收录于乾隆年间《西清古鉴》，后辗转于刘体智、于省吾、梁上椿等收藏人之手。
继去年推出“礼器辉煌：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的重要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之后，苏富比在此次亚洲艺术周期间再次推出青铜器专场，“金石斯文：重要中国古代青铜器暨吴大潋《吉金图》”专场给拍卖市场带来了高古气象。《吉金图》所记载的“己祖乙尊”最终以126.5万美元成交，成为当场价格冠军。本场另一件焦点作品“清十九世纪末愙斋所藏吉金图拓本”被一位来自上海的买家以60.5万美元的高价收入囊中。这件珍贵的手卷反映出晚清时期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的金石考证鉴藏风尚。整场拍卖的12件拍品，最终有11件成交，成交额达到349万美元。
拍卖往事2005年1月5日，上海崇源秋季大型艺术拍卖会上，一只失散已久的西周青铜重器“周宜壶”拍出了2640万元的天价，创造了内地青铜器拍卖的最高记录。2011年7月6日此壶再次在上海崇源上拍，拍得2875万元。
2007年3月20日，在纽约举行的苏富比中国陶瓷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由美国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馆提供的中国商代青铜酒器“青铜鹗纹方斝”成为全场焦点，最终以810.4万美元被英国康普顿·弗尼博物馆拍得，创下历年来青铜器拍卖的全球第二高价。
2007年3月9-18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伦敦著名古玩商“Littleton&Hennessy Asian Art”推出一只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嵌绿松石貘尊”。此尊来自于瑞士收藏家，1920年收购，1929年曾在德国柏林展出。另一只类似的青铜貘收藏于台湾的博物馆。尊高26.5厘米，长42.5厘米，工艺精湛，华美异常，不但保存十分完好，而且流传有绪，终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目前成交价最高的中国青铜器之一。
2011年5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西周太师虐簋拍出4197.5万元。
目前，中国收藏家对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与青铜铸造工艺的艺术成就尚不甚了解。1927年，“皿方罍”器身以80万美元被英国商人巴尔买走时，满清官窑器平均每件只售1美元。而当时的80万美元足可以买下上海黄浦江边的和平饭店。2014年，苏富比香港春拍会上，一只成化年间的鸡缸杯拍出2，8亿港币，远远高于高古青铜器的价格。由此可见，当前青铜器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远未达到其真实的收藏价值。
青铜器收藏基本常识中国青铜器的主要遗址分布
青铜器遍布世界各地，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均有发现。中国青铜器的出土遗址分布，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一带为主。这些地方也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边缘或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器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青铜器在不同坑口出土时的锈色
中原河南坑口
郑州：干坑、绿锈红斑，有返铜地。
洛阳：干坑返铜、返铅光、返白光、红斑绿锈、锈不掉。
南阳：黄皮蓝锈（蓝锈碱性大）。
干顶山：铅灰地子、蓝锈、灰白绿锈。
驻马店：水皮绿、灰白皮、绿锈、蓝锈。
安阳：锈大，发坑多。
陕西坑口
宝鸡：返铜、返铅、返白光地子，红斑绿锈。
山西坑口
黑漆古、返白、返铅。
长治：黄皮蓝锈。
运城：干坑返黑漆古。
甘肃坑口
天水：干坑返铜、地干锈少、红斑绿锈。 湖南坑口
深绿皮、洋绿皮、灰绿皮、灰白皮。
湖北坑口
半水坑、水坑，地子绿、白绿皮、黄白绿皮、绿锈易掉。
青铜器出土前的主要存在形式
1.墓葬，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
2.窖藏，如陕西宝鸡眉县、扶风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
3.祭祀坑，如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专业名词
生坑：是指新出土与早些年出土，但保持了出土时的本来面貌，没有经过出土后的进一步处理，没有受到生活中油垢等污染和长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层变化，锈色和土沁色灿然的器物。
熟坑：譬如明清时期出土，甚至宋代及宋代以前出土，经过了“传世”的经历，器物表面已经表现出自然的“熟”、“老”。特别是清代中期，藏家喜欢将青铜器除锈、擦光、上蜡等，加之常年把玩，形成了“黑漆古”。
水坑：俗语中的“水坑”、“脏坑”、“发坑”和“半发坑”不仅是说器物呈现的表面特征，还特指出土地相应的土壤环境以及器物呈现的品质特征。
水坑器的出土地点多为湖南、湖北以及浙江，通常表现为色彩鲜亮，表面大多光润如镜，或绿得湛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因此，常与“水坑”器伴随出现的俗语还有“绿漆古”和“黑漆古”。
脏坑：出土地点在北方一些地区，表现在铜器表面锈色斑驳而杂乱，并伴有大量“有害锈”，甚至使得器物严重受损。
发坑、半发坑：指出土物的表面和质地本身都受到严重侵蚀，呈现出一种类似发酵、发泡状的疏松、涨裂。大部出现这种坟起、鼓泡、涨裂现象的，俗称“发坑”；部分或局部出现的，古玩行里习称“半发坑”。
绿漆古：铜器绿锈生成之后，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变化或者墓葬、窖藏常年浸水，器物表面的浮锈自然脱落，却因年代久远，绿色牢牢地浸染在器物表层上，好像罩了层薄薄的绿漆，故俗称“绿漆古”。
黑漆古：与“绿漆古”相似，主要取决于当地水质和土壤的酸碱度等，有长期传世形成的自然“包浆”，也有青铜器本身合金成分差异造成的原因。一般来说，器物出土时即黑亮如墨，表面几乎没有绿锈者，多为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而且战国、西汉的情况更加普遍，其中约90%属于战国时期铸造的。红、蓝色锈斑大多也出现在晚期青铜器上，汉代尤为突出，当为青铜中杂入铁等成分所造成。这种情况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绝对不会发生。
漂亮货：指器物表面干净，纹饰清晰，造型精神。
地子：指锈下靠近器胎表层的锈地。铜器由于入土的时间长短不同，含铜量不同，土质及酸碱度不同，表层自然产生的色彩也不同，故地子的锈蚀程度就很有鉴定的价值。
贴骨锈：结实地贴在器物表面的锈，这种锈即使用小锤也不易敲掉。商周的贴骨锈若被敲掉，露出的多是各种色彩的地子，若露出的是铜质，则此器年代定晚于商周。
铸痕：古代青铜器大多用陶范法铸造，因此范与范之间就留下了痕迹。
铸瘤：青铜器在浇铸时，因铜液内有杂质，或粘稠，而在器物表面留下凝聚的痕迹。
砂眼：指器物表面大小不等的小洞，或因为铜质不纯，或因用失蜡法整模铸造，蜡胎严实，没有出气孔，有时铜液浇铸不到，形成一个个小缩孔。
枣皮红：指有些青铜器绿锈下呈现的暗红色，琉璃厂习语称之为“枣皮红”。
包浆：指没有浮锈，器物表面却通体呈现一层均匀、柔亮的氧化层的特殊现象，有时也用于泛指器物表面“生”“熟”情况与呈色情况，所以可以用于出土器，也可对传世品而言。“包浆”通常是鉴别青铜器的重要依据，因此就会有造假者故意做上去，而且可以做到神似。例如新铸的铜香炉，经过不同的混合液体浸泡，然后烘烤，会出现各种呈色的“包浆”。反复浸泡、焙烧之后，甚至会出现非常美丽的厚厚“包浆”。这在近些年苏州仿“宣德炉”上被广泛应用。
水银浸：亦称“水银古”，也是一种青铜器的自然“包浆”现象，有局部的，也有通体银白的，多见于铜镜。主要为战国到汉代时期制品，其中又以战国为多见，大多出土于中原地区。近年以河南仿为最高境界，几可乱真。
泛金：并非器物铸造之时镀了水银或者黄金，而是青铜器在特定的土壤环境中形成的特殊氧化层，旧时也称“返金”或者“返铜”。这种现象通常只出现在刚刚铸造完成尚未使用过就入土的青铜器上，而且几乎全部出土于河南安阳附近的商代地层中，陕西只存在个例，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类似情况的报道。所以，非典型安阳类型的“泛金”器，大可直指其假。
品相：对于文物自身质地与完残情况的综合评价的习语。以金属铸币为例，“祖钱”或“雕母”的品质注定优于脱胎而成的“母钱”；“部颁样钱”或“进呈样钱”的品质注定优于“初炉钱”；“初炉钱”则优于一般流通币。在这里“品相”是一级高过一级的。但是，除了自身品质之外，保存状况的优劣也是决定“品相”好坏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铸造精美的普通流通币保存如新，“品相”自然是绝好的；“雕母”若损伤严重，也会被斥为“品相”不好。
青铜器的艺术要素及鉴赏
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从夏朝起，经过商周、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青铜器从单一的收藏逐渐演变为一门学问，一种研究对象。
中国的艺术品中仅有青铜器被全世界所公认，其艺术地位可与西方国家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青铜器的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可，主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外国人纷纷进入中国，并为中国青铜器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做工所吸引。西方国家18世纪才出现的抽象派、印象派技法，早在3000多年前，就在中国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上体现出来了。
青铜器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三个方面。青铜器的鉴赏往往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青铜器的形制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指其外形表现，直接对应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器物应用面广、流传时间很长，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天生的对艺术美的追求，使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丰富多彩。从青铜器的造型能看出我们祖先卓越的审美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在青铜器的造型上，圆球体、圆柱体、圆椎体、椭球体、立方体等作为基本形状被广泛使用。为避免形式上过于简洁和呆板，古人熟练地将这些几何体单用、并用及复合使用，构成繁复精美的各种造型体，显示出我们祖先惊人的智慧。动物崇拜是原始人类普遍的行为，以各种动物形态作为青铜器的形体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点，而且被模仿得惟妙惟肖。 青铜器的纹饰
纹饰是青铜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饰在器物的腹、颈、圈足或盖上。纹饰内容有时同器物的用途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
带纹饰的器物集中在商周，且以商周最为著名。说商周铜器有一种狞厉之美，神秘、威严、精细，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纹饰。商周器物纹饰的这种特点与其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有关，也与图腾崇拜有关。祭祀场面的肃穆，观念上对神灵的尊崇，必然使得纹饰趋于神秘，令人有触目惊心之感。纹饰的出现使商周青铜器更具艺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由于奴隶制度开始瓦解，纹饰便开始描绘现实生活，如狩猎、宴乐、攻战等，从神秘、威严的气氛中脱离出来。
在西汉后期或东汉时，铜器表面往往不用纹饰，称之为素面。
动物纹是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它们在青铜艺术中占有大约1500多年的统治地位。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纹饰一开始就是以动物纹为主要内容的。
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以下种类：
1.兽面纹
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2.龙纹
青铜器上的龙纹常被称为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其实，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故不采用“夔纹”一词，而称为“夔龙纹”或“龙纹”。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较粗大的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称之为“龙纹”。
商代早期的龙纹主要见于玉器，如玉块、玉璧等环状器物。青铜器上的龙纹始见于商代中期。此时的龙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鳄鱼状爬行龙纹，作两首相对或首尾徊接的形式，体态似鱼体、曲折体为多，此类龙纹多见于鼎、尊、盉、觚等器物；一类是蟠龙纹。
商代晚期，龙纹极盛，变化更繁复，趋于图案化、装饰化，有不少变形图纹出现。
西周早期的龙纹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到了西周中晚期，龙纹更趋抽象化，只有将早期龙纹同其对比观察，才能从中看出发展轨迹。这是因为在周人的观念里，青铜器纹饰的宗教含义已不如商代强烈，由“象物”形式转向图案化，气氛活泼轻松，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当然，也含有祥瑞意义。
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虺）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蟠螭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螭），张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
3.风鸟纹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图案，特征比较形象。最早的凤鸟纹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上已有明确的凤鸟纹。
凤与龙齐名，都是古代的祥瑞动物，在“四灵”中，龙和鱼源自爬行动物，麒麟源自兽类，凤凰则源自鸟类。古代岩画、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上保存了大量的凤凰的艺术造型。在这些凤凰身上，有孔雀的影子，有鹰、鹗的特征，且与鸡、雁、鸭也有联系。
4.动物纹
动物在我国早已开始饲养，马、牛、羊、鸡、犬、猪是著名的六畜，还有一些野生动物，象、鹿、犀、虎、兔和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蜗身兽，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蛇、蝉、鱼、龟、蟾蜍等不能独立，无所归属，皆列入动物纹。这些动物在青铜器上大多有类似的形象，属于这些动物的正面形象已归入兽面纹，但动物的侧面或全躯形象在构图上不能列入兽面纹，应该作为动物纹，则动物纹包括虎纹、牛纹、象纹、鹿纹、兔纹、蜗身兽纹、蛇纹、龟纹、蟾蜍纹、鱼纹、蝉纹等。
5.兽面变体文
一些典型的兽体变形纹，包括鸟兽合体纹、兽目交连纹、波曲纹、鳞纹等。
6.人物狩猎纹
7.几何纹
几何纹是几何的基本元素（点、线、圆）所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在青铜器上，却只是在兽面纹、龙纹等主流纹饰衰退后，到春秋、战国时期，才由过去的陪衬或底纹变为主体纹。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钩连雷纹、三角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
云雷纹，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凹旋线条是雷纹。商代早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出现的。商代中期兽面纹的主体，有用大量的云雷纹构成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龙纹、乌纹的空隙处，常填以云雷纹，而且云雷纹低于主纹，起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粗犷的兽面纹、龙纹的体躯上，也有各种云雷纹变形图案。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云纹壶用金银片镶嵌，非常华贵。
百乳雷纹，也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常以之作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形，每一格边缘是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比较平坦，西周时代则既长又尖锐。
钩连雷纹，作斜的山字形线条，用斜线相钩连，一般山字形作粗线条、所填雷纹为细线条，也有山字形作虚线、雷纹作阴纹的。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很富丽的钩连雷纹，粗细线条有用金、银和绿松石镶嵌的。
菱形雷纹、方块雷纹、长方形雷纹，是在菱形、方形、长方形内填以雷纹，作连续式排列，并用金银丝和金银片镶嵌，盛行于战国时代。
曲折雷纹，旧称波形雷纹。雷纹的主体作上下曲折状。粗线条的雷纹与细线条的雷纹一一相间。在青铜器上，曲折雷纹较为少见，为西周早期的纹饰。
8.人物画像纹 人物画像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当时贵族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的场面。这类纹饰在青铜器上出现较晚，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描绘出各种场景。如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活动以及徒兵搏斗、攻城、水战等战争场面。这些人物画像用绘画手法表现的形式，成为日后绘画艺术的先驱。
9.其他纹饰
人面纹，在青铜器纹饰中，人面纹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神，有的仅有面部，有的还有兽的身躯，面部虽作人形，但还包含兽类的特点，如头上长角，口中有獠牙，这种人面纹在商代中晚期的铜器上出现较多。
贝纹，在青铜器纹饰上，均作横置排列，出现较晚，作为次要纹饰出现在圈足部位，从不作为主纹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绚纹，绳绞结的形状，在构图中由二条、三条、四条甚至有九条单线绞结而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绳络纹，以两根并连的绳索交织而成套结，连成网格状，大多饰于酒器及水制表面，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此外还有火纹。
青铜器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也称大篆）、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成的。
据统计，金文约有3005字，其中可认知的有1804（60%）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多刻于钟鼎之上，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也更具古朴风格。
由于器物的散佚和著录的交叉重复，所以，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带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中所录数量最多，约为11407件。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夏代晚期，中国文字虽已产生，但由于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所以此时还没有产生铭文。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从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墓葬遗址以及同一时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但是，在商代早期传世青铜器中，也确有个别青铜器上带有铭文。
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墓出土的铜罍，其肩部铸有三个文字形花样，有人认为是文字，也有的认为是纹饰。
商代中期，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就在这个时候逐渐兴盛起来。铸铭铜器增多，但每件铜器所铸字数仍不多，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多者四五个字。
商代晚期上述状况基本不变，直到殷末，也没有超过五十字的铭文，数十字的铭文仅有几例。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无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以作识别之用。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明显的部位。
西周时期，是青铜器铭文有了较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或书体等方面，都较此前有了很大变化。西周早期，铸铭器物骤然增多，铭文内容丰富多彩，像何尊、矢令尊、大盂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弥补史书的缺佚，对于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语言文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其内容和程式不与西周时期尽同，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的衰落与解体，礼制开始发生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加上当时的简册书帛通行，文字应用日渐繁复，“镂于盘盂琢之金石”终不如书于简册方便。所以，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更为少见。铭文从其格式、体例，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青铜器铭文从商代早期产生，经过中、晚商的简铭期，西周的长铭期，到战国晚期衰落，大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
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
1.徽记，标识器主。分繁简两类，简式的是族徽，如“妇好”“天…‘伯…攸”等。繁式的包括作器者名称、器名、用途、存放地点，如“伯作簋”、“中作旅簋”等。
2.祭祀。古代人视祭祀与征伐为国家的大事。祭祀包括祭神和祭祖。上帝的神力主宰万事万物，而祖先的神力在于种族国家内部。于是，上帝及其诸神和祖先共同成为商周时期祭祀的主要对象。
3.征伐。征战作为国家大事之一，是扩大疆域、聚敛财富的武力手段。
4.赏赐。在中国古代，赏赐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往往与分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西周时期，赏赐的对象包括诸侯、贵族和那些征战有功的属下。
5.册命。这是古代君王祝告天地宗庙，册立后妃、诸王、大臣使用的一种文书。册命作为一种制度产生于西周早期，其铭文格式主要有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词、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部分，后期的册命还有赏赐的内容。
6.土地转让。商周时土地归国家所有，受田者纳税也是一种制度。西周中期，在贵族之间兴衰不定的情况下，一些趋于败落的旧贵族出于生计，将自己的那份土地转让给新贵族的现象增多，但是田地的转让必须征得国家的许可，并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履行严格的转让手续。
7.法律诉讼。西周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了兴衰浮沉不定的局面，贵族之间及其上下等级之间不断发生利益冲突，于是法律诉讼事件纷起。这些诉讼也反映在了铜器铭文上。
青铜器成纽约亚洲艺术周焦点
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牵动了几亿华人的心。北京时间2014年3月20日凌晨（纽约时间3月19日下午2点），纽约佳士得洽购成功，漂泊海外多年的大型青铜器——“皿方罍”的器身终于要回归故里了，并将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盖实现“合璧”。微博、微信上的祝贺纷至沓来，对价格的猜测也众说纷纭。最为夸张的猜测是成交价超过10亿元人民币。青铜重器再次为世人瞩目。
实际上，自2001年“皿方晷”第一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出高价后，就曾经触动过国内青铜器市场。但那时候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青铜器收藏并未引起国内市场的重视和关注。直到2006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第一波行情大爆发的时候，香港和内地才有多件青铜器拍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在当年中国铜器成交的前10名中，青铜器占了6件，且成交价格大幅提升。尽管高古青铜器的价格在持续走高，但仍然没有明清御制铜器的价格涨幅惊人。加之2007年以后，国际青铜器流通量不足，造成上拍数量大幅减少，高古铜器开始让位明清铜器。
相比“皿方罍”，在今年3月14—22日的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出现的另一件青铜重器——青铜鹗首提梁壶，由于没有到达底价而流拍。这件坂本五郎释出的青铜重器，曾在1945年以1200英镑成交。据业内人士介绍，坂本五郎应该是1989年在伦敦举行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专场拍卖中获得该壶的，当时的成交价为90万美元。此次估价400万—600万美元，在叫价到370万美元时再无人举牌，最终流拍。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过的“天黾父乙角”，估价40万—60万美元，最终以240.5万美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青铜角杯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场拍卖的榜眼，竞得这件拍品的是香港古董商御雅居。此角原为清官旧藏，曾收录于乾隆年间《西清古鉴》，后辗转于刘体智、于省吾、梁上椿等收藏人之手。
继去年推出“礼器辉煌：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的重要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之后，苏富比在此次亚洲艺术周期间再次推出青铜器专场，“金石斯文：重要中国古代青铜器暨吴大潋《吉金图》”专场给拍卖市场带来了高古气象。《吉金图》所记载的“己祖乙尊”最终以126.5万美元成交，成为当场价格冠军。本场另一件焦点作品“清十九世纪末愙斋所藏吉金图拓本”被一位来自上海的买家以60.5万美元的高价收入囊中。这件珍贵的手卷反映出晚清时期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的金石考证鉴藏风尚。整场拍卖的12件拍品，最终有11件成交，成交额达到349万美元。
拍卖往事2005年1月5日，上海崇源秋季大型艺术拍卖会上，一只失散已久的西周青铜重器“周宜壶”拍出了2640万元的天价，创造了内地青铜器拍卖的最高记录。2011年7月6日此壶再次在上海崇源上拍，拍得2875万元。
2007年3月20日，在纽约举行的苏富比中国陶瓷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由美国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馆提供的中国商代青铜酒器“青铜鹗纹方斝”成为全场焦点，最终以810.4万美元被英国康普顿·弗尼博物馆拍得，创下历年来青铜器拍卖的全球第二高价。
2007年3月9-18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伦敦著名古玩商“Littleton&Hennessy Asian Art”推出一只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嵌绿松石貘尊”。此尊来自于瑞士收藏家，1920年收购，1929年曾在德国柏林展出。另一只类似的青铜貘收藏于台湾的博物馆。尊高26.5厘米，长42.5厘米，工艺精湛，华美异常，不但保存十分完好，而且流传有绪，终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目前成交价最高的中国青铜器之一。
2011年5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西周太师虐簋拍出4197.5万元。
目前，中国收藏家对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与青铜铸造工艺的艺术成就尚不甚了解。1927年，“皿方罍”器身以80万美元被英国商人巴尔买走时，满清官窑器平均每件只售1美元。而当时的80万美元足可以买下上海黄浦江边的和平饭店。2014年，苏富比香港春拍会上，一只成化年间的鸡缸杯拍出2，8亿港币，远远高于高古青铜器的价格。由此可见，当前青铜器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远未达到其真实的收藏价值。
青铜器收藏基本常识中国青铜器的主要遗址分布
青铜器遍布世界各地，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均有发现。中国青铜器的出土遗址分布，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一带为主。这些地方也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边缘或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器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青铜器在不同坑口出土时的锈色
中原河南坑口
郑州：干坑、绿锈红斑，有返铜地。
洛阳：干坑返铜、返铅光、返白光、红斑绿锈、锈不掉。
南阳：黄皮蓝锈（蓝锈碱性大）。
干顶山：铅灰地子、蓝锈、灰白绿锈。
驻马店：水皮绿、灰白皮、绿锈、蓝锈。
安阳：锈大，发坑多。
陕西坑口
宝鸡：返铜、返铅、返白光地子，红斑绿锈。
山西坑口
黑漆古、返白、返铅。
长治：黄皮蓝锈。
运城：干坑返黑漆古。
甘肃坑口
天水：干坑返铜、地干锈少、红斑绿锈。 湖南坑口
深绿皮、洋绿皮、灰绿皮、灰白皮。
湖北坑口
半水坑、水坑，地子绿、白绿皮、黄白绿皮、绿锈易掉。
青铜器出土前的主要存在形式
1.墓葬，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
2.窖藏，如陕西宝鸡眉县、扶风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
3.祭祀坑，如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专业名词
生坑：是指新出土与早些年出土，但保持了出土时的本来面貌，没有经过出土后的进一步处理，没有受到生活中油垢等污染和长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层变化，锈色和土沁色灿然的器物。
熟坑：譬如明清时期出土，甚至宋代及宋代以前出土，经过了“传世”的经历，器物表面已经表现出自然的“熟”、“老”。特别是清代中期，藏家喜欢将青铜器除锈、擦光、上蜡等，加之常年把玩，形成了“黑漆古”。
水坑：俗语中的“水坑”、“脏坑”、“发坑”和“半发坑”不仅是说器物呈现的表面特征，还特指出土地相应的土壤环境以及器物呈现的品质特征。
水坑器的出土地点多为湖南、湖北以及浙江，通常表现为色彩鲜亮，表面大多光润如镜，或绿得湛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因此，常与“水坑”器伴随出现的俗语还有“绿漆古”和“黑漆古”。
脏坑：出土地点在北方一些地区，表现在铜器表面锈色斑驳而杂乱，并伴有大量“有害锈”，甚至使得器物严重受损。
发坑、半发坑：指出土物的表面和质地本身都受到严重侵蚀，呈现出一种类似发酵、发泡状的疏松、涨裂。大部出现这种坟起、鼓泡、涨裂现象的，俗称“发坑”；部分或局部出现的，古玩行里习称“半发坑”。
绿漆古：铜器绿锈生成之后，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变化或者墓葬、窖藏常年浸水，器物表面的浮锈自然脱落，却因年代久远，绿色牢牢地浸染在器物表层上，好像罩了层薄薄的绿漆，故俗称“绿漆古”。
黑漆古：与“绿漆古”相似，主要取决于当地水质和土壤的酸碱度等，有长期传世形成的自然“包浆”，也有青铜器本身合金成分差异造成的原因。一般来说，器物出土时即黑亮如墨，表面几乎没有绿锈者，多为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而且战国、西汉的情况更加普遍，其中约90%属于战国时期铸造的。红、蓝色锈斑大多也出现在晚期青铜器上，汉代尤为突出，当为青铜中杂入铁等成分所造成。这种情况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绝对不会发生。
漂亮货：指器物表面干净，纹饰清晰，造型精神。
地子：指锈下靠近器胎表层的锈地。铜器由于入土的时间长短不同，含铜量不同，土质及酸碱度不同，表层自然产生的色彩也不同，故地子的锈蚀程度就很有鉴定的价值。
贴骨锈：结实地贴在器物表面的锈，这种锈即使用小锤也不易敲掉。商周的贴骨锈若被敲掉，露出的多是各种色彩的地子，若露出的是铜质，则此器年代定晚于商周。
铸痕：古代青铜器大多用陶范法铸造，因此范与范之间就留下了痕迹。
铸瘤：青铜器在浇铸时，因铜液内有杂质，或粘稠，而在器物表面留下凝聚的痕迹。
砂眼：指器物表面大小不等的小洞，或因为铜质不纯，或因用失蜡法整模铸造，蜡胎严实，没有出气孔，有时铜液浇铸不到，形成一个个小缩孔。
枣皮红：指有些青铜器绿锈下呈现的暗红色，琉璃厂习语称之为“枣皮红”。
包浆：指没有浮锈，器物表面却通体呈现一层均匀、柔亮的氧化层的特殊现象，有时也用于泛指器物表面“生”“熟”情况与呈色情况，所以可以用于出土器，也可对传世品而言。“包浆”通常是鉴别青铜器的重要依据，因此就会有造假者故意做上去，而且可以做到神似。例如新铸的铜香炉，经过不同的混合液体浸泡，然后烘烤，会出现各种呈色的“包浆”。反复浸泡、焙烧之后，甚至会出现非常美丽的厚厚“包浆”。这在近些年苏州仿“宣德炉”上被广泛应用。
水银浸：亦称“水银古”，也是一种青铜器的自然“包浆”现象，有局部的，也有通体银白的，多见于铜镜。主要为战国到汉代时期制品，其中又以战国为多见，大多出土于中原地区。近年以河南仿为最高境界，几可乱真。
泛金：并非器物铸造之时镀了水银或者黄金，而是青铜器在特定的土壤环境中形成的特殊氧化层，旧时也称“返金”或者“返铜”。这种现象通常只出现在刚刚铸造完成尚未使用过就入土的青铜器上，而且几乎全部出土于河南安阳附近的商代地层中，陕西只存在个例，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类似情况的报道。所以，非典型安阳类型的“泛金”器，大可直指其假。
品相：对于文物自身质地与完残情况的综合评价的习语。以金属铸币为例，“祖钱”或“雕母”的品质注定优于脱胎而成的“母钱”；“部颁样钱”或“进呈样钱”的品质注定优于“初炉钱”；“初炉钱”则优于一般流通币。在这里“品相”是一级高过一级的。但是，除了自身品质之外，保存状况的优劣也是决定“品相”好坏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铸造精美的普通流通币保存如新，“品相”自然是绝好的；“雕母”若损伤严重，也会被斥为“品相”不好。
青铜器的艺术要素及鉴赏
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从夏朝起，经过商周、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青铜器从单一的收藏逐渐演变为一门学问，一种研究对象。
中国的艺术品中仅有青铜器被全世界所公认，其艺术地位可与西方国家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青铜器的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可，主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外国人纷纷进入中国，并为中国青铜器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做工所吸引。西方国家18世纪才出现的抽象派、印象派技法，早在3000多年前，就在中国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上体现出来了。
青铜器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三个方面。青铜器的鉴赏往往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青铜器的形制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指其外形表现，直接对应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器物应用面广、流传时间很长，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天生的对艺术美的追求，使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丰富多彩。从青铜器的造型能看出我们祖先卓越的审美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在青铜器的造型上，圆球体、圆柱体、圆椎体、椭球体、立方体等作为基本形状被广泛使用。为避免形式上过于简洁和呆板，古人熟练地将这些几何体单用、并用及复合使用，构成繁复精美的各种造型体，显示出我们祖先惊人的智慧。动物崇拜是原始人类普遍的行为，以各种动物形态作为青铜器的形体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点，而且被模仿得惟妙惟肖。 青铜器的纹饰
纹饰是青铜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饰在器物的腹、颈、圈足或盖上。纹饰内容有时同器物的用途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
带纹饰的器物集中在商周，且以商周最为著名。说商周铜器有一种狞厉之美，神秘、威严、精细，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纹饰。商周器物纹饰的这种特点与其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有关，也与图腾崇拜有关。祭祀场面的肃穆，观念上对神灵的尊崇，必然使得纹饰趋于神秘，令人有触目惊心之感。纹饰的出现使商周青铜器更具艺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由于奴隶制度开始瓦解，纹饰便开始描绘现实生活，如狩猎、宴乐、攻战等，从神秘、威严的气氛中脱离出来。
在西汉后期或东汉时，铜器表面往往不用纹饰，称之为素面。
动物纹是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它们在青铜艺术中占有大约1500多年的统治地位。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纹饰一开始就是以动物纹为主要内容的。
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以下种类：
1.兽面纹
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2.龙纹
青铜器上的龙纹常被称为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其实，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故不采用“夔纹”一词，而称为“夔龙纹”或“龙纹”。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较粗大的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称之为“龙纹”。
商代早期的龙纹主要见于玉器，如玉块、玉璧等环状器物。青铜器上的龙纹始见于商代中期。此时的龙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鳄鱼状爬行龙纹，作两首相对或首尾徊接的形式，体态似鱼体、曲折体为多，此类龙纹多见于鼎、尊、盉、觚等器物；一类是蟠龙纹。
商代晚期，龙纹极盛，变化更繁复，趋于图案化、装饰化，有不少变形图纹出现。
西周早期的龙纹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到了西周中晚期，龙纹更趋抽象化，只有将早期龙纹同其对比观察，才能从中看出发展轨迹。这是因为在周人的观念里，青铜器纹饰的宗教含义已不如商代强烈，由“象物”形式转向图案化，气氛活泼轻松，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当然，也含有祥瑞意义。
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虺）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蟠螭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螭），张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
3.风鸟纹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图案，特征比较形象。最早的凤鸟纹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上已有明确的凤鸟纹。
凤与龙齐名，都是古代的祥瑞动物，在“四灵”中，龙和鱼源自爬行动物，麒麟源自兽类，凤凰则源自鸟类。古代岩画、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上保存了大量的凤凰的艺术造型。在这些凤凰身上，有孔雀的影子，有鹰、鹗的特征，且与鸡、雁、鸭也有联系。
4.动物纹
动物在我国早已开始饲养，马、牛、羊、鸡、犬、猪是著名的六畜，还有一些野生动物，象、鹿、犀、虎、兔和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蜗身兽，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蛇、蝉、鱼、龟、蟾蜍等不能独立，无所归属，皆列入动物纹。这些动物在青铜器上大多有类似的形象，属于这些动物的正面形象已归入兽面纹，但动物的侧面或全躯形象在构图上不能列入兽面纹，应该作为动物纹，则动物纹包括虎纹、牛纹、象纹、鹿纹、兔纹、蜗身兽纹、蛇纹、龟纹、蟾蜍纹、鱼纹、蝉纹等。
5.兽面变体文
一些典型的兽体变形纹，包括鸟兽合体纹、兽目交连纹、波曲纹、鳞纹等。
6.人物狩猎纹
7.几何纹
几何纹是几何的基本元素（点、线、圆）所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在青铜器上，却只是在兽面纹、龙纹等主流纹饰衰退后，到春秋、战国时期，才由过去的陪衬或底纹变为主体纹。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钩连雷纹、三角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
云雷纹，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凹旋线条是雷纹。商代早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出现的。商代中期兽面纹的主体，有用大量的云雷纹构成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龙纹、乌纹的空隙处，常填以云雷纹，而且云雷纹低于主纹，起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粗犷的兽面纹、龙纹的体躯上，也有各种云雷纹变形图案。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云纹壶用金银片镶嵌，非常华贵。
百乳雷纹，也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常以之作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形，每一格边缘是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比较平坦，西周时代则既长又尖锐。
钩连雷纹，作斜的山字形线条，用斜线相钩连，一般山字形作粗线条、所填雷纹为细线条，也有山字形作虚线、雷纹作阴纹的。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很富丽的钩连雷纹，粗细线条有用金、银和绿松石镶嵌的。
菱形雷纹、方块雷纹、长方形雷纹，是在菱形、方形、长方形内填以雷纹，作连续式排列，并用金银丝和金银片镶嵌，盛行于战国时代。
曲折雷纹，旧称波形雷纹。雷纹的主体作上下曲折状。粗线条的雷纹与细线条的雷纹一一相间。在青铜器上，曲折雷纹较为少见，为西周早期的纹饰。
8.人物画像纹 人物画像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当时贵族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的场面。这类纹饰在青铜器上出现较晚，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描绘出各种场景。如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活动以及徒兵搏斗、攻城、水战等战争场面。这些人物画像用绘画手法表现的形式，成为日后绘画艺术的先驱。
9.其他纹饰
人面纹，在青铜器纹饰中，人面纹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神，有的仅有面部，有的还有兽的身躯，面部虽作人形，但还包含兽类的特点，如头上长角，口中有獠牙，这种人面纹在商代中晚期的铜器上出现较多。
贝纹，在青铜器纹饰上，均作横置排列，出现较晚，作为次要纹饰出现在圈足部位，从不作为主纹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绚纹，绳绞结的形状，在构图中由二条、三条、四条甚至有九条单线绞结而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绳络纹，以两根并连的绳索交织而成套结，连成网格状，大多饰于酒器及水制表面，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此外还有火纹。
青铜器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也称大篆）、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成的。
据统计，金文约有3005字，其中可认知的有1804（60%）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多刻于钟鼎之上，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也更具古朴风格。
由于器物的散佚和著录的交叉重复，所以，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带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中所录数量最多，约为11407件。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夏代晚期，中国文字虽已产生，但由于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所以此时还没有产生铭文。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从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墓葬遗址以及同一时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但是，在商代早期传世青铜器中，也确有个别青铜器上带有铭文。
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墓出土的铜罍，其肩部铸有三个文字形花样，有人认为是文字，也有的认为是纹饰。
商代中期，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就在这个时候逐渐兴盛起来。铸铭铜器增多，但每件铜器所铸字数仍不多，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多者四五个字。
商代晚期上述状况基本不变，直到殷末，也没有超过五十字的铭文，数十字的铭文仅有几例。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无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以作识别之用。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明显的部位。
西周时期，是青铜器铭文有了较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或书体等方面，都较此前有了很大变化。西周早期，铸铭器物骤然增多，铭文内容丰富多彩，像何尊、矢令尊、大盂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弥补史书的缺佚，对于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语言文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其内容和程式不与西周时期尽同，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的衰落与解体，礼制开始发生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加上当时的简册书帛通行，文字应用日渐繁复，“镂于盘盂琢之金石”终不如书于简册方便。所以，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更为少见。铭文从其格式、体例，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青铜器铭文从商代早期产生，经过中、晚商的简铭期，西周的长铭期，到战国晚期衰落，大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
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
1.徽记，标识器主。分繁简两类，简式的是族徽，如“妇好”“天…‘伯…攸”等。繁式的包括作器者名称、器名、用途、存放地点，如“伯作簋”、“中作旅簋”等。
2.祭祀。古代人视祭祀与征伐为国家的大事。祭祀包括祭神和祭祖。上帝的神力主宰万事万物，而祖先的神力在于种族国家内部。于是，上帝及其诸神和祖先共同成为商周时期祭祀的主要对象。
3.征伐。征战作为国家大事之一，是扩大疆域、聚敛财富的武力手段。
4.赏赐。在中国古代，赏赐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往往与分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西周时期，赏赐的对象包括诸侯、贵族和那些征战有功的属下。
5.册命。这是古代君王祝告天地宗庙，册立后妃、诸王、大臣使用的一种文书。册命作为一种制度产生于西周早期，其铭文格式主要有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词、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部分，后期的册命还有赏赐的内容。
6.土地转让。商周时土地归国家所有，受田者纳税也是一种制度。西周中期，在贵族之间兴衰不定的情况下，一些趋于败落的旧贵族出于生计，将自己的那份土地转让给新贵族的现象增多，但是田地的转让必须征得国家的许可，并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履行严格的转让手续。
7.法律诉讼。西周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了兴衰浮沉不定的局面，贵族之间及其上下等级之间不断发生利益冲突，于是法律诉讼事件纷起。这些诉讼也反映在了铜器铭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