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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了人类所面临的三种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解决这三种问题发展出的三种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是意欲转身向后。而理智、直觉与现量分别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意欲
梁漱溟认为文化应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包含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其中宗教与文艺属于感性，哲学、科学属于理性;二是社会生活方面，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间所包含所有的生活方法都是生活的内容;三是物质生活方面，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就是使人们维持基本生存的方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从“人生态度”出发提出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二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三是人与自己的问题。文化的不同纯乎是抽象样法的，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样法有着三种：第一种是本来的路向，遇到问题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第三种是根本取消问题。这三种路径样法也可称为是“意欲向前”、“意欲调和”和“意欲转身向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种样法。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方向都是合理的，人类只有在三种问题都完全解决之后才能享受到完整的幸福。然后梁漱溟坚持主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存在一种合适的秩序和正常的进程。人类应该以第一种文化方向解决第一种人类面临的问题作为开始，在发展第二种文化方向，待第二类问题解决之后，继续发展第三种文化方向。人类不应该在第一种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关注第二种问题和第三种问题。西方人近代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他们在物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直走的是第一路向。而中国和印度文化过于早熟的转向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化路向。“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天的失败，也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
（一）西方文化——以理智为态度的意欲向前
西方文化在物质生活方面有征服自然的特征，在社会生活方面有民主的特征，在精神生活方面有科学的特征。征服自然就是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灿烂的物质文明也是对于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又是向前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争持出来的。由此可知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路向的。
近代西方人理智活动太强太盛为其一特点，因为理智的态度，西方现代文明远远超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因为理智的态度，他们精神上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也是19世纪以来不可掩盖的事实。
（二）中国文化——以直觉为态度的意欲调和
与此相反，中国文化有着直觉的倾向。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学说完全开发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直觉倾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形而上学在问题和方法两方面基本的不同于西方与印度形而上学。古代中国哲学家在考虑形而上学问题时，从来没有费心去讨论不易和静止的问题，例如一元论和二元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他们只讲些变化上抽象的道理而没有去过问具体的问题。中国哲学里的阴阳、乾坤，中医里面的金木水火土，这些概念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问题。与此相反，他们象征了其中一些确定的意义。梁漱溟警告人们在对待这些概念的时候必须极其的小心。例如，他们不应该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等同于印度文化中的四大地水风火。前者表现的是抽象意味，后者表现的是具体的物质。
“我们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是用什么作用呢？这就是直觉。我们要认识这种抽象的一位或倾向，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才能得到所谓“阴”、“阳”、“乾”、“坤”。因为感觉所得不到，亦非由理智作用之运施而后得的抽象概念。理智所制成之概念皆明确固定的，而此则活动浑融的也。”
在这里直觉被梁漱溟描述为一种与理智不同的知识工具。意义和倾向是直觉的对象，并且那些变化和谐的概念是运用直觉而形成的。梁漱溟说，直觉这种工具并不是用来明确区分事物的。与此一致，运用直觉在自然和社会中观察和分析具体问题并没有多大用处。直觉完全不会帮助形成算计和谋虑的态度。
中国形而上学有一个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而“调和”的思想在《易经》这本书中有很大的体现。
（三）印度文化——以感觉为态度的意欲向后
印度文化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展。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勉励。宗教离不开“超绝”与“神秘”两个词。超绝就是在现有感觉及理智所统的知识世界之外，使人情志不宁的是现有的世界，只有冲出现有的世界才得勉慰。而神秘就是一个观念或一个经验不容理智施其作用。宗教的神秘倾向是因为使人情志不宁的是理智清楚明了的观察。这时候只有换一副非理性的心理，才得拯救人出于苦恼。印度人尤其是原来的佛教人要求生活而不要看见生老病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既不像西方人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们出世逃离现有世界的生活路向既不是向前又不是调和持中而是转身向后的。
印度人的思考方式既不是单走理智一路，又不是运用直觉，他用的是人人信任的感觉，在佛教唯识学上又称为现量。印度人求知识的方法与西方科学家无异，他
们都是信任感觉与理智而排除直觉。然西方人与印度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动机是科学与知识，而印度人的动机是宗教与形而上学，这就使得他们把感
觉从直觉与理智中抽离出来而只留这一种作用自然而然的存在。印度人是拒绝理智的思考方式的，这与其宗教文化超离现实世界是有很大关系的。印度人以为往
前追求盖基于二执——我执与法执，而此二执是由阿赖耶识生起的妄心。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学林出版社，1984.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意欲
梁漱溟认为文化应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包含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其中宗教与文艺属于感性，哲学、科学属于理性;二是社会生活方面，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间所包含所有的生活方法都是生活的内容;三是物质生活方面，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就是使人们维持基本生存的方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从“人生态度”出发提出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二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三是人与自己的问题。文化的不同纯乎是抽象样法的，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样法有着三种：第一种是本来的路向，遇到问题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第三种是根本取消问题。这三种路径样法也可称为是“意欲向前”、“意欲调和”和“意欲转身向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种样法。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方向都是合理的，人类只有在三种问题都完全解决之后才能享受到完整的幸福。然后梁漱溟坚持主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存在一种合适的秩序和正常的进程。人类应该以第一种文化方向解决第一种人类面临的问题作为开始，在发展第二种文化方向，待第二类问题解决之后，继续发展第三种文化方向。人类不应该在第一种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关注第二种问题和第三种问题。西方人近代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他们在物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直走的是第一路向。而中国和印度文化过于早熟的转向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化路向。“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天的失败，也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
（一）西方文化——以理智为态度的意欲向前
西方文化在物质生活方面有征服自然的特征，在社会生活方面有民主的特征，在精神生活方面有科学的特征。征服自然就是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灿烂的物质文明也是对于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又是向前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争持出来的。由此可知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路向的。
近代西方人理智活动太强太盛为其一特点，因为理智的态度，西方现代文明远远超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因为理智的态度，他们精神上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也是19世纪以来不可掩盖的事实。
（二）中国文化——以直觉为态度的意欲调和
与此相反，中国文化有着直觉的倾向。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学说完全开发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直觉倾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形而上学在问题和方法两方面基本的不同于西方与印度形而上学。古代中国哲学家在考虑形而上学问题时，从来没有费心去讨论不易和静止的问题，例如一元论和二元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他们只讲些变化上抽象的道理而没有去过问具体的问题。中国哲学里的阴阳、乾坤，中医里面的金木水火土，这些概念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问题。与此相反，他们象征了其中一些确定的意义。梁漱溟警告人们在对待这些概念的时候必须极其的小心。例如，他们不应该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等同于印度文化中的四大地水风火。前者表现的是抽象意味，后者表现的是具体的物质。
“我们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是用什么作用呢？这就是直觉。我们要认识这种抽象的一位或倾向，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才能得到所谓“阴”、“阳”、“乾”、“坤”。因为感觉所得不到，亦非由理智作用之运施而后得的抽象概念。理智所制成之概念皆明确固定的，而此则活动浑融的也。”
在这里直觉被梁漱溟描述为一种与理智不同的知识工具。意义和倾向是直觉的对象，并且那些变化和谐的概念是运用直觉而形成的。梁漱溟说，直觉这种工具并不是用来明确区分事物的。与此一致，运用直觉在自然和社会中观察和分析具体问题并没有多大用处。直觉完全不会帮助形成算计和谋虑的态度。
中国形而上学有一个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而“调和”的思想在《易经》这本书中有很大的体现。
（三）印度文化——以感觉为态度的意欲向后
印度文化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展。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勉励。宗教离不开“超绝”与“神秘”两个词。超绝就是在现有感觉及理智所统的知识世界之外，使人情志不宁的是现有的世界，只有冲出现有的世界才得勉慰。而神秘就是一个观念或一个经验不容理智施其作用。宗教的神秘倾向是因为使人情志不宁的是理智清楚明了的观察。这时候只有换一副非理性的心理，才得拯救人出于苦恼。印度人尤其是原来的佛教人要求生活而不要看见生老病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既不像西方人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们出世逃离现有世界的生活路向既不是向前又不是调和持中而是转身向后的。
印度人的思考方式既不是单走理智一路，又不是运用直觉，他用的是人人信任的感觉，在佛教唯识学上又称为现量。印度人求知识的方法与西方科学家无异，他
们都是信任感觉与理智而排除直觉。然西方人与印度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动机是科学与知识，而印度人的动机是宗教与形而上学，这就使得他们把感
觉从直觉与理智中抽离出来而只留这一种作用自然而然的存在。印度人是拒绝理智的思考方式的，这与其宗教文化超离现实世界是有很大关系的。印度人以为往
前追求盖基于二执——我执与法执，而此二执是由阿赖耶识生起的妄心。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学林出版社，1984.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