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玲姐已离去近十个月了，我们想写点东西，开了几次头儿终未写下去，心中一直纠结着……苏玲一贯为人低调，她生前交待：人生也像小说《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样，聚散终有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她要求走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只需家人送送就行了。因为她的老同事、老同学多半也已腿脚不便，不要给他们和组织添麻烦……不过，为她送行那天，除了在京的家人和亲戚之外，表演艺术家于洋同志的夫人、86岁高龄的杨静，以及苏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张福生和干部处的两位代表，还是赶到了医院告别室。杨静说：“我和于洋听说苏玲病逝的消息非常痛惜，于洋来不了，我怎么也得代表他一起来给苏玲送送行，为着我们同曹老、同苏玲几十年的友情……”张福生说：“出版社许多同志听说后都要来，领导出面劝阻说这是苏玲自己的意思才做罢。我和苏玲一起共事了几十年，她就像老大姐一样，我不能不来……”苏玲有知，也会欣慰的。
　　苏玲静静地睡着，平静而安详，没有怕赶不完编写父亲年谱的焦虑与不安。我们把一束素菊轻轻地放在她枕边。或许是由于头上那顶浅色毛线帽罩住了她的白发，使她本来就娇小的身子显得更加娇小，人也显得格外年轻，就像当年父母膝前的乖乖女……忽然，早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那声召唤，像自天外穿越时空闯进耳鼓：“嘿！我这儿也有一封，帮我拿去一块儿发！”……
　　在告别室脑中闪过的这个细节，后来多次出现在脑海。屈指细算，那应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姐弟俩和父母住在南京中苏文化协会，父亲正在主持编译苏联文学书籍。1947年暑假的一天，父亲让我去邮局寄两本书，苏玲听到，便喊着说她也有一封信让我顺便带去……后来才知道那时她正翻译《旅伴》，而且每天不完成父亲规定的数额还不许出门……那年春天，父亲在苏联文学刊物上读到了女作家薇拉·潘诺娃的《旅伴》，他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作品，准备着手翻译。不久又收到登载着《旅伴》英译本的杂志，他想，何不让正在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读书的苏玲尝试着翻译呢？这既可提高她的英语水平，自己又能对照原文为她校正、把关。那时苏玲正读大二，自觉无力译这样的作品，但在父亲的激励与书中人物、情节的吸引下，终于鼓起勇气译起来。由于父亲在前屋办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身边，她说：“那时可真苦，就像被关了禁闭，想溜出去看场电影也不行……”由于英文版删节较多，还有不少与原文有出入，父亲便根据俄文一一校补订正。苏玲在她后来写的《我与〈旅伴〉的难忘情结》中说：翻译过程中“父亲教我怎样用字典挑选词义、遣词用字；如何处理长句，避免生搬硬套，洋腔洋调；如何挤去译文中的水分，做到凝练简洁，不拖泥带水”。她就是这样通过翻译实践，认识了小说中那些普普通通又令她终生难忘的“旅伴”的同时，也一点一滴学习着文学翻译的入门知识，直到后来成长为英语、俄语都精通的“资深翻译家”。
　　薇拉· 潘诺娃1905年生于前苏联罗斯托夫市一个普通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未受过正规教育，她的学养全凭借自学。她很早就读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自1922年起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短文和剧本。1944年因战线推移，迁居莫洛托夫市，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小说《比洛日科夫一家》。同年末，市作协分会指派她以《星》报记者身份到全国模范军用救护列车——“三一二”号列车上协助编写经验总结。她随车生活了两个多月，前线、后方往返跑了四次，完成了领受的任务。战后，这列救护列车退役时，其中两节车厢连同车厢内一切设备，原封不动地被送进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专门修建的国家“救护防卫博物馆”，作为永久的展品。潘诺娃也依据当时积累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受，用艺术的架构和真挚朴实的语言创作了小说《旅伴》。正如她所说：“我同这些人一起生活过，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劳动与功勋。我不能不写他们，因为他们进入我心里了。”
　　《旅伴》的架构很有特色。全书分“夜”“晨”“昼”三部分——除时序之外，也隐喻了战争进程。各章均以小说人物的名字命名。这些人都是在战争爆发不到两周的时间，被匆忙聚集到这列救护列车上，成为“旅伴”与战友，并仓促投入战斗的。直到1945年4月红军攻入柏林，和平曙光已露时，他们终于接到胜利完成使命的通知。这些“因战争而聚”，共同战斗了四年的“旅伴”，又“因和平而散”，各自收拾行装，依依惜别，怀着对这四年艰苦战斗生活中结下的深厚情谊的眷念和对未来和平生活的憧憬，去迎接重建家园的新的战斗。全书没有一个系统、连贯的故事，即便是政委丹尼洛夫，小说以他开始、以他结束，但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列车上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不知姓名的士兵和担架队员。作为个体，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如政委丹尼洛夫，战前是某工厂的领导，战争一爆发，他原想去前线，上级却派他担任这列救护车的政委。他工作严肃认真，有领导能力，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他对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们存有看法，但他很尊重他们，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终于将原本陌生的，不同年龄、修养、个性和经历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当列车在前线时，他们没日没夜地全力抢运、救治、护送伤员；而当空车由后方重返前线途中，他们又抓紧时间维修机车，清洗车厢、被褥，将列车布置得整洁、舒适，给伤员营造一个温馨的氛围，还想方设法在车下挂鸡笼养鸡，在货车厢用隔板隔起养猪，用木箱栽葱，制果酱，烘蘑菇，尽可能为伤员增加营养，改善生活……又如比洛夫医生，为人爽朗、热忱，尽管身体虚弱，依旧尽心尽力设法救治伤员。他热爱生活，爱妻子儿女，列车自后方重返前线时，他得空总是写信、盼信。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德军轰炸中丧生。他把刺骨的伤痛和对儿子的思念埋在心底，更加勤奋地工作，期盼战后父子重逢……再如尤莉娅，一位40岁依旧独身的有希腊血统的女护士，长着“可怕的”红脸，鹰钩鼻，但工作认真，技术纯熟，常获医生由衷的赞许，为救治伤员，她往往几昼夜不休息。她性格孤傲、自尊，暗恋着苏普鲁戈夫医生，后来当她发觉错爱了与自己人生观、价值观无法融合的对象之后，尽管痛苦万分，也毅然割舍这迟来的却又确实不适合的爱恋……而那个苏普鲁戈夫是一个猥琐、自私的耳鼻喉科医生，他不想打仗，却被征入伍。尽管他怯懦、自私，但在大家的影响和鼓励下，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抢运伤员……所有这些人全都为着一个共同目的——抢救和运送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负伤的伤员，组成了一个坚强的、不可分的整体。作者潘诺娃就这样运用她质朴、细腻的笔触，描述了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通过这些人各自的回忆、与亲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往返途中四季风光的变幻，反衬出随着时序与战争进程的推进，人们在道德、伦理、职责等方面感悟与认知上的微妙变化，巧妙且富有诗意地表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主题。《旅伴》一经发表便被誉为苏联最优秀的战争小说之一，并荣膺1946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 　　《旅伴》于1948年秋由苏玲与父亲译校完毕，但由于时局动荡，未能按原计划出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人民日报》连载，并于1951年由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1959年率友好代表团访问时，在列宁格勒与苏联作家的一次聚会中，终于见到了作者潘诺娃。
　　《旅伴》是苏玲的第一部译作，也是在父亲悉心引领下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首次尝试。1951年她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当时俄文译者紧缺，又被派去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她在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里，经她加工的书稿，既有苏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奥德河上的春天》……也有美国名著《美国的悲剧》《飘》等等，此外还翻译了《没有寄出的信》《火光》《不单是靠面包》《生者与死者》以及《战争风云》《白衣女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诸多文学作品。2004年她荣膺译协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

　　改革开放后，商业大潮兴起，“跳槽”“走穴”成风时，苏玲从不为所动，绝不为追逐名利去争译名著或热闹一时的“畅销书”，而是坚守着她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那张小小办公桌，或编，或校，或译。早在1981年，北大着手筹备出版纪念父亲的《曹靖华译著文集》时，就约请苏玲参与编选。当时她忙于工作难以分身，直到1987年她退休后，才得以集中精力整理、校订、编辑父亲的译著。那时父亲已经作古，两年后，母亲也病故。面对小山似的译著、书信和相关资料，她说：“我几乎没有勇气面对。”但想到父亲生前常说的“世事千变万化，今日能做到的，如不赶紧完成，明天就难说了”，便硬着头皮，为自己定下每天的工作指标。她原本就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此时却不管不顾，每日粗茶淡饭，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去医院。就这样，“以整整五年，近两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11卷《曹靖华译著文集》从订正到誊写的全部工作”。在校订、编辑这部文集的过程中，她曾三次赴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遍访父亲的老朋友和他们的后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相关的珍贵资料；在汉学家莫尔恰诺娃的帮助下，苏玲特意去苏联国家档案馆查询、抄录了父亲与当年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费定、西蒙诺夫以及潘诺娃等他的老朋友们交往时的信件、笔记和照片等珍贵资料，回国后加以翻译、整理，连同父亲的老友们及他们后辈写的回忆文章，编成厚厚的一辑《远方的怀念》，收入1992年出版的《曹靖华纪念文集》中。后来莫尔恰诺娃回忆说，苏玲在档案馆抄录资料那段时间，每天带一小包她为苏玲蒸的抹了自制果酱的卷饼和一个水杯，一大早乘地铁匆匆赶去，中午便吃那卷饼就白开水，直到晚上再乘地铁返回。她总觉得怠慢了苏玲，苏玲却总笑呵呵地说：“这样就很好，我在家吃得也很简单，我特别爱吃你做的卷饼。”
　　苏玲就是这样，为人处世一贯简约、低调、自爱、自尊，从不以翻译家自居。她以译潘诺娃的《旅伴》起步，校编、翻译的作品不下几十部。但她最喜爱也最难释怀的，依然是《旅伴》。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的一套《不灭的火焰》的丛书中收有《旅伴》，苏玲得以借此机会根据1985年新版原著，重新校改她半个多世纪前的译作。她说她仿佛又登上了那列救护列车，又回到了那些熟悉的老朋友中间，“那忘我工作的情景，那宛如一个大家庭的浓浓亲情，依旧令我感受到强烈震撼。父亲的身影，南京的那段家居生活，不断在头脑中回旋。我又一次感受到蓬勃向上、奔向理想的冲动……”她最喜欢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旅伴”——都是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共同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却并不以英雄自居，又默默地各自散去，消失在和他们一样普通的人群之中……我们终于明白，她为何心中总怀有那浓重的、弥久不散的《旅伴》情结了……
　　……苏玲就这样平静地走了。而她留下的译著，依旧拥有一代代读者。没有读过《旅伴》的年轻朋友，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去感受与认识潘诺娃笔下的那些普通的俄罗斯人，是怎样怀着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去工作、去战斗的；又是怎样带着在工作、战斗中逐渐养成的对道德、伦理、职责的新的认知，勇敢地走向新的岗位，开创新的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