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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末的清晨，打开报纸，“全国23个省已经支持异地就医持卡（社保卡）异地结算”、“北京市公布300余种药品最高零售价”的新闻赫然位于头版位置；拿起电话，在家就可以预约各大医院的就医日期甚至是去医院的具体时间段；走出门去，离家很近的社区医院里老人们安心地做着慢性病的理疗，离家稍远的三甲医院周末也有门诊，大大方便了平时工作紧张的上班族们……所有这些，就是自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和北京市先后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医改办’）”后，发生在北京老百姓身边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作为这些改变的参与者、协调者、推动者，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实际已经做过的远远多于前述几项，并且她想做的事也更多、更大程度上惠及百姓的生活。
“惠民利民”是医改的出发点
原本周一就预约好的采访，终于周五下午四点得以进行，“真是比医院挂号还难啊”，记者进入了韩晓芳的办公室心里忍不住在想。可一见到韩晓芳，还没开口记者的心情就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齐耳的短发、素净的毛衣和披肩，韩主任消瘦的脸庞上虽然略带倦容，却依旧透着一种优雅和坚定。尤其是宽大的办公桌上分门别类满满当当地码放着十几类文献，半人多高的“文献桌”后面，藏着不大的电脑桌、办公椅和墙边几个很充实的书架。除了墙上的两幅字，整个办公室充满着肃穆的战场氛围。
今年已经60岁的韩晓芳是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员，负责体制改革、法律和金融改革方面的工作，2009年起兼任北京市医改办公室主任。对于组织安排的这个“兼职”，韩晓芳倒没什么怨言，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的话说，她所有的工作都“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在这个大框架下，对具体领域的挑战，她从来都是迎难而上的。问题的关键，也是国务院及地方发改委成立临时议事机构医改办的初衷：如何在医疗领域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医改办主任的岗位对韩晓芳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明确工作目标：医改中的“民生”究竟何指？她的主管领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丁向阳给了她明确的答案：北京医改，解决的就是穷人看不起病，社区看不了病，大医院看不上病的难题。丁向阳还向这位新主任透了个底：“北京医改，要动真格的。”
2009年，刚刚过完55岁生日的韩晓芳来真格的了，拖着被同事们称为“钢铁之躯”的消瘦身体，几乎把北京市所有有代表性的基层医院、大医院、民营医院和全国医改卓有成效的地区医院都跑了个遍，又通过文献把国外可借鉴的医改模式琢磨了个遍。
“统筹推进”是医改成功的保障
韩晓芳坚信，虽然医改是公认的世界难题，但北京医改一定有适合自己的“处方”。在同事们眼中她惊人的记忆力和快速上手的能力，在她自己只是“做得有点苦”：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出台前，为了在包括北京财政局、卫生局等十九个成员单位的主任办公会上达成一致，医改办的十几位同事几乎天天熬夜、会会延时，晚饭推到八九点，大家边吃边聊，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不得不散会，韩晓芳自己甚至就住在单位，夙夜在公。
最终，以医药分开，提高医事服务费，在医保资金能承受的范围内，不增加患者负担的方案在百易其稿后，一出台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也为全国医改提供了重要经验。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都视察过北京的医改情况，李克强总理就北京医改还做过多次批示，在全国医改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科学治理”是医改不变的方向
但医改的关键在执行。
韩晓芳对科学治理的概念一点也不陌生，长期在发展改革系统从事政策研究，她对行业改革的知识涉猎范围比较广，在投融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民营经济等领域均有一定造诣。曾主持国家级、省市级及其他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项目30多个，获得各类优秀成果奖19项。
北京市医改办全称北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参照奥运办的有效模式，在全国最早成立的全面协调医改的临时性办事单位。长年从事金融改革的韩晓芳在上任北京市医改办主任之初就深深地明白北京医改方案执行的要害与难处：“医保是给老百姓管救命钱的，医保资金的使用和医院方面有一个博弈，医改就是要促进医疗行为的规范，让医保资金真正高效地用在老百姓身上，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身边的变化。”同时，北京又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中、外地病人比率最高、医疗机构管理最多元的城市，北京的医改，在某种意义上牵动着全国医改的神经。
从哪里开始？韩晓芳和北京医改办在北京市委的指导下，选择了从患者反映最强烈的“看病难”入手，一方面媒体、医疗单位的管理者、有关单位公务员以患者的身份体会挂号、就诊中的每一点难处；另一方面，患者也自愿报名参与医生工作的体验。经过实地调查，北京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双休日门诊、预约挂号、优质护理等等一系列服务模式的创新举措，全市所有66家三级医院、11家二级医院接入预约挂号统一平台，门诊挂号排队现象明显好转。针对每年过亿病患集中就诊于不超过200万个专家号的突出矛盾，北京最终形成“分级就诊、双向转诊、康复在社区”的思路，把人才建设作为医改的一项重点工作，正在有计划、有规范地充实完善社区的医务人员队伍，特别加强了全科医生的培养，全力以赴地减轻专家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难题。
对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韩晓芳也从来不回避，无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无论与患者通过声音、文字甚至是面对面的交流，她都坚持用最直白、最简明的话来回答提问。“相互不理解是医患矛盾最直接的成因，做医改工作首先要改的就是不开口、不透明的工作思路。”同时，为了真正解决矛盾，北京面对中央的、地方的、国企的、民营的、部队的、武警的等等八路医疗机构，成立了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积极协调全市的医疗服务资源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推进北京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加强信息沟通，应对一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同时2013年北京市医管局挂牌成立，重点承担政府出资人的职责，履行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管理的这样的办医院的职能。到今年11月，北京市医管局已经通过北京市属医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相约守护”医院双体验活动等工作建立了公开、通畅的人才、媒体互动机制，北京医改的舆论压力大大缓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医管局重点指导了北京医院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在现有的专家管理的基础上，公开竞聘，加强专门的管理培训，并试点搞了儿童医院、安贞医院、世纪坛医院、北京市中医医院，首都儿研所等五家大医院的院长公开招聘，以此对医院整体的运行效率、质量、安全、环境、就医秩序、成本控制等等一系列管理的加强做整体尝试。同时，响应国务院提出来要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要求，北京首先在基层医院进行管理模式的大胆创新，门头沟区医院引进著名的凤凰医疗集团，在区医院不改变公益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2014年以来，作为国内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私立医院集团，头顶“民营医院”概念的凤凰医疗受到了市场的追捧，托管式的体制改革效应不断放大。
大尺度推进北京医改顶层设计
2014年国庆以前，韩晓芳一直忙于北京医改的升级版：《关于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作为北京市下一步医改的顶层设计，《若干意见》对未来5到8年的改革举措做出了系统的部署。2014年10月14日，当千呼万唤的《若干意见》终于出台，韩晓芳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许多。
作为意见的统筹者，尤其让韩晓芳在意的，是《若干意见》突破了以前政策文件的形式，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服务体系、人事、补偿机制、监督治理体制及信息化建设等五个方向做出改革部署，务实的态度和推进的力度都可以称得上“大尺度”，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医保管理方式改革、财政补偿方式改革等众多关键改革举措悉数在列。
“这个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医改说到底是改政府，包括政府的制度、机制、理念和做法。”韩晓芳说。北京新出台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国务院2009年就提建立分级体系，为什么现在一直建不起来呢？就是功能定位没有完全说清楚。我们这次就想解决这个问题。”韩晓芳说。
在这个目标下，北京市提出依据功能定位构建分级诊疗体系。顶层由国家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代表国家医学的最高水平；中间是区域医疗中心，负责区域内急难重症的治疗。基层由网络化、广泛可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私人诊所等）组成，主要承担常见病、慢性病、重症康复和疾病防控、健康促进等功能。
“以财政投入为例，按照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再去购买大型医疗设备财政就不会支持了，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大医院应该着重提高急难重症的诊疗水平，压缩普通门诊，再要建偌大的门诊大楼，财政也不会支持了。”韩晓芳说，“我们要引导医生和患者一起往基层走。”
此外，《若干意见》还提出建立医疗康复护理体系、防治结合的健康服务体系，并再次明确推动多元办医。“社会办医大量进来以后，应该怎么管理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作为首都，北京的社会办医绝不能是‘散、小、乱’低水平的发展模式，一定要高起点、规范化发展。”韩晓芳还特别谈到，“公立医院有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的经验，怎么能与社会力量嫁接让它能够高起点，这方面我们支持多做探索。”
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方面，韩晓芳觉得这几年严重滞后了。《若干意见》在这一部分开宗明义，精炼点明未来的改革方向：人事管理制度方面，医务人员由单位人转向职业人；薪酬制度方面，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活人力资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若干意见》提出了医疗机构可采用全职、兼职等多种用工形式，并且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到社会办医疗机构兼职或者开办私人诊所。
“举个例子，有些医师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与这家医院签约三天，另外两天与其他医院签约或者自己开诊所。但在这三天里，他必须全身心为这家医院服务。而医院则要保证医生在这三天当中的薪酬待遇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责权对等。但是像管理岗位，比如说医院院长就必须是全职，否则谁来对整个医院的发展负责？”韩晓芳说，“一定要从人事制度改革入手，建立起来的才是真正的多点执业。”
针对这个职称高低与临床能力的错位问题，《若干意见》提出建立适应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不同岗位特点的职称评审体系，并且实行评聘分开。“只有在不同岗位实行不同的职称标准，才能够使真正适合这个岗位的人才脱颖而出。”韩晓芳说。“地方能做什么我们先做起来。”韩晓芳认为，“比如北京五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就提出动态工资总额制度。通过建立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更好地实现公益性，做大蛋糕，以此来实现医务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
至于补偿机制、监督治理体制及信息化建设，韩晓芳认为《若干意见》的核心是变管理为治理。“管办分开主要意图还是政府转变职能、转化角色，从琐碎的具体经办工作中抽身出来，将精力集中放在制定政策、筹集资金和监督使用这三件事上。”韩晓芳解释道，“而具体的经办管理则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信息化技术，交由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若干意见》特别将健全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体系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提出。“这里边特别提出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的作用，这些不完全是政府的事，今后政府往后退一退，有些事情要让行业组织发挥作用。”韩晓芳说。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医改的深入是全国医改推进的样本，其中的压力、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医改办常年在反复调研、反复协商、反复修改的高压、高强度环境下工作，加班的苦与累自不用说，韩晓芳自己的办公桌上，几尺高的不断更新地材料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码了半张桌子。几年来，工作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干脆睡在办公室以节省时间。但她和她的同事们仍然很欣慰：北京医改很苦很苦，只要在向前进，生命就没有虚度。
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让韩晓芳成宿成宿难以入眠的时候，女儿的那条短信总让她觉得特别温暖：妈妈要注意身体，我相信您，您是好人，在为社会做好事。
责任编辑 李娜
作为这些改变的参与者、协调者、推动者，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实际已经做过的远远多于前述几项，并且她想做的事也更多、更大程度上惠及百姓的生活。
“惠民利民”是医改的出发点
原本周一就预约好的采访，终于周五下午四点得以进行，“真是比医院挂号还难啊”，记者进入了韩晓芳的办公室心里忍不住在想。可一见到韩晓芳，还没开口记者的心情就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齐耳的短发、素净的毛衣和披肩，韩主任消瘦的脸庞上虽然略带倦容，却依旧透着一种优雅和坚定。尤其是宽大的办公桌上分门别类满满当当地码放着十几类文献，半人多高的“文献桌”后面，藏着不大的电脑桌、办公椅和墙边几个很充实的书架。除了墙上的两幅字，整个办公室充满着肃穆的战场氛围。
今年已经60岁的韩晓芳是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员，负责体制改革、法律和金融改革方面的工作，2009年起兼任北京市医改办公室主任。对于组织安排的这个“兼职”，韩晓芳倒没什么怨言，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的话说，她所有的工作都“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在这个大框架下，对具体领域的挑战，她从来都是迎难而上的。问题的关键，也是国务院及地方发改委成立临时议事机构医改办的初衷：如何在医疗领域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医改办主任的岗位对韩晓芳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明确工作目标：医改中的“民生”究竟何指？她的主管领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丁向阳给了她明确的答案：北京医改，解决的就是穷人看不起病，社区看不了病，大医院看不上病的难题。丁向阳还向这位新主任透了个底：“北京医改，要动真格的。”
2009年，刚刚过完55岁生日的韩晓芳来真格的了，拖着被同事们称为“钢铁之躯”的消瘦身体，几乎把北京市所有有代表性的基层医院、大医院、民营医院和全国医改卓有成效的地区医院都跑了个遍，又通过文献把国外可借鉴的医改模式琢磨了个遍。
“统筹推进”是医改成功的保障
韩晓芳坚信，虽然医改是公认的世界难题，但北京医改一定有适合自己的“处方”。在同事们眼中她惊人的记忆力和快速上手的能力，在她自己只是“做得有点苦”：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出台前，为了在包括北京财政局、卫生局等十九个成员单位的主任办公会上达成一致，医改办的十几位同事几乎天天熬夜、会会延时，晚饭推到八九点，大家边吃边聊，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不得不散会，韩晓芳自己甚至就住在单位，夙夜在公。
最终，以医药分开，提高医事服务费，在医保资金能承受的范围内，不增加患者负担的方案在百易其稿后，一出台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也为全国医改提供了重要经验。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都视察过北京的医改情况，李克强总理就北京医改还做过多次批示，在全国医改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科学治理”是医改不变的方向
但医改的关键在执行。
韩晓芳对科学治理的概念一点也不陌生，长期在发展改革系统从事政策研究，她对行业改革的知识涉猎范围比较广，在投融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民营经济等领域均有一定造诣。曾主持国家级、省市级及其他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项目30多个，获得各类优秀成果奖19项。
北京市医改办全称北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参照奥运办的有效模式，在全国最早成立的全面协调医改的临时性办事单位。长年从事金融改革的韩晓芳在上任北京市医改办主任之初就深深地明白北京医改方案执行的要害与难处：“医保是给老百姓管救命钱的，医保资金的使用和医院方面有一个博弈，医改就是要促进医疗行为的规范，让医保资金真正高效地用在老百姓身上，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身边的变化。”同时，北京又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中、外地病人比率最高、医疗机构管理最多元的城市，北京的医改，在某种意义上牵动着全国医改的神经。
从哪里开始？韩晓芳和北京医改办在北京市委的指导下，选择了从患者反映最强烈的“看病难”入手，一方面媒体、医疗单位的管理者、有关单位公务员以患者的身份体会挂号、就诊中的每一点难处；另一方面，患者也自愿报名参与医生工作的体验。经过实地调查，北京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双休日门诊、预约挂号、优质护理等等一系列服务模式的创新举措，全市所有66家三级医院、11家二级医院接入预约挂号统一平台，门诊挂号排队现象明显好转。针对每年过亿病患集中就诊于不超过200万个专家号的突出矛盾，北京最终形成“分级就诊、双向转诊、康复在社区”的思路，把人才建设作为医改的一项重点工作，正在有计划、有规范地充实完善社区的医务人员队伍，特别加强了全科医生的培养，全力以赴地减轻专家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难题。
对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韩晓芳也从来不回避，无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无论与患者通过声音、文字甚至是面对面的交流，她都坚持用最直白、最简明的话来回答提问。“相互不理解是医患矛盾最直接的成因，做医改工作首先要改的就是不开口、不透明的工作思路。”同时，为了真正解决矛盾，北京面对中央的、地方的、国企的、民营的、部队的、武警的等等八路医疗机构，成立了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积极协调全市的医疗服务资源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推进北京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加强信息沟通，应对一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同时2013年北京市医管局挂牌成立，重点承担政府出资人的职责，履行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管理的这样的办医院的职能。到今年11月，北京市医管局已经通过北京市属医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相约守护”医院双体验活动等工作建立了公开、通畅的人才、媒体互动机制，北京医改的舆论压力大大缓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医管局重点指导了北京医院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在现有的专家管理的基础上，公开竞聘，加强专门的管理培训，并试点搞了儿童医院、安贞医院、世纪坛医院、北京市中医医院，首都儿研所等五家大医院的院长公开招聘，以此对医院整体的运行效率、质量、安全、环境、就医秩序、成本控制等等一系列管理的加强做整体尝试。同时，响应国务院提出来要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要求，北京首先在基层医院进行管理模式的大胆创新，门头沟区医院引进著名的凤凰医疗集团，在区医院不改变公益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2014年以来，作为国内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私立医院集团，头顶“民营医院”概念的凤凰医疗受到了市场的追捧，托管式的体制改革效应不断放大。
大尺度推进北京医改顶层设计
2014年国庆以前，韩晓芳一直忙于北京医改的升级版：《关于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作为北京市下一步医改的顶层设计，《若干意见》对未来5到8年的改革举措做出了系统的部署。2014年10月14日，当千呼万唤的《若干意见》终于出台，韩晓芳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许多。
作为意见的统筹者，尤其让韩晓芳在意的，是《若干意见》突破了以前政策文件的形式，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服务体系、人事、补偿机制、监督治理体制及信息化建设等五个方向做出改革部署，务实的态度和推进的力度都可以称得上“大尺度”，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医保管理方式改革、财政补偿方式改革等众多关键改革举措悉数在列。
“这个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医改说到底是改政府，包括政府的制度、机制、理念和做法。”韩晓芳说。北京新出台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国务院2009年就提建立分级体系，为什么现在一直建不起来呢？就是功能定位没有完全说清楚。我们这次就想解决这个问题。”韩晓芳说。
在这个目标下，北京市提出依据功能定位构建分级诊疗体系。顶层由国家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代表国家医学的最高水平；中间是区域医疗中心，负责区域内急难重症的治疗。基层由网络化、广泛可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私人诊所等）组成，主要承担常见病、慢性病、重症康复和疾病防控、健康促进等功能。
“以财政投入为例，按照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再去购买大型医疗设备财政就不会支持了，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大医院应该着重提高急难重症的诊疗水平，压缩普通门诊，再要建偌大的门诊大楼，财政也不会支持了。”韩晓芳说，“我们要引导医生和患者一起往基层走。”
此外，《若干意见》还提出建立医疗康复护理体系、防治结合的健康服务体系，并再次明确推动多元办医。“社会办医大量进来以后，应该怎么管理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作为首都，北京的社会办医绝不能是‘散、小、乱’低水平的发展模式，一定要高起点、规范化发展。”韩晓芳还特别谈到，“公立医院有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的经验，怎么能与社会力量嫁接让它能够高起点，这方面我们支持多做探索。”
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方面，韩晓芳觉得这几年严重滞后了。《若干意见》在这一部分开宗明义，精炼点明未来的改革方向：人事管理制度方面，医务人员由单位人转向职业人；薪酬制度方面，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活人力资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若干意见》提出了医疗机构可采用全职、兼职等多种用工形式，并且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到社会办医疗机构兼职或者开办私人诊所。
“举个例子，有些医师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与这家医院签约三天，另外两天与其他医院签约或者自己开诊所。但在这三天里，他必须全身心为这家医院服务。而医院则要保证医生在这三天当中的薪酬待遇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责权对等。但是像管理岗位，比如说医院院长就必须是全职，否则谁来对整个医院的发展负责？”韩晓芳说，“一定要从人事制度改革入手，建立起来的才是真正的多点执业。”
针对这个职称高低与临床能力的错位问题，《若干意见》提出建立适应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不同岗位特点的职称评审体系，并且实行评聘分开。“只有在不同岗位实行不同的职称标准，才能够使真正适合这个岗位的人才脱颖而出。”韩晓芳说。“地方能做什么我们先做起来。”韩晓芳认为，“比如北京五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就提出动态工资总额制度。通过建立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更好地实现公益性，做大蛋糕，以此来实现医务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
至于补偿机制、监督治理体制及信息化建设，韩晓芳认为《若干意见》的核心是变管理为治理。“管办分开主要意图还是政府转变职能、转化角色，从琐碎的具体经办工作中抽身出来，将精力集中放在制定政策、筹集资金和监督使用这三件事上。”韩晓芳解释道，“而具体的经办管理则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信息化技术，交由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若干意见》特别将健全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体系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提出。“这里边特别提出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的作用，这些不完全是政府的事，今后政府往后退一退，有些事情要让行业组织发挥作用。”韩晓芳说。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医改的深入是全国医改推进的样本，其中的压力、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医改办常年在反复调研、反复协商、反复修改的高压、高强度环境下工作，加班的苦与累自不用说，韩晓芳自己的办公桌上，几尺高的不断更新地材料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码了半张桌子。几年来，工作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干脆睡在办公室以节省时间。但她和她的同事们仍然很欣慰：北京医改很苦很苦，只要在向前进，生命就没有虚度。
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让韩晓芳成宿成宿难以入眠的时候，女儿的那条短信总让她觉得特别温暖：妈妈要注意身体，我相信您，您是好人，在为社会做好事。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