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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壮大党的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史实，揭示了在佳木斯地区抗日斗争中共产党独自奋斗勇于抵抗强敌，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间、空间和思想主张三个维度中全力抗战，起到了主要作用。由此得出：中华民族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06-03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而奋起反抗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全民族抗战号召，并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在东北地区（史称满洲）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同样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在时间、空间和思想主张三个维度全力抗战，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一、救国救民为己任，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伴随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饱受“三座大山”压迫，具有抵御沙俄侵略光荣传统的三江人民，有着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为党在三江地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张学良一直认为恶政府也强于无政府，[1]（P.54）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形式上东北三省归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但蒋介石政府政令难达东北。1928年春，参加广州起义的中共党员崔石泉（崔庸健，朝鲜族）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派谴来到汤原大古洞、小古洞（依兰）一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崔石泉是佳木斯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2]同年秋，崔石泉等来到汤原福兴屯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先后吸收裴治云等加入党组织，并建立了三江地区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1929年春，在鹤立七号屯成立了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的中共汤原县委，李春满为书记。[2]1930年秋，中共党员唐瑶圃从北京弘达学院肄业来到三江，任教于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并从事党的活动，他是佳木斯市内最早的中共党员，1932年经唐瑶圃介绍，发展该校教师张耕野为中共党员，张耕野是佳木斯市区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2]（P.44） 1933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李向之来佳木斯开展党的活动。9月，经苏梅、李向之介绍，发展董仙桥、李晋三（李恩举）、李淑范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佳木斯市区内第一个党小组——佳木斯西门外党小组，董仙桥为组长。[2]（P.40） 1934年夏，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也在党员扩大的前提下，成立了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的党支部，张耕野为负责人。1936年5月，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党支部改为区委，隶属于中共依兰县委，负责人张耕野。同年10月，佳木斯西门外党支部改为佳木斯特别支部。
伴随党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党员队伍的扩大，以佳木斯为中心的三江大地，成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8个军战斗的主战场，是抗联第六军（汤原县，军长夏云杰）、第七军（饶河县，军长陈荣久）、第八军（桦南县土龙山，军长谢文东）、第九军（依兰县，军长李华堂）、第十一军（桦南县驼腰子金矿，军长祁致中）等5个军的发祥地。为统一党的领导，扩大抗日战果，1936年9月中旬，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提出成立中共佳木斯市委并由下江特委领导的意见。翌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决定将中共佳木斯特支和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区委合并，成立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市委下辖西门外、佳木斯中学2个区委，西门外、佳木斯中学、敖其、市街、师道学校5个党支部和梧桐河金矿、悦来镇小学2个直属党小组。市委成立后，其中心工作任务是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领导佳木斯地区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7月，市委成功地领导了梧桐河金矿矿警武装起义。[2]市委将马克正、陈方钧、冷云、张耕野等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抗联部队。协助抗联部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确保抗日物资及时运送到部队，并搜集大量敌方情报以配合抗日联军对敌战斗。
党组织建立的同时，即建立了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又是抗联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佳木斯地区建党建军的特点之一。一切为了抗日救国，一切为了推翻伪满洲国政权，一切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唯一战略任务。相形之下国民党执政的政府军（东北军）则在“衅莫自我开”的命令下或妥协或投降。如果说，还有东北旧军人的抵抗的话，也是违抗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基于爱国思想的自发行为，所以，在没有战略指导，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快瓦解。
二、壮大党的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不是偶然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野蛮侵略。由于蒋介石拱手退让，北大营王以哲旅屡接不抵抗命令，甚至让士兵把武器放在武器库中以成仁来为国联佐证。[3]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5月，日军侵入佳木斯地区，从此三江人民沦入水深火热的殖民地生活中。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就适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国民党“高唱不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号召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党组织也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宣言》;9月22日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本性，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的侵略。 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民众组织起来对敌进行斗争。先后成立了红枪会、黄枪会、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反日游击队等民众抗日队伍。“武团”、红枪会、黄枪会;“马忠显大桥之战”、桦南县土龙山镇农民暴动，战争及其惨烈。党总结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失败的教训，在我党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战斗在三江大地上、以不同形式打击日寇的民众抗日武装，纷纷加入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2 6 日，中共中央专门针对东北的抗日斗争情况，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要实行“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策略。三江地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很快创建成立了汤原游击总队和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成立了北满联军总指挥部，并创建了汤原和虎饶两大游击根据地，随后，各根据地和游击区得到巩固和扩大，又开辟了富锦、宝清、抚远、同江、桦川、依兰、方正、密山等根据地和游击区，它们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可靠后方，三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战场上，先后取得了智取老钱柜、尹家大院伏击战、攻取密山，占领马鞍山、大别拉坑、大清河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击毙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拔掉敌人多处据点。已呈燎原之势的抗日烽火，由松花江下游延伸到乌苏里江边，从完达山脉扩展到小兴安岭之巅。爱国志士常隆基在富锦五顶子山击毙了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时期最高军事顾问楠木世隆中将，土龙山暴动击毙饭冢朝吾大佐，后被日本追任为将军，西风嘴子战斗中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使日本天皇都感到震惊。三江地区人民消灭了3位日本将军级人物。为适应抗日斗争的新形势，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贯彻党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转移到汤原县境之后，于1936年1月下旬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第三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赵尚志、李延禄、张寿篯、夏云阶、冯治纲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这次会议对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抗日武装队伍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各军的发展，从1936 年8月到1937年10月，先后在三江地区改编为抗日联军建制的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七军、八军、九军、十一军。面对这种形势，日伪当局惊呼“三江地区已成共产乐园了！”后来，人们把这里称为抗日联军的发祥地。日本侵略军，为加紧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1938年7月，日本侵略者把在东北的兵力由原来的4个师团增加到8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从1938年11月起，在佳木斯地区的日军兵力就达3个师团，配以伪军2万余人，以强大兵力对松花江下游抗联部队实行“讨伐” ，使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异常尖锐和激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有8个军在三江地区联合作战，给日伪“讨伐军”以重创，经过数千次战斗，消灭和牵制了10多万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不仅为夺取东北抗日战争和全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力支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三江地区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战场。在三江地区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像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祁致中、冯仲云、戴鸿滨、冯治纲、张传福、冷云、赵敬夫、裴治云、金成钢、常隆基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和抗日英雄，他们在对日斗争中，英勇顽强，血染沙场，谱写了一曲曲永垂青史的英雄赞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8月16日，苏联红军第632步兵团开进佳木斯，佳木斯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随之抚远、同江、富锦、桦川、汤原、依兰、宝清、饶河等县也获得解放。
在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各历史阶段，共产党员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中流砥柱。
三、根植于人民大众，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世界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的基础。同理，中华民族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基础。它包括国民党及其拥护者、共产党及其拥护者、无党派人士、爱国华侨等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这从上述佳木斯地区抗战的历程可以管窥一般。这是毋庸置疑，谁都无法否认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党最先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根植于人民;到群众中去，获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经过长征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党政军空前团结，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所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有《论持久战》等战略思想，最后战胜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随着张学良易帜，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但由于其实行军事独裁，造成山头林立，政治上，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从没有间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仅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与合流就尤为可观。[4]且地方军阀林立，把持地方政治、经济、军事。东北有张学良军事集团;关内国民党有四大集团军;此外，四川刘湘、刘文辉军事集团;云南龙云;广东先有李济深、后有陈济棠。在经济上，官僚资本主义，扰乱金融，利益集团投机倒把吞金自肥。虽然，国民党不乏政治、经济、军事人才，但当蒋介石看到《论持久战》时，亦想效尤，终是江郎才尽。而另一位国民党大佬汪精卫竟然要理论有理论，要实践有实践的“曲线救国”当汉奸去了，这又比“攘外必先安内”彻底多了！
仅举刘湘本人对共产党人前后看法的转变，有识之士便也可见一斑。刘湘和其他新军阀一样仇视共产党，在围剿红军中成为蒋介石的帮凶，随着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为了自保与党及红军有所接触，直到西安事变，刘湘看到共产党人真正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的时候，先是大感意外，然后佩服共产党的心胸，感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后来国民党组织正面战场抗战，川军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1]在军事层面，不能否认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国民党22次大型会战伤亡惨重，歼灭日军达85万人。[5]不应单一的以军事层面来考量战争的成败。
但是还要综合考量，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道”即政治。它决定了战略思想和战略眼光。可见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能动因素是政治思想。此外，还有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等综合因素。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某些因素的作用此消彼长，还起到决定性作用。基于此，必须用全局的观念综合考量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问题。
中华民族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台儿庄等正面军事战斗中还起到了主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J]//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辑）[Z].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1986.
[2]佳木斯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佳木斯历史（上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赵镇藩著.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J]//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辑）[Z].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86.
[4]天津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M].人民出版社，2009.
[5]单侠.“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的教学再思考[J].世纪桥，2014，（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06-03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而奋起反抗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全民族抗战号召，并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在东北地区（史称满洲）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同样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在时间、空间和思想主张三个维度全力抗战，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一、救国救民为己任，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伴随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饱受“三座大山”压迫，具有抵御沙俄侵略光荣传统的三江人民，有着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为党在三江地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张学良一直认为恶政府也强于无政府，[1]（P.54）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形式上东北三省归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但蒋介石政府政令难达东北。1928年春，参加广州起义的中共党员崔石泉（崔庸健，朝鲜族）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派谴来到汤原大古洞、小古洞（依兰）一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崔石泉是佳木斯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2]同年秋，崔石泉等来到汤原福兴屯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先后吸收裴治云等加入党组织，并建立了三江地区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1929年春，在鹤立七号屯成立了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的中共汤原县委，李春满为书记。[2]1930年秋，中共党员唐瑶圃从北京弘达学院肄业来到三江，任教于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并从事党的活动，他是佳木斯市内最早的中共党员，1932年经唐瑶圃介绍，发展该校教师张耕野为中共党员，张耕野是佳木斯市区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2]（P.44） 1933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李向之来佳木斯开展党的活动。9月，经苏梅、李向之介绍，发展董仙桥、李晋三（李恩举）、李淑范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佳木斯市区内第一个党小组——佳木斯西门外党小组，董仙桥为组长。[2]（P.40） 1934年夏，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也在党员扩大的前提下，成立了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的党支部，张耕野为负责人。1936年5月，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党支部改为区委，隶属于中共依兰县委，负责人张耕野。同年10月，佳木斯西门外党支部改为佳木斯特别支部。
伴随党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党员队伍的扩大，以佳木斯为中心的三江大地，成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8个军战斗的主战场，是抗联第六军（汤原县，军长夏云杰）、第七军（饶河县，军长陈荣久）、第八军（桦南县土龙山，军长谢文东）、第九军（依兰县，军长李华堂）、第十一军（桦南县驼腰子金矿，军长祁致中）等5个军的发祥地。为统一党的领导，扩大抗日战果，1936年9月中旬，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提出成立中共佳木斯市委并由下江特委领导的意见。翌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决定将中共佳木斯特支和桦川县立佳木斯中学区委合并，成立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市委下辖西门外、佳木斯中学2个区委，西门外、佳木斯中学、敖其、市街、师道学校5个党支部和梧桐河金矿、悦来镇小学2个直属党小组。市委成立后，其中心工作任务是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领导佳木斯地区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7月，市委成功地领导了梧桐河金矿矿警武装起义。[2]市委将马克正、陈方钧、冷云、张耕野等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抗联部队。协助抗联部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确保抗日物资及时运送到部队，并搜集大量敌方情报以配合抗日联军对敌战斗。
党组织建立的同时，即建立了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又是抗联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佳木斯地区建党建军的特点之一。一切为了抗日救国，一切为了推翻伪满洲国政权，一切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唯一战略任务。相形之下国民党执政的政府军（东北军）则在“衅莫自我开”的命令下或妥协或投降。如果说，还有东北旧军人的抵抗的话，也是违抗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基于爱国思想的自发行为，所以，在没有战略指导，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快瓦解。
二、壮大党的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不是偶然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野蛮侵略。由于蒋介石拱手退让，北大营王以哲旅屡接不抵抗命令，甚至让士兵把武器放在武器库中以成仁来为国联佐证。[3]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5月，日军侵入佳木斯地区，从此三江人民沦入水深火热的殖民地生活中。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就适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国民党“高唱不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号召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党组织也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宣言》;9月22日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本性，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的侵略。 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民众组织起来对敌进行斗争。先后成立了红枪会、黄枪会、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反日游击队等民众抗日队伍。“武团”、红枪会、黄枪会;“马忠显大桥之战”、桦南县土龙山镇农民暴动，战争及其惨烈。党总结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失败的教训，在我党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战斗在三江大地上、以不同形式打击日寇的民众抗日武装，纷纷加入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2 6 日，中共中央专门针对东北的抗日斗争情况，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要实行“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策略。三江地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很快创建成立了汤原游击总队和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成立了北满联军总指挥部，并创建了汤原和虎饶两大游击根据地，随后，各根据地和游击区得到巩固和扩大，又开辟了富锦、宝清、抚远、同江、桦川、依兰、方正、密山等根据地和游击区，它们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可靠后方，三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战场上，先后取得了智取老钱柜、尹家大院伏击战、攻取密山，占领马鞍山、大别拉坑、大清河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击毙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拔掉敌人多处据点。已呈燎原之势的抗日烽火，由松花江下游延伸到乌苏里江边，从完达山脉扩展到小兴安岭之巅。爱国志士常隆基在富锦五顶子山击毙了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时期最高军事顾问楠木世隆中将，土龙山暴动击毙饭冢朝吾大佐，后被日本追任为将军，西风嘴子战斗中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使日本天皇都感到震惊。三江地区人民消灭了3位日本将军级人物。为适应抗日斗争的新形势，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贯彻党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转移到汤原县境之后，于1936年1月下旬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第三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赵尚志、李延禄、张寿篯、夏云阶、冯治纲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这次会议对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抗日武装队伍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各军的发展，从1936 年8月到1937年10月，先后在三江地区改编为抗日联军建制的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七军、八军、九军、十一军。面对这种形势，日伪当局惊呼“三江地区已成共产乐园了！”后来，人们把这里称为抗日联军的发祥地。日本侵略军，为加紧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1938年7月，日本侵略者把在东北的兵力由原来的4个师团增加到8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从1938年11月起，在佳木斯地区的日军兵力就达3个师团，配以伪军2万余人，以强大兵力对松花江下游抗联部队实行“讨伐” ，使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异常尖锐和激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有8个军在三江地区联合作战，给日伪“讨伐军”以重创，经过数千次战斗，消灭和牵制了10多万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不仅为夺取东北抗日战争和全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力支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三江地区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战场。在三江地区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像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祁致中、冯仲云、戴鸿滨、冯治纲、张传福、冷云、赵敬夫、裴治云、金成钢、常隆基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和抗日英雄，他们在对日斗争中，英勇顽强，血染沙场，谱写了一曲曲永垂青史的英雄赞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8月16日，苏联红军第632步兵团开进佳木斯，佳木斯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随之抚远、同江、富锦、桦川、汤原、依兰、宝清、饶河等县也获得解放。
在佳木斯地区（史称三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各历史阶段，共产党员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中流砥柱。
三、根植于人民大众，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世界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的基础。同理，中华民族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基础。它包括国民党及其拥护者、共产党及其拥护者、无党派人士、爱国华侨等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这从上述佳木斯地区抗战的历程可以管窥一般。这是毋庸置疑，谁都无法否认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党最先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根植于人民;到群众中去，获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经过长征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党政军空前团结，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所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有《论持久战》等战略思想，最后战胜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随着张学良易帜，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但由于其实行军事独裁，造成山头林立，政治上，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从没有间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仅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与合流就尤为可观。[4]且地方军阀林立，把持地方政治、经济、军事。东北有张学良军事集团;关内国民党有四大集团军;此外，四川刘湘、刘文辉军事集团;云南龙云;广东先有李济深、后有陈济棠。在经济上，官僚资本主义，扰乱金融，利益集团投机倒把吞金自肥。虽然，国民党不乏政治、经济、军事人才，但当蒋介石看到《论持久战》时，亦想效尤，终是江郎才尽。而另一位国民党大佬汪精卫竟然要理论有理论，要实践有实践的“曲线救国”当汉奸去了，这又比“攘外必先安内”彻底多了！
仅举刘湘本人对共产党人前后看法的转变，有识之士便也可见一斑。刘湘和其他新军阀一样仇视共产党，在围剿红军中成为蒋介石的帮凶，随着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为了自保与党及红军有所接触，直到西安事变，刘湘看到共产党人真正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的时候，先是大感意外，然后佩服共产党的心胸，感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后来国民党组织正面战场抗战，川军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1]在军事层面，不能否认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国民党22次大型会战伤亡惨重，歼灭日军达85万人。[5]不应单一的以军事层面来考量战争的成败。
但是还要综合考量，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道”即政治。它决定了战略思想和战略眼光。可见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能动因素是政治思想。此外，还有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等综合因素。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某些因素的作用此消彼长，还起到决定性作用。基于此，必须用全局的观念综合考量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问题。
中华民族全体热爱和平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力量和广阔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台儿庄等正面军事战斗中还起到了主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J]//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辑）[Z].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1986.
[2]佳木斯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佳木斯历史（上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赵镇藩著.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J]//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辑）[Z].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86.
[4]天津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M].人民出版社，2009.
[5]单侠.“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的教学再思考[J].世纪桥，2014，（1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