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城市单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
　　
　　2002的夏天，舒浩仑回国度假，接到奶奶的电话：“大中里要拆了。”“我惊呆了。”——那是他生活了近20年的石库门老房子。这个被震惊的导演系学生拿起摄影机，拍摄了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愁》。
　　2006年7月起，小范围放映之后，《乡愁》在国内外媒体所引发的震动和反响，远远超过了这位青年导演的预想。
　　
　　过去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
　　
　　跟随舒浩仑在大中里游走，仿佛一把推开记忆中的木门。一路上总有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舒家厢房里，老头老太们麻将打得正酣，自从舒浩仑奶奶摔伤住院后，这里成了老人之家。随处都是拆迁的气氛，房间一角矗着一个老五斗橱——隔壁一家已经在动迁协议上签了字，把老家具寄存在这里。
　　大中里3号的这间石库门房子，是当年在银行做事的舒浩仑爷爷拿几根金条从房东手里顶下的。直到念大学，舒浩仑才离开这里。
　　原本计划拍摄公共灶间10来户人家下班后一起生火做饭的情景，怎么都拍不成，那一刻，舒浩仑忧伤地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不赶上就会恐惧，害怕被遗忘在阴暗的昨天。”
　　石库门的社会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工人、老师、工程师、机关干部，三教九流、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厂长，回到石库门还是“老李”，还是“李叔叔”，还是“谁谁爸爸”，谁也不会把单位里的头衔带回来。舒浩仑的父亲是60年代留苏的，懂洋文，是大中里的先生，平日里，谁家得到一个新奇的洋玩意，就跑来让他看看上头贴着的洋文。谁要是有个头痛脑热又不愿去医院，就找舒浩仑当护士的妈妈，“大中里前前后后，我妈妈几乎都给他们打过针。”
　　舒浩仑反感“上海小市民”的说法，“我希望能修正这种对上海人的偏见、庸俗的想象。他们只看到小市民，却没有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很温暖的、互相帮助的文化，特别是在物质贫乏的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环境都不宽敞，北方有四合院、大杂院，其他地方有家属大院、集体宿舍或筒子楼。环境给人们的精神和世界观打上了独特的烙印。“上个世纪80年代长大的人，都有过集体生活，有对群居生活的理解。因此，常会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理想，感觉有义务去帮助别人、有义务去改变现实。”至于现在的80后，“他们从小就有自己的空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世界和自我。”
　　《乡愁》拍摄之前，一些国际选片人曾建议舒浩仑原生态地记录石库门里的生活方式，这样更迎合国际口味。“我怎么可能这么拍?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我有情感在里面，不可能从纯人类学的角度去看他们。”
　　
　　让你看清生活
　　
　　2006年8月，《乡愁》在上海影视文化图书馆首映。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包围着舒浩仑。这个当年在此地饥不择食地翻看港台电影杂志的毛头小伙，10多年后竟然成了电影人，在这里放自己拍的电影。
　　娱乐贫乏的1980年代，石库门里的老老小小们去电影院里看上一场电影，可以兴奋地说上好几天。
　　顺着父亲的意愿，舒浩仑在大学念的是自动化仪表。“一点都不感兴趣。”毕业之后，他先在一家如今在中国声名显赫的投行里做行业分析，后在一家外企做市场，前途不错。但他不甘心在写字楼里消耗青春。在美国多年的哥哥说，“如果你真那么想学电影，那就来美国吧。”
　　1998年，27岁的舒浩仑登上飞机，心中一片迷茫。究竟能不能干上这一行，能不能当导演，还是未知数。
　　南伊利诺斯州大学，一门“现代纪录片史”的课，让舒浩仑大开眼界。《夜与雾》、《美国梦》，法国先锋派Chris Marker固定长焦镜头的推拉摇移把他晃得头昏眼花。
　　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有关美国人生活的剧本，被老师打了回来。“老师说这不真实，我们美国人不是这么说、这么想的。”本子通不过，就拿不到学位。“那我就回中国去拍，拍纪录片，给你们最真实的。”
　　通过互联网，舒浩仑看到《南方周末》上深圳律师为工伤民工打官司的报道，他和对方取得了联系。这个具有全球化热点的题材，让他申请到欧洲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在深圳拍了一个月，剪辑了三四个月，他的第一部作品《挣扎》完成。片子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首映，随后在弗里堡国际电影节得了奖。
　　如此沉重的题材，舒浩仑却把大量镜头对准那些失去了胳膊和手的民工们打乒乓、打闹嬉戏的场景。“我不想刻意强化苦难，他们并不是愁眉苦脸的，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我希望能给生活增加一个维度。”
　　
　　当年上海是非常多元的
　　
　　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商业名片般的“新天地”，东方明珠下的群魔乱舞，舒浩仑用影像讥诮着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为什么上海就不能是我们的上海，一定要变成第二个香港?”
　　人物周刊：《乡愁》中插进了一段张艺谋的申博宣传片。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舒浩仑：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标签化的时代，而广告在把这个东西加强。民间刻意地把上海打扮成30年代的“东方巴黎”；官方有把它打扮成“远东第一大城市”的想法，再通过这些形象片来强化。张艺谋一次就带走800万，我觉得，花几百万来拍这个片子，很愚蠢。在东方明珠前面，一群人挥舞着手臂，由过去的领袖崇拜变为对资本、对金钱的崇拜。
　　人物周刊：你的平民情结很重。但现在，似乎一谈起上海人的生活。就是十里洋场、小洋房、老克拉。
　　舒浩仑：这是商业力量操纵的结果。拍这个片子，我就是希望来一次观念的颠覆。我要告诉他们，上海不是这样的，30年代也不是这样的。当年上海是非常多元的，老洋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上海也成不了近代文化重镇，也不会出现鲁迅，出现左翼了。
　　人物周刊：中国到处都在拆迁、改造。你认为该怎么去保护大中里这样的老建筑群?
　　舒浩仑：建筑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不存在的话，建筑也就死掉了。应该把人口疏散，让想离开的人离开，愿意留下的留下，这才是保护。这是个文化的系统，而不是几幢老房子，一个空壳。
　　人物周刊：影片最后，奶奶很不安。像奶奶那样的老人的结局究竟会怎样?
　　舒浩仑：她不安，对未来不可知。她快90了，只希望安安稳稳度过晚年。老人和小孩一样的，对进入一个新环境是抗拒的。拆迁对老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人物周刊：想过用你的《乡愁》来阻止大中里的拆迁，阻止城市化的进程吗?
　　舒浩仑：怎么可能呢?中国不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而是房地产化的过程。其实没有多少城市化，只是把原先的东西拆了，把城里住得好好的人弄到城市周边的地方。中国始终处在一个荷尔蒙过剩的青春发育期，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壮年期，始终在拆这个造那个。再不遏止，就变成一个怪物，变成巨人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