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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有关服刑人员子女的生存、成长和社会适应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导致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存困境和个人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歧视、名声污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的不健全导致的。司法社会工作者应当根据这些原因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多层面的介入，给予这些未成年子女适当的关怀和帮扶，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关键词 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 污名化 社会歧视 社工介入
作者简介：王梦一，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司法社会工作、犯罪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0.190
我国将一些问题青少年群体或者面临困境的青少年群体分为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分别为闲散青少年、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押服刑未成年子女作为其中之一。因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身上的社会不良属性在开始都很少，但是我们从这五类青少年群体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在押服刑未成年子女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类群体的趋势，所以针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矫正和帮扶教育势在必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家庭破裂、结构变化导致他们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同时社会污化的原因让其自身也会被动的背负社会基于的一些心理压力，在社会进展过程中容易被贴上有色标签。最终也有可能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成为干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开展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与预防犯罪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本研究将通过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站在预防和矫正的角度，去研究如何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工作。
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截止到目前，我国监狱正在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有60几万，这么庞大的未成年子女群体由于自己的父母服刑的原因，而成了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另外，还有数据统计表明，有70%的服刑人员自从服刑之后未和自己的子女见面，有近95%的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社会救助，有近80%的服刑人员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近50%的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无法得到正常的保障，而面对那些服刑之后离婚的人员，其子女的境况更加令人担忧，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能够更加有说服力的勾画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笔者以山东青岛市为例来进行数据的说明。国家相关部门在青岛市对服刑人员的家庭境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得出以下几组数据。调查显示，有80%的人在入狱之前是整个家庭的支柱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主体；有近755的服刑人员所在家庭在家庭成员入狱后解体；有12%的未成年子女的双亲正在服刑或者曾经服刑；还有一项比较惊人的数据，有近70%的未成年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受过刑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有近3%的未成年子女被迫靠流浪、乞讨的生活，当然因这种原因导致辍学和基本无人看管的未成年人群更为庞大和普遍，辍学率基本能达到20%左右，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这个辍学率是一般家庭的子女的辍学率的数倍。另外，有些社会影响及他们的心理创伤是不能用数据能够表现的，值得我们去重视、关注和解决。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面临个人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家庭结构破碎、物质支持分离、缺乏法律和福利政策保障、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污名化之下的社会排斥和被边缘化的问题。上述列举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每一项都会产生至深的伤害，尤其是在心理层面的伤害。一旦这些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入狱服刑，则很快就会被贴上标签，由此会对这些未成年子女带来偏见，甚至在学习和生活中遭受冷嘲热讽，这些未成年子女大多面对这种偏见时就选择隐忍或消失，进而可能成为“隐形人”忽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权利。
本研究将主依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被“偏见标签化”、“污名化”的社会建构过程进行粗略解读，以此从社会工作角度提出介入措施。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歧视的社会建构
（一）“污名化”的标签
在社会化中，我们每个人的三观形成都会受到周边文化及社区建构的影响，社会结构和权力通过建构的过程来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学识，从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社会建构过程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两个要素是语言和观点。身份的污名化的开始是贴标签，当某些人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就会逐渐在他人及自我心中形成越来越深的心理烙印，这样污名化的标签就此形成。作为一种身份异常或者带有贬低意义的标签会给当事人形成一种固化的标记，从而衍生出有悖于自我内心的印记，长此以往这些人就会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成为低人格、名誉差的身份。作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就是如此，始终会被有色眼镜看待，感觉低人一等。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歧视”的社会化构建
上文对污名化标签的形成做了简要陈述。人生来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只不过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建构导致不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同样入戏，他们和其他未成年人一样，并非天生是边缘人、弱势群体。服刑子女的子女从其父母服刑开始，就开始有一些污名化的标签伴随其身，其身份的差异性和社会身份分类连接起来，一并被纳入到社会化的建构之中。加上语言的知识性让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合理并正当化，逐渐形成被“歧视”的结局，由此造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智模式，进而造成性情的变化。
（三）偏见的典型——话语偏见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父母要求他们的孩子不要和他们玩，也有一些邻居、亲戚私下称他们为“扫帚星”的情况，导致再有些情况下其他孩子们的语言带有偏见，导致对他们的感情冲击比较大。最终，他们被禁锢在这种带有偏见的语言中。此外，在对囚犯子女的叙述中，专家的意见和媒体报道被单方面断章取义，致使有些描述往往集中在“独特”的部分，这些重点描述的部分甚至替换了他们的全部特征。通过社区的语言处理和社会范畴的事件叙述的不断强化，逐渐使得这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全部的特征陷入语言的偏见中，完成边缘人社会角色的社会建构。 （四）角色及身份的内化
社会分类行为的划分，再通过语言的力量，使正常的人和囚犯之间的对立合理化，并被纳入到社区成员的性情配置中。一方面，它加强了对污名者的意见，另一方面，它也把服刑人员的孩子们内化，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有问题”。这是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安排，在这些未成年孩子和其他孩子日常交往过程中不断的再社会化，内化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体系。长此以往，当这种内化的认知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中不断被强化之后，他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比如耻辱感和负罪感，进行从一种社会化角色扮演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固化认知，导致他们在以后的社会化活动中不能正常的发挥自身的角色扮演和正常的活动能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旦有些人被污名化，在日常的行为之中会变得敏感、焦虑和痛苦，知道这种情绪达到极点便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反社会的倾向。所以在社会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会有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们做出一些恶性事件。一旦出现这种类似的恶性事件，加上一些媒体的渲染和公众的过分解读，也会逐步印证社会赋予他们的污名化标签，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循环状态。角色和身份的内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逐渐形成，最终也构建了这些未成年人的特殊角色和边缘人身份。
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现状分析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于社会歧视、偏见话语和污名化的原因造成他们与同龄人之间产生隔阂，以至于被推向社会的边缘，这种恶性循环的让他们身处于人权保障缺失、人生发展权利被湮没等残酷的状态。
（一）法律和社会保障的缺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在社会中一旦成为弱势群体，事实上就会造成他们无法有效获得与之年龄匹配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再加上目前我国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或者相关针对性的政策缺失，导致其处境更加困难。虽然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在少数，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儿童权益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不过这些法律法规均没有细分到有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障，唯一有提及到这些弱势群体的法律是《监狱法》，不过也仅仅是一句话“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服刑”。基于这些未成年子女在其父母服刑而缺少应有的照料，或许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完全失去保障的现实，目前在整个法律法规体系中针对性的规定是缺失的。
（二）身心受损
成年人在其生活没有保障期间，身心的状态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受损，更何况这些被贴上偏见标签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子女承受着父母一方在监狱服刑的心理重担的同时，也在忍受着生存的压迫。笔者个人认为心理的煎熬要比身体的伤痛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导致了这些未成年子女的性情变化，比如开朗变内向，无忧变焦虑，勇敢变胆怯，自信变自卑等等。虽说有些孩子可能因为家庭的变故可能会变得更加独立坚強，但其内心的状态始终是处于比较敏感的临界点。
（三）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由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污名化及传统语言偏见的环境下基本上被定格，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也很容易形成固化的认知，所以导致他们在面临人生重要节点，比如升学、重大比赛等时候会受到限制，可能会遇到因为一些外界的影响导致不公平待遇，甚至失去一些个人发展的重大机会，往往他们在面临这种窘境时无力去反抗，及时反抗可能效果也微不足道。在这种接二连三的失去机会，被动的丧失一些社会资源，无形中其个人发展进步的通道被阻碍。当这种情况连续发生时，可能在其生命周期的初期会导致其生命周期中后期的发展，也有可能会不得已走上其上辈的道路，形成一种代际的生活恶性循环。
（四）权利声张的不公
在学校或生活中，如果一帮普通的未成年孩子起冲突未必会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一旦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组参与到孩子们的冲突，情况将可能变得严重，其他父母会变得非常敏感，会怀疑孩子有暴力和犯罪的倾向，他们的孩子是否安全在学校，甚至要求对方转移学校。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旦发生了破坏性事件，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这些囚犯的子女。然而，他们往往无法抗拒或声张，偏见剥夺了这些未成年人获得权利的机会。
四、社会工作介入
前文对于致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处于生活困境的原因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根本在于传统的偏见、污名化以及社会歧视。笔者再一次重述，人生来在人格及尊严方面是平等的，天生没有弱者。这些孩子身背被建构的身份，如果要对其身份进行后天的建构，我们必须要从建构的原因着手，从传统观念、文化知识。社会认知方面出发，围绕着孩子们的身份为核心，采取多种方式，融合多种渠道保障他们的权利。
（一）在个体层面
我们应当更加关注这些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只有从其自身出发才有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至于怎样去解决这些未成年孩子的身心问题。第一，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存在的作用，借助专业的慈善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推行代养制度，为这些孩子的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让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第二，实施家庭关系修复计划。这种修复计划需要司法机关的配合和支持，通过社工的专业理念，联系监狱推行服刑人员与子女的探访活动。社会工作者应该充分的接触这些孩子，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指定孩子们的探访计划，为服刑人员与孩子有限时间的探访发挥最大化的作用，增加孩子们与父母见面的频次，为服刑人员和子女见面架起沟通的桥梁，缓解服刑人员和子女的陌生关系，进而改善这种关系，让孩子们从内心感受父母的爱。第三，设置针对性的志愿活动。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设置可以互动的志愿活动，为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的接触搭建互动平台，在孩子们的互动关系中培养他们的素养。
（二）在群体层面
运用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为孩子们搭建可以声张权利的平台，模拟现实生活环境，让孩子们在遇到不公时能够通过此类平台找回自我，而且平台还应当把这些孩子的声音积极向外界传递，消除人们对这些孩子的偏见，引起社会感情的共鸣。
（三）在政策方面
鉴于目前针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障政策缺失的现状，立法工作者应当基于现实出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条，毕竟全国范围内此类弱势群体的数量比较庞大，将政策与社会扶持和救助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有助于保障这些孩子的权益，逐步消除他们身背的标签。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力量，在舆论引导和相关报道方面能够保持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客观如实的对现状进行报道。
综上所述，如果要想从源头根本性的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身份问题，还需要从这些孩子的身份着手，从建构的原因出发，找出建构的方向和方法，然后再利用专业的手法和理念，结合政策和舆论的支撑，重新建构本该属于他们的身份，消除身背的不良标签。如此一来才能保证这类弱势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健康成长，长远来看也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张铮、段志远.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模式研究——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例.管理世界.2015（7）.
[2]王庆雨、刘艳雪.服刑人员子女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以陕西回归儿童村为例.知识经济.2011.
[3]陶惠敏.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科技大学.2012.
[4]冀佳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工作救助研究.吉林农业大学.2013.
[5]夏禹波、姜志荣.青岛市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5（3）.
[6]谭晓慧.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分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问题.法制与社会.2014（16）.
关键词 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 污名化 社会歧视 社工介入
作者简介：王梦一，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司法社会工作、犯罪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0.190
我国将一些问题青少年群体或者面临困境的青少年群体分为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分别为闲散青少年、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押服刑未成年子女作为其中之一。因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身上的社会不良属性在开始都很少，但是我们从这五类青少年群体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在押服刑未成年子女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类群体的趋势，所以针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矫正和帮扶教育势在必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家庭破裂、结构变化导致他们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同时社会污化的原因让其自身也会被动的背负社会基于的一些心理压力，在社会进展过程中容易被贴上有色标签。最终也有可能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成为干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开展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与预防犯罪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本研究将通过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站在预防和矫正的角度，去研究如何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工作。
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截止到目前，我国监狱正在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有60几万，这么庞大的未成年子女群体由于自己的父母服刑的原因，而成了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另外，还有数据统计表明，有70%的服刑人员自从服刑之后未和自己的子女见面，有近95%的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社会救助，有近80%的服刑人员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近50%的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无法得到正常的保障，而面对那些服刑之后离婚的人员，其子女的境况更加令人担忧，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能够更加有说服力的勾画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笔者以山东青岛市为例来进行数据的说明。国家相关部门在青岛市对服刑人员的家庭境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得出以下几组数据。调查显示，有80%的人在入狱之前是整个家庭的支柱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主体；有近755的服刑人员所在家庭在家庭成员入狱后解体；有12%的未成年子女的双亲正在服刑或者曾经服刑；还有一项比较惊人的数据，有近70%的未成年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受过刑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有近3%的未成年子女被迫靠流浪、乞讨的生活，当然因这种原因导致辍学和基本无人看管的未成年人群更为庞大和普遍，辍学率基本能达到20%左右，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这个辍学率是一般家庭的子女的辍学率的数倍。另外，有些社会影响及他们的心理创伤是不能用数据能够表现的，值得我们去重视、关注和解决。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面临个人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家庭结构破碎、物质支持分离、缺乏法律和福利政策保障、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污名化之下的社会排斥和被边缘化的问题。上述列举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每一项都会产生至深的伤害，尤其是在心理层面的伤害。一旦这些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入狱服刑，则很快就会被贴上标签，由此会对这些未成年子女带来偏见，甚至在学习和生活中遭受冷嘲热讽，这些未成年子女大多面对这种偏见时就选择隐忍或消失，进而可能成为“隐形人”忽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权利。
本研究将主依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被“偏见标签化”、“污名化”的社会建构过程进行粗略解读，以此从社会工作角度提出介入措施。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歧视的社会建构
（一）“污名化”的标签
在社会化中，我们每个人的三观形成都会受到周边文化及社区建构的影响，社会结构和权力通过建构的过程来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学识，从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社会建构过程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两个要素是语言和观点。身份的污名化的开始是贴标签，当某些人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就会逐渐在他人及自我心中形成越来越深的心理烙印，这样污名化的标签就此形成。作为一种身份异常或者带有贬低意义的标签会给当事人形成一种固化的标记，从而衍生出有悖于自我内心的印记，长此以往这些人就会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成为低人格、名誉差的身份。作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就是如此，始终会被有色眼镜看待，感觉低人一等。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歧视”的社会化构建
上文对污名化标签的形成做了简要陈述。人生来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只不过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建构导致不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同样入戏，他们和其他未成年人一样，并非天生是边缘人、弱势群体。服刑子女的子女从其父母服刑开始，就开始有一些污名化的标签伴随其身，其身份的差异性和社会身份分类连接起来，一并被纳入到社会化的建构之中。加上语言的知识性让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合理并正当化，逐渐形成被“歧视”的结局，由此造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智模式，进而造成性情的变化。
（三）偏见的典型——话语偏见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父母要求他们的孩子不要和他们玩，也有一些邻居、亲戚私下称他们为“扫帚星”的情况，导致再有些情况下其他孩子们的语言带有偏见，导致对他们的感情冲击比较大。最终，他们被禁锢在这种带有偏见的语言中。此外，在对囚犯子女的叙述中，专家的意见和媒体报道被单方面断章取义，致使有些描述往往集中在“独特”的部分，这些重点描述的部分甚至替换了他们的全部特征。通过社区的语言处理和社会范畴的事件叙述的不断强化，逐渐使得这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全部的特征陷入语言的偏见中，完成边缘人社会角色的社会建构。 （四）角色及身份的内化
社会分类行为的划分，再通过语言的力量，使正常的人和囚犯之间的对立合理化，并被纳入到社区成员的性情配置中。一方面，它加强了对污名者的意见，另一方面，它也把服刑人员的孩子们内化，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有问题”。这是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安排，在这些未成年孩子和其他孩子日常交往过程中不断的再社会化，内化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体系。长此以往，当这种内化的认知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中不断被强化之后，他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比如耻辱感和负罪感，进行从一种社会化角色扮演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固化认知，导致他们在以后的社会化活动中不能正常的发挥自身的角色扮演和正常的活动能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旦有些人被污名化，在日常的行为之中会变得敏感、焦虑和痛苦，知道这种情绪达到极点便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反社会的倾向。所以在社会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会有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们做出一些恶性事件。一旦出现这种类似的恶性事件，加上一些媒体的渲染和公众的过分解读，也会逐步印证社会赋予他们的污名化标签，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循环状态。角色和身份的内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逐渐形成，最终也构建了这些未成年人的特殊角色和边缘人身份。
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现状分析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于社会歧视、偏见话语和污名化的原因造成他们与同龄人之间产生隔阂，以至于被推向社会的边缘，这种恶性循环的让他们身处于人权保障缺失、人生发展权利被湮没等残酷的状态。
（一）法律和社会保障的缺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在社会中一旦成为弱势群体，事实上就会造成他们无法有效获得与之年龄匹配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再加上目前我国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或者相关针对性的政策缺失，导致其处境更加困难。虽然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在少数，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儿童权益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不过这些法律法规均没有细分到有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障，唯一有提及到这些弱势群体的法律是《监狱法》，不过也仅仅是一句话“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服刑”。基于这些未成年子女在其父母服刑而缺少应有的照料，或许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完全失去保障的现实，目前在整个法律法规体系中针对性的规定是缺失的。
（二）身心受损
成年人在其生活没有保障期间，身心的状态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受损，更何况这些被贴上偏见标签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子女承受着父母一方在监狱服刑的心理重担的同时，也在忍受着生存的压迫。笔者个人认为心理的煎熬要比身体的伤痛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导致了这些未成年子女的性情变化，比如开朗变内向，无忧变焦虑，勇敢变胆怯，自信变自卑等等。虽说有些孩子可能因为家庭的变故可能会变得更加独立坚強，但其内心的状态始终是处于比较敏感的临界点。
（三）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由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污名化及传统语言偏见的环境下基本上被定格，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也很容易形成固化的认知，所以导致他们在面临人生重要节点，比如升学、重大比赛等时候会受到限制，可能会遇到因为一些外界的影响导致不公平待遇，甚至失去一些个人发展的重大机会，往往他们在面临这种窘境时无力去反抗，及时反抗可能效果也微不足道。在这种接二连三的失去机会，被动的丧失一些社会资源，无形中其个人发展进步的通道被阻碍。当这种情况连续发生时，可能在其生命周期的初期会导致其生命周期中后期的发展，也有可能会不得已走上其上辈的道路，形成一种代际的生活恶性循环。
（四）权利声张的不公
在学校或生活中，如果一帮普通的未成年孩子起冲突未必会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一旦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组参与到孩子们的冲突，情况将可能变得严重，其他父母会变得非常敏感，会怀疑孩子有暴力和犯罪的倾向，他们的孩子是否安全在学校，甚至要求对方转移学校。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旦发生了破坏性事件，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这些囚犯的子女。然而，他们往往无法抗拒或声张，偏见剥夺了这些未成年人获得权利的机会。
四、社会工作介入
前文对于致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处于生活困境的原因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根本在于传统的偏见、污名化以及社会歧视。笔者再一次重述，人生来在人格及尊严方面是平等的，天生没有弱者。这些孩子身背被建构的身份，如果要对其身份进行后天的建构，我们必须要从建构的原因着手，从传统观念、文化知识。社会认知方面出发，围绕着孩子们的身份为核心，采取多种方式，融合多种渠道保障他们的权利。
（一）在个体层面
我们应当更加关注这些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只有从其自身出发才有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至于怎样去解决这些未成年孩子的身心问题。第一，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存在的作用，借助专业的慈善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推行代养制度，为这些孩子的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让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第二，实施家庭关系修复计划。这种修复计划需要司法机关的配合和支持，通过社工的专业理念，联系监狱推行服刑人员与子女的探访活动。社会工作者应该充分的接触这些孩子，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指定孩子们的探访计划，为服刑人员与孩子有限时间的探访发挥最大化的作用，增加孩子们与父母见面的频次，为服刑人员和子女见面架起沟通的桥梁，缓解服刑人员和子女的陌生关系，进而改善这种关系，让孩子们从内心感受父母的爱。第三，设置针对性的志愿活动。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设置可以互动的志愿活动，为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的接触搭建互动平台，在孩子们的互动关系中培养他们的素养。
（二）在群体层面
运用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为孩子们搭建可以声张权利的平台，模拟现实生活环境，让孩子们在遇到不公时能够通过此类平台找回自我，而且平台还应当把这些孩子的声音积极向外界传递，消除人们对这些孩子的偏见，引起社会感情的共鸣。
（三）在政策方面
鉴于目前针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障政策缺失的现状，立法工作者应当基于现实出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条，毕竟全国范围内此类弱势群体的数量比较庞大，将政策与社会扶持和救助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有助于保障这些孩子的权益，逐步消除他们身背的标签。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力量，在舆论引导和相关报道方面能够保持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客观如实的对现状进行报道。
综上所述，如果要想从源头根本性的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身份问题，还需要从这些孩子的身份着手，从建构的原因出发，找出建构的方向和方法，然后再利用专业的手法和理念，结合政策和舆论的支撑，重新建构本该属于他们的身份，消除身背的不良标签。如此一来才能保证这类弱势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健康成长，长远来看也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张铮、段志远.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模式研究——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例.管理世界.2015（7）.
[2]王庆雨、刘艳雪.服刑人员子女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以陕西回归儿童村为例.知识经济.2011.
[3]陶惠敏.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科技大学.2012.
[4]冀佳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工作救助研究.吉林农业大学.2013.
[5]夏禹波、姜志荣.青岛市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5（3）.
[6]谭晓慧.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分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问题.法制与社会.20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