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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年岁大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承志”或“小廖”，同辈人称他“廖公”，我这样的小辈则称他廖主任（他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比起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来，他的日语发音更标准，表达也更生动。他还能流利地说英文、德文，并略懂俄文。受其母亲何香凝影响，他的山水国画也有很高造诣。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熟悉的人开玩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工作。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对日工作人才。当时曾有人戏说，他领导的对日工作班子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几百小僧”。岁月不饶人，他们中的很多已经先后离开我们，在世的也大都八十往上、安度晚年了。
我这个“小僧”曾有幸多次与他直接接触，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这里只记述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与读者共享。
“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外文出版局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实习期间，我被借调去为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当翻译。该团由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日本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
报告会气氛很热烈。最后一名发言者，是年过八旬的日本佛教界人士，来自京都清水寺，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
他没有书面发言稿，我心里没底，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他一上臺讲的一大段话就把我完全难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经原文，我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能听懂四分之一左右。短短几分钟，就陷入了学习日文以来最无助、最难堪的困境：翻译吧，四分之三内容听不懂，怎么翻？不翻译吧，怎么面对观众席上一千多双期待的眼睛？其中还包括母校北大日语专业的近百名师生。
这时，我突然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点头微笑，便立刻抓住救星，向后几步，低声对他说，自己实在听不懂，不会翻译，怎么办？他当即毫不含糊地发出八个字的“英明指示”：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我立即镇静下来，把能够听懂的一些词汇和个别句子凑在一起，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大声进行“翻译”。
如听到发言者说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国家、一家、和睦、希望、幸福等词，我就编译成：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三个国家和亚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他提到佛祖、社会、善良、邪恶、公平、正义、灵魂、净化、世界、高山、大海等词，我就编译成：佛祖主张善良，反对邪恶，如果大家都能听从佛祖教诲，国家、社会就会实现公平、正义，人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整个世界就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生永存……
结果，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演讲者也很满意。只有我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特别是看见坐在会场第一排的母校三位日本专家边听边摇头，更是内疚异常。我想，三位恩师一定万分失望，觉得他们前几年辛辛苦苦教出来的这个“得意门生”竟是弄虚作假的无耻之徒。
报告会一结束，我就奔下台去，如实向他们解释了原委，请求他们谅解。所幸三位恩师都表示理解我的苦衷，并十分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也只能听懂一半左右。
事后，廖主任表示了满意，还夸我能够随机应变，“编造功夫”相当到家，解决了报告会险些无法结束的“危机”。我问他能听懂多少，他也回答大概一半左右吧。我想到，三位日本专家和廖主任都能听懂一半，而自己才四分之一，可见我的日语水平还差得远呢。
“说明你太幼稚了！”
在日文版《人民中国》实习期间，为了配合即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领导让我写了一篇人物采访，对象是时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赴日展览会团长张化东。
采访中张化东非常生动地向我介绍了他一生中最难忘、最有趣的一段经历：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是张学良部队里的一名排长，奉命去执行了抓捕蒋介石的任务。他细述了蒋被抓当晚的种种狼狈相。我觉得这是一个足以吸引日本读者的亮点，便绘声绘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十分满意，杂志社领导也认为很精彩。
按规定，这一类政治性强的稿件需要送请外办审定。两天后，传来了廖主任的批示意见：这个选题很及时，文笔也不错，但作者明显缺乏政治常识和斗争经验。须知“台湾当局”对几十年前蒋在西安被抓捕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而“台湾当局”在日本的特工势力不可小视，如果他们知道此事，很可能会伺机报复的。因此，为了安全，一定要删除文章中这段内容。杂志社领导和我本人都觉得这个指示十分正确，当即删除了这段。
还有一次，我在东京陪廖主任外出。日方除派一辆警车开道外，还安排一名警员坐在我们车的副驾驶席上。这名警员此前我曾见过几次，他自称不懂中文。廖主任在车上与我闲谈时，我总喜欢打听一些国内的事情，可他不是示意我少说少问，就是把话题岔开。
这时，马路斜对面一辆小货车突然朝这边驶来，险些撞上我们乘坐的汽车，那位随车警员竟脱口用中文大声喊出“好险呀”。廖主任从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北京话太漂亮了，比我这个广东人强多啦。对方苦笑了一下，没有作答。
事后廖主任告诫我，公正地讲，干他们这一行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客人安全，但也绝不会放弃客人主动奉送的“礼物”。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就坐在身边，你却毫无保密观念，真说明你太幼稚了。
“你放屁！”
我曾两次见过廖主任亲自当翻译。两次都是宋庆龄女士会见客人，地点在她的北京寓所，会见的是她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结婚前后结交的日本朋友及他们的后代。
两次会见的中方唯一陪同人员，就是廖主任。都是先由他当半小时左右翻译，在他用咳嗽或手势发出暗示后，我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他替换下来。
由于我从未见过解放初就是正部级（行政五级）、年近六旬的高级干部当翻译，便好奇地问过这件事。他说，老夫人虽只比他大15岁，但在他心中一直如慈母一般。世上哪有儿子在母亲面前摆臭架子，不替母亲当翻译的呢？何况老夫人只有他一个“儿子”，解放前还曾设法救过他的小命。 听着这话，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巨型照片。照片摄于东京：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并坐在一起，前面站着两个小孩——廖承志和比他大四岁的胞姐廖梦醒。
后一次，日本客人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1966年11月12日）来访的。当时正是“文革”初期，廖承志的日子同样很不好过。江青曾抓住他不同意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参与重要外事活动这件事（实际上是周总理指示他这样做的）大做文章，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声嘶力竭地训斥他“大少爷出身”“浑身资产阶级臭气熏天”“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小将毫无感情”，甚至警告他“再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必定没有好下场”。
日本客人到达前，宋庆龄关切地问廖主任处境如何，能顶得住吗，需不需要她出面为他向主席、总理说几句话？廖主任笑着回答：不用，不用！因为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只是想帮助我这样的人洗个热水浴，洗干净身上的脏东西，以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二十多年前那一次，蒋介石才真的要砍我脑袋。
老夫人转过头来对我说，小青年，你得说老实话，他真的没事吗？前几天，他姐姐梦醒可十分担心，到这里来说，他们廖家可能会大祸临头呀。
我无法据实回答，只好说，洗热水浴，确实有益于健康，不过不小心，有时水温可能高了点，也会伤及皮肤，但肯定不会伤筋动骨的。这一点，您尽可以放心。
为这几句话，廖主任后来曾挖苦我，说我年纪轻轻太极拳却打得不错，很会糊弄老人家。
会见前一天，廖主任亲自给日本客人打招呼，说明天去看望宋老夫人是老朋友相聚，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可以问，但最好不要打听她老人家的年龄。可是双方一见面，代表团一位老先生就说，看上去孙夫人脸色红润，神采奕奕，与前几年一样显得十分年轻，不知您今年高寿？廖主任翻译时故意漏掉了最后这句问话。谁知这位老先生听得懂中文，便自己用中文又问了一遍。我感到平素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夫人果然有些不大高兴，只回了一句话：“我与毛主席同岁。”
1981年5月27日，88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世长辞，中央成立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极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廖承志负责，办公室就设在人民大会堂。那几天，外交部新闻司指派我去现场，协助处理一些与国外媒体相关的事务。
一天上午，一个日本常驻北京记者来电话询问：“社会上传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女士曾经又结过一次婚。请予证实有无此事。”我接电话后正好见到廖主任，便当面向他请示，应该如何作答。
没想到，廖主任一听就火冒三丈，问是哪个记者提的这个问题（他对当时常驻北京的十几个日本记者都很熟悉）。在我回答某某某后，他更生气了。指着电话机，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作出回答。
“怎么回答呢？”我问。
“这家伙懂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吧。”
“用中文说什么呢？”我再问。
“只要回答三个字就行了：你放屁！”他大声说。
我建议是否可以改用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或“纯属虚构，一派胡言！”
廖主任不同意。更挖苦说，如果我这个“高品位的外交部新闻官”不愿意讲粗俗话，他可以自己来回答。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便当场拨通电话，说了这三个字。开始对方似乎没听懂，让我再说一遍。我又大声重复了这三个字，对方才放下电话。廖主任则满意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两天后那个日本记者看见我时问，那句骂人话是你们钱其琛司长批示这样回答的吗？我说，这是位置很高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原话。可能他也意识到了我说的是谁，伸了伸舌头，低头走开了。
“我们只能宽容一点”
在我的印象中，廖主任十分善于应对各种意外情况。
一次，他和夫人经普椿陪同当时被誉为驻华“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以及廖的几位早稻田学友，乘火车去杭州、上海游览，指定我当翻译。所谓翻译，实际上只是为经阿姨一个人咬咬耳朵而已。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极好。西园寺说杭州是个理想的垂钓场所，到时他一定会拿出“日本钓鱼冠军”的看家本领，把所钓的鱼请杭州饭店的名厨加工成“鱼宴”，款待杭州主人和各位同行者。
到达那天下午，杭州不冷不热，细雨蒙蒙，正是垂钓的最佳环境。杭州市领导知悉客人在火车上的豪言后，破例安排西园寺去饭店正对面的西湖边上“露一手”，还特别指派饭店的一名服务员在其背后撑雨伞。
不知什么原因，苦苦坚持三个小时，竟然一无所获。西园寺扫兴而归，大家默不作声，气氛凝重，只有廖主任笑著说，杭州人民热情欢迎我们，而西湖的鱼群却娇惯坏了，存心不与我们合作，明天换个战场，定能大获全胜！
当晚，他让杭州外办派人和我一起连夜去浙江农业大学求援，请校方明天上午对我们开放半天专属养鱼池，并把养鱼池旁边的木牌、标志临时撤掉，以不伤害垂钓者的自尊心。
校方照办了。短短两个小时，西园寺就钓得二十几条大鱼，重达七八十斤。回饭店后，皆大欢喜，当晚真的办了两桌“鱼宴”。西园寺还得意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垂钓经验。大家不明真相，都伸出大拇指，夸他了不起。
后来经阿姨告诉我，在北京时，周总理特别嘱咐廖，听说西园寺最近身体不大好，情绪很低落，让廖好好陪陪他。实际上，这次出游主要就是为让西园寺散心特意安排的。
离开杭州前，廖主任嘱咐我再去一次浙江农大。我问是不是去登门致谢，他说当然要致谢啦，但更应该去赔偿。世上哪有无端闯进人家养鱼池去钓鱼的怪事？至少要把七八十斤鱼钱还给人家吧。说着就让经阿姨取出80元现钱交给我，并说这点钱不要让人家写收据，回北京后也不要向公家报销了。 1981年10月，福田赳夫率领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成员包括后来出任首相的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和出任参议院议长的扇千景等。由于福田是日本前首相，并在执政期间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盛情邀请、隆重接待过邓小平访日，所以受到中方的热情款待。
在中方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心情极好，即席致答辞时，竟高举酒杯，高声提议要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干杯！
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是绝不能照此翻译的，但又觉得无法提醒讲话者注意，请他当场纠正过来，这样势必会让他陷入极其尴尬的困境。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时，我看见同桌的廖主任正朝我摇头、苦笑，感到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暗示，便若无其事地大声说：福田先生提议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干杯！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事后廖主任夸我能当机立断，作出正确处置，从而避免了令双方都尴尬的局面。我表示，自己敢于这样做是基于认定他只是口误，没有一点想要伤害我们的恶意。记得廖主任还风趣地补充了一句：人家与台湾好过二十几年，只与我们好了不到十年，也许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对这类事，我们只能宽容一点，而不要太计较。
“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九一三事件”后，廖主任官复原职，但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不得不去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但他百无禁忌的饮食习惯，使他的体重不断增加。
他特别热爱美食，曾不止一次地当众宣称：空中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兵舰，陆上走的除了坦克，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两条腿的除了人，此外他全部都吃。经阿姨万般无奈，直接向周总理告了状。周总理当即向他发出了“三不准”指令——不准多吃、不准贪吃、不准偷吃，并要求他全家一起監督。同时规定，他每次参加宴请等活动，都必须由经阿姨陪同，从旁控制，从严掌握。
廖主任告诉日本朋友和我们这些翻译，自从“三不准”指令下达后，他就一直过着“食不果腹、肚中无油”的“悲惨日子”。家里再也见不到任何食品，偶尔从外面带回一些吃的，以备晚间食用，一进门就被彻底搜身。其中一次最惨，他把几块饼干塞在皮鞋里带回家，换鞋时，被坚决执行总理指示的子女查出取走。
我见他这样“苦不堪言”，同情心油然而生，有机会时就千方百计转移经阿姨的注意力，让他尽量多吃一点儿。几次开会时，我也事先准备好几块巧克力和小点心，偷偷递给他。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关于吃，我也曾多次受到他的特殊关照。以往我为周总理等领导人宴请日本朋友当翻译，他见我过度紧张，很少进餐，便微笑着提醒说，一要翻好，二要吃饱，才算合格翻译。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这件大事提上了日程，对台工作也开始出现一些好的苗头。这些都是廖公非常熟悉、大有可为的领域。他出任了国务院侨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曾以幼年小伙伴的名义，给蒋经国先生发去充满感情、晓以利害的亲笔信。
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即将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不料四天后的6月10日，他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后由乌兰夫出任国家副主席）。
这些年我总会想起，每当我翻译得顺利、流畅时，廖公都会点头微笑。工作结束向他告别时，他又会一言不发地使劲摸摸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35期）
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比起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来，他的日语发音更标准，表达也更生动。他还能流利地说英文、德文，并略懂俄文。受其母亲何香凝影响，他的山水国画也有很高造诣。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熟悉的人开玩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工作。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对日工作人才。当时曾有人戏说，他领导的对日工作班子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几百小僧”。岁月不饶人，他们中的很多已经先后离开我们，在世的也大都八十往上、安度晚年了。
我这个“小僧”曾有幸多次与他直接接触，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这里只记述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与读者共享。
“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外文出版局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实习期间，我被借调去为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当翻译。该团由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日本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
报告会气氛很热烈。最后一名发言者，是年过八旬的日本佛教界人士，来自京都清水寺，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
他没有书面发言稿，我心里没底，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他一上臺讲的一大段话就把我完全难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经原文，我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能听懂四分之一左右。短短几分钟，就陷入了学习日文以来最无助、最难堪的困境：翻译吧，四分之三内容听不懂，怎么翻？不翻译吧，怎么面对观众席上一千多双期待的眼睛？其中还包括母校北大日语专业的近百名师生。
这时，我突然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点头微笑，便立刻抓住救星，向后几步，低声对他说，自己实在听不懂，不会翻译，怎么办？他当即毫不含糊地发出八个字的“英明指示”：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我立即镇静下来，把能够听懂的一些词汇和个别句子凑在一起，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大声进行“翻译”。
如听到发言者说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国家、一家、和睦、希望、幸福等词，我就编译成：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三个国家和亚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他提到佛祖、社会、善良、邪恶、公平、正义、灵魂、净化、世界、高山、大海等词，我就编译成：佛祖主张善良，反对邪恶，如果大家都能听从佛祖教诲，国家、社会就会实现公平、正义，人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整个世界就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生永存……
结果，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演讲者也很满意。只有我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特别是看见坐在会场第一排的母校三位日本专家边听边摇头，更是内疚异常。我想，三位恩师一定万分失望，觉得他们前几年辛辛苦苦教出来的这个“得意门生”竟是弄虚作假的无耻之徒。
报告会一结束，我就奔下台去，如实向他们解释了原委，请求他们谅解。所幸三位恩师都表示理解我的苦衷，并十分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也只能听懂一半左右。
事后，廖主任表示了满意，还夸我能够随机应变，“编造功夫”相当到家，解决了报告会险些无法结束的“危机”。我问他能听懂多少，他也回答大概一半左右吧。我想到，三位日本专家和廖主任都能听懂一半，而自己才四分之一，可见我的日语水平还差得远呢。
“说明你太幼稚了！”
在日文版《人民中国》实习期间，为了配合即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领导让我写了一篇人物采访，对象是时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赴日展览会团长张化东。
采访中张化东非常生动地向我介绍了他一生中最难忘、最有趣的一段经历：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是张学良部队里的一名排长，奉命去执行了抓捕蒋介石的任务。他细述了蒋被抓当晚的种种狼狈相。我觉得这是一个足以吸引日本读者的亮点，便绘声绘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十分满意，杂志社领导也认为很精彩。
按规定，这一类政治性强的稿件需要送请外办审定。两天后，传来了廖主任的批示意见：这个选题很及时，文笔也不错，但作者明显缺乏政治常识和斗争经验。须知“台湾当局”对几十年前蒋在西安被抓捕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而“台湾当局”在日本的特工势力不可小视，如果他们知道此事，很可能会伺机报复的。因此，为了安全，一定要删除文章中这段内容。杂志社领导和我本人都觉得这个指示十分正确，当即删除了这段。
还有一次，我在东京陪廖主任外出。日方除派一辆警车开道外，还安排一名警员坐在我们车的副驾驶席上。这名警员此前我曾见过几次，他自称不懂中文。廖主任在车上与我闲谈时，我总喜欢打听一些国内的事情，可他不是示意我少说少问，就是把话题岔开。
这时，马路斜对面一辆小货车突然朝这边驶来，险些撞上我们乘坐的汽车，那位随车警员竟脱口用中文大声喊出“好险呀”。廖主任从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北京话太漂亮了，比我这个广东人强多啦。对方苦笑了一下，没有作答。
事后廖主任告诫我，公正地讲，干他们这一行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客人安全，但也绝不会放弃客人主动奉送的“礼物”。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就坐在身边，你却毫无保密观念，真说明你太幼稚了。
“你放屁！”
我曾两次见过廖主任亲自当翻译。两次都是宋庆龄女士会见客人，地点在她的北京寓所，会见的是她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结婚前后结交的日本朋友及他们的后代。
两次会见的中方唯一陪同人员，就是廖主任。都是先由他当半小时左右翻译，在他用咳嗽或手势发出暗示后，我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他替换下来。
由于我从未见过解放初就是正部级（行政五级）、年近六旬的高级干部当翻译，便好奇地问过这件事。他说，老夫人虽只比他大15岁，但在他心中一直如慈母一般。世上哪有儿子在母亲面前摆臭架子，不替母亲当翻译的呢？何况老夫人只有他一个“儿子”，解放前还曾设法救过他的小命。 听着这话，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巨型照片。照片摄于东京：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并坐在一起，前面站着两个小孩——廖承志和比他大四岁的胞姐廖梦醒。
后一次，日本客人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1966年11月12日）来访的。当时正是“文革”初期，廖承志的日子同样很不好过。江青曾抓住他不同意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参与重要外事活动这件事（实际上是周总理指示他这样做的）大做文章，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声嘶力竭地训斥他“大少爷出身”“浑身资产阶级臭气熏天”“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小将毫无感情”，甚至警告他“再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必定没有好下场”。
日本客人到达前，宋庆龄关切地问廖主任处境如何，能顶得住吗，需不需要她出面为他向主席、总理说几句话？廖主任笑着回答：不用，不用！因为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只是想帮助我这样的人洗个热水浴，洗干净身上的脏东西，以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二十多年前那一次，蒋介石才真的要砍我脑袋。
老夫人转过头来对我说，小青年，你得说老实话，他真的没事吗？前几天，他姐姐梦醒可十分担心，到这里来说，他们廖家可能会大祸临头呀。
我无法据实回答，只好说，洗热水浴，确实有益于健康，不过不小心，有时水温可能高了点，也会伤及皮肤，但肯定不会伤筋动骨的。这一点，您尽可以放心。
为这几句话，廖主任后来曾挖苦我，说我年纪轻轻太极拳却打得不错，很会糊弄老人家。
会见前一天，廖主任亲自给日本客人打招呼，说明天去看望宋老夫人是老朋友相聚，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可以问，但最好不要打听她老人家的年龄。可是双方一见面，代表团一位老先生就说，看上去孙夫人脸色红润，神采奕奕，与前几年一样显得十分年轻，不知您今年高寿？廖主任翻译时故意漏掉了最后这句问话。谁知这位老先生听得懂中文，便自己用中文又问了一遍。我感到平素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夫人果然有些不大高兴，只回了一句话：“我与毛主席同岁。”
1981年5月27日，88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世长辞，中央成立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极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廖承志负责，办公室就设在人民大会堂。那几天，外交部新闻司指派我去现场，协助处理一些与国外媒体相关的事务。
一天上午，一个日本常驻北京记者来电话询问：“社会上传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女士曾经又结过一次婚。请予证实有无此事。”我接电话后正好见到廖主任，便当面向他请示，应该如何作答。
没想到，廖主任一听就火冒三丈，问是哪个记者提的这个问题（他对当时常驻北京的十几个日本记者都很熟悉）。在我回答某某某后，他更生气了。指着电话机，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作出回答。
“怎么回答呢？”我问。
“这家伙懂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吧。”
“用中文说什么呢？”我再问。
“只要回答三个字就行了：你放屁！”他大声说。
我建议是否可以改用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或“纯属虚构，一派胡言！”
廖主任不同意。更挖苦说，如果我这个“高品位的外交部新闻官”不愿意讲粗俗话，他可以自己来回答。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便当场拨通电话，说了这三个字。开始对方似乎没听懂，让我再说一遍。我又大声重复了这三个字，对方才放下电话。廖主任则满意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两天后那个日本记者看见我时问，那句骂人话是你们钱其琛司长批示这样回答的吗？我说，这是位置很高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原话。可能他也意识到了我说的是谁，伸了伸舌头，低头走开了。
“我们只能宽容一点”
在我的印象中，廖主任十分善于应对各种意外情况。
一次，他和夫人经普椿陪同当时被誉为驻华“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以及廖的几位早稻田学友，乘火车去杭州、上海游览，指定我当翻译。所谓翻译，实际上只是为经阿姨一个人咬咬耳朵而已。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极好。西园寺说杭州是个理想的垂钓场所，到时他一定会拿出“日本钓鱼冠军”的看家本领，把所钓的鱼请杭州饭店的名厨加工成“鱼宴”，款待杭州主人和各位同行者。
到达那天下午，杭州不冷不热，细雨蒙蒙，正是垂钓的最佳环境。杭州市领导知悉客人在火车上的豪言后，破例安排西园寺去饭店正对面的西湖边上“露一手”，还特别指派饭店的一名服务员在其背后撑雨伞。
不知什么原因，苦苦坚持三个小时，竟然一无所获。西园寺扫兴而归，大家默不作声，气氛凝重，只有廖主任笑著说，杭州人民热情欢迎我们，而西湖的鱼群却娇惯坏了，存心不与我们合作，明天换个战场，定能大获全胜！
当晚，他让杭州外办派人和我一起连夜去浙江农业大学求援，请校方明天上午对我们开放半天专属养鱼池，并把养鱼池旁边的木牌、标志临时撤掉，以不伤害垂钓者的自尊心。
校方照办了。短短两个小时，西园寺就钓得二十几条大鱼，重达七八十斤。回饭店后，皆大欢喜，当晚真的办了两桌“鱼宴”。西园寺还得意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垂钓经验。大家不明真相，都伸出大拇指，夸他了不起。
后来经阿姨告诉我，在北京时，周总理特别嘱咐廖，听说西园寺最近身体不大好，情绪很低落，让廖好好陪陪他。实际上，这次出游主要就是为让西园寺散心特意安排的。
离开杭州前，廖主任嘱咐我再去一次浙江农大。我问是不是去登门致谢，他说当然要致谢啦，但更应该去赔偿。世上哪有无端闯进人家养鱼池去钓鱼的怪事？至少要把七八十斤鱼钱还给人家吧。说着就让经阿姨取出80元现钱交给我，并说这点钱不要让人家写收据，回北京后也不要向公家报销了。 1981年10月，福田赳夫率领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成员包括后来出任首相的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和出任参议院议长的扇千景等。由于福田是日本前首相，并在执政期间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盛情邀请、隆重接待过邓小平访日，所以受到中方的热情款待。
在中方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心情极好，即席致答辞时，竟高举酒杯，高声提议要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干杯！
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是绝不能照此翻译的，但又觉得无法提醒讲话者注意，请他当场纠正过来，这样势必会让他陷入极其尴尬的困境。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时，我看见同桌的廖主任正朝我摇头、苦笑，感到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暗示，便若无其事地大声说：福田先生提议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干杯！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事后廖主任夸我能当机立断，作出正确处置，从而避免了令双方都尴尬的局面。我表示，自己敢于这样做是基于认定他只是口误，没有一点想要伤害我们的恶意。记得廖主任还风趣地补充了一句：人家与台湾好过二十几年，只与我们好了不到十年，也许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对这类事，我们只能宽容一点，而不要太计较。
“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九一三事件”后，廖主任官复原职，但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不得不去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但他百无禁忌的饮食习惯，使他的体重不断增加。
他特别热爱美食，曾不止一次地当众宣称：空中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兵舰，陆上走的除了坦克，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两条腿的除了人，此外他全部都吃。经阿姨万般无奈，直接向周总理告了状。周总理当即向他发出了“三不准”指令——不准多吃、不准贪吃、不准偷吃，并要求他全家一起監督。同时规定，他每次参加宴请等活动，都必须由经阿姨陪同，从旁控制，从严掌握。
廖主任告诉日本朋友和我们这些翻译，自从“三不准”指令下达后，他就一直过着“食不果腹、肚中无油”的“悲惨日子”。家里再也见不到任何食品，偶尔从外面带回一些吃的，以备晚间食用，一进门就被彻底搜身。其中一次最惨，他把几块饼干塞在皮鞋里带回家，换鞋时，被坚决执行总理指示的子女查出取走。
我见他这样“苦不堪言”，同情心油然而生，有机会时就千方百计转移经阿姨的注意力，让他尽量多吃一点儿。几次开会时，我也事先准备好几块巧克力和小点心，偷偷递给他。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关于吃，我也曾多次受到他的特殊关照。以往我为周总理等领导人宴请日本朋友当翻译，他见我过度紧张，很少进餐，便微笑着提醒说，一要翻好，二要吃饱，才算合格翻译。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这件大事提上了日程，对台工作也开始出现一些好的苗头。这些都是廖公非常熟悉、大有可为的领域。他出任了国务院侨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曾以幼年小伙伴的名义，给蒋经国先生发去充满感情、晓以利害的亲笔信。
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即将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不料四天后的6月10日，他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后由乌兰夫出任国家副主席）。
这些年我总会想起，每当我翻译得顺利、流畅时，廖公都会点头微笑。工作结束向他告别时，他又会一言不发地使劲摸摸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