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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加入世界经济论坛后，施力伟曾负责“科技先锋社区”——论坛构架中诸多旨在把行业相关者组织到一起进行沟通的项目之一。一年后，他被派往中国，负责“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的运营。在2012年的夏季达沃斯在天津召开前，施力伟接受了本刊采访。
达沃斯在中国
《新民周刊》：李鹏和温家宝分别于1992年、2009年代表中国政府赴达沃斯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达沃斯论坛”），而朱镕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和副总理身份两次前往达沃斯，若干年后，他也成了中国总理。对中国来说，达沃斯论坛是一个特殊的窗口，如何看待达沃斯论坛的这一角色？
施力伟：实际上，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0年代。1979年，创始人克劳斯?斯瓦布先生向邓小平发出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的邀请，邓先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后来克劳斯?斯瓦布先生也被邀请到中国访问。1980年，达沃斯论坛带领一批西方的领导人和商业领袖到中国，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中国。 达沃斯论坛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中国与欧洲。现在随着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多，全球化加深，有很多活动和组织起着沟通的作用，我们依旧还是在承担沟通世界和中国的桥梁的角色。
《新民周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达沃斯论坛对新兴市场的重视，同时，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能够借助达沃斯这样的论坛来表达他们对世界格局的新想法，相比之下，美国对达沃斯论坛的态度要消极很多——如果不说冷淡的话。在哪些方面，达沃斯论坛会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又如何应对？
施力伟：从政府层面看，美国一直积极参与达沃斯论坛。这次的冬季达沃斯论坛，美国派了30多位议员和部长等人参与。这是政府层面，只是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平台，我们要容纳政府，商业和社会各种力量。从商业代表，学术代表，公民社会代表各个层面，美国一贯积极参与达沃斯论坛，当然我们希望美国更进一步。现在中国在世界舞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中国更积极地参加达沃斯论坛，包括中国政府，商界等等。
《新民周刊》：与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合作持续了10年以上，为何达沃斯论坛在中国重新选择合作对象？这一想法如何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夏季达沃斯的主办地点为什么会分散在两个北方城市？
施力伟：我们举办了26年中国经济峰会，从1980年代起。上一个十年，中国在世界舞台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加入了WTO。我们决定要在中国举办更全球化的论坛，所以创立了“新领军者年会”，这是个全球性的峰会。我们这个想法得到了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策划时和发改委一起找了很多城市，比较下来觉得大连和天津是最合适的。从城市建设、团队、地理位置多方面考虑，都符合我们的达沃斯精神，就是让参与者可以舒适地聚在一个地方交流。
《新民周刊》：冬季达沃斯和夏季达沃斯的整体风格、议题和组织方式有何异同？
施力伟：冬季达沃斯聚焦在贸易和政治话题，有很多国家元首参加。夏季达沃斯有一些冬季达沃斯没有的东西，比如“新领军者年会”，参与者是一些年轻，增长迅速的企业，还有一些个人，比如年轻的科学家，那些人会塑造世界的未来。夏季达沃斯聚焦在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而中国正是全世界发展非常快的地区。这是夏季达沃斯和冬季的区别。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有些参加过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学者认为，达沃斯论坛并不懂中国经济，而且缺乏改变。
施力伟：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一个为双方提供交流机会的平台，我们为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人士提供集会的地方，这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角色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帮助中国了解世界。我们做了很多革新，比如在中国举办论坛，提供汉语翻译，让说中文的演讲者也能在会上交流。我们不断革新，希望所有人的声音都能在这个交流平台被听到。
《新民周刊》：就是说，你们的角色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去研究中国的经济？
施力伟：我们是把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的平台。
没人能预测未来
《新民周刊》：在这个世界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经过很多次调整。我们还记得1990年代，“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声有多高，但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更不要说中国了），政府都更多地介入了经济事务，甚至接管了一些银行，新形势对达沃斯论坛的议题有什么影响？
施力伟：我们不代表某个特定集团的利益。我们让各种声音有机会在平台上被听到，我们不会捍卫或打击某种声音。我们和参与者很接近，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制定议题计划。
《新民周刊》：考虑到这个世界上双边和多边机制的普遍存在，您如何看待达沃斯这类论坛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施力伟：我们每年出版《全球风险报告》。在风险报告里我们会指出一些等级为全球性的风险，比如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我们指出国际机构在20年里数量大增，在处理今日面对的问题时有时会走入迷宫，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确实需要国际组织机构，但在不同组织之间面临一些鸿沟（gap），我们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我们把一些主要商业领导人聚集到一起，确保他们的声音可以被政府听到。
《新民周刊》：2012年，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一篇文章里表达过他的焦虑：当政治家和CEO在达沃斯设想如何让人类社会更美好，“占领运动”却在会议室外面抗议他们把世界搞得太糟糕。达沃斯论坛的组织者如何看待他们邀请的贵宾与抗议者之间的分裂？
施力伟：我们纳入一些社会团体的声音，比如我们的参与者里有非政府组织。我们听到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声音，让他们参与对话。我们新建立了一个组织叫community of global shaper（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我们认识到全世界50%的人口是27岁以下的年轻人。让年轻人在论坛有发言权很重要。我们在全世界有150多个地方社区，每个中心有10到30个参与者，他们是年轻人，在企业工作，或者做风投，也有为社会福利工作等等，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让他们参与我们的讨论。
《新民周刊》： 21世纪初的安然公司，以及后来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都曾是达沃斯论坛上的明星，但它们后来都遇到了大麻烦。作为一个以帮助人们判断经济形势为目标的机构，达沃斯论坛不止一次支持过短暂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回头看时，如何评价这一点？
施力伟：我们经历了不凡的过程，在经济，政治方面起了很多作用。你说到的这些企业遭受了很大争议，但没人能预测未来，企业可能做坏事。
《新民周刊》：怎么避免再次犯错？
施力伟：没人能预测未来。
《新民周刊》：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热衷于举办各种性质的论坛，希望借此传递自己的想法，你如何评价这些后来者？
施力伟：中国的确举办了很多国际性论坛，我们对此很欢迎。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因为中国在建立对话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讨论一些国际性事务。我的回答是，我们一起继续。
达沃斯在中国
《新民周刊》：李鹏和温家宝分别于1992年、2009年代表中国政府赴达沃斯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达沃斯论坛”），而朱镕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和副总理身份两次前往达沃斯，若干年后，他也成了中国总理。对中国来说，达沃斯论坛是一个特殊的窗口，如何看待达沃斯论坛的这一角色？
施力伟：实际上，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0年代。1979年，创始人克劳斯?斯瓦布先生向邓小平发出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的邀请，邓先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后来克劳斯?斯瓦布先生也被邀请到中国访问。1980年，达沃斯论坛带领一批西方的领导人和商业领袖到中国，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中国。 达沃斯论坛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中国与欧洲。现在随着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多，全球化加深，有很多活动和组织起着沟通的作用，我们依旧还是在承担沟通世界和中国的桥梁的角色。
《新民周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达沃斯论坛对新兴市场的重视，同时，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能够借助达沃斯这样的论坛来表达他们对世界格局的新想法，相比之下，美国对达沃斯论坛的态度要消极很多——如果不说冷淡的话。在哪些方面，达沃斯论坛会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又如何应对？
施力伟：从政府层面看，美国一直积极参与达沃斯论坛。这次的冬季达沃斯论坛，美国派了30多位议员和部长等人参与。这是政府层面，只是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平台，我们要容纳政府，商业和社会各种力量。从商业代表，学术代表，公民社会代表各个层面，美国一贯积极参与达沃斯论坛，当然我们希望美国更进一步。现在中国在世界舞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中国更积极地参加达沃斯论坛，包括中国政府，商界等等。
《新民周刊》：与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合作持续了10年以上，为何达沃斯论坛在中国重新选择合作对象？这一想法如何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夏季达沃斯的主办地点为什么会分散在两个北方城市？
施力伟：我们举办了26年中国经济峰会，从1980年代起。上一个十年，中国在世界舞台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加入了WTO。我们决定要在中国举办更全球化的论坛，所以创立了“新领军者年会”，这是个全球性的峰会。我们这个想法得到了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策划时和发改委一起找了很多城市，比较下来觉得大连和天津是最合适的。从城市建设、团队、地理位置多方面考虑，都符合我们的达沃斯精神，就是让参与者可以舒适地聚在一个地方交流。
《新民周刊》：冬季达沃斯和夏季达沃斯的整体风格、议题和组织方式有何异同？
施力伟：冬季达沃斯聚焦在贸易和政治话题，有很多国家元首参加。夏季达沃斯有一些冬季达沃斯没有的东西，比如“新领军者年会”，参与者是一些年轻，增长迅速的企业，还有一些个人，比如年轻的科学家，那些人会塑造世界的未来。夏季达沃斯聚焦在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而中国正是全世界发展非常快的地区。这是夏季达沃斯和冬季的区别。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有些参加过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学者认为，达沃斯论坛并不懂中国经济，而且缺乏改变。
施力伟：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一个为双方提供交流机会的平台，我们为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人士提供集会的地方，这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角色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帮助中国了解世界。我们做了很多革新，比如在中国举办论坛，提供汉语翻译，让说中文的演讲者也能在会上交流。我们不断革新，希望所有人的声音都能在这个交流平台被听到。
《新民周刊》：就是说，你们的角色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去研究中国的经济？
施力伟：我们是把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的平台。
没人能预测未来
《新民周刊》：在这个世界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经过很多次调整。我们还记得1990年代，“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声有多高，但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更不要说中国了），政府都更多地介入了经济事务，甚至接管了一些银行，新形势对达沃斯论坛的议题有什么影响？
施力伟：我们不代表某个特定集团的利益。我们让各种声音有机会在平台上被听到，我们不会捍卫或打击某种声音。我们和参与者很接近，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制定议题计划。
《新民周刊》：考虑到这个世界上双边和多边机制的普遍存在，您如何看待达沃斯这类论坛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施力伟：我们每年出版《全球风险报告》。在风险报告里我们会指出一些等级为全球性的风险，比如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我们指出国际机构在20年里数量大增，在处理今日面对的问题时有时会走入迷宫，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确实需要国际组织机构，但在不同组织之间面临一些鸿沟（gap），我们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我们把一些主要商业领导人聚集到一起，确保他们的声音可以被政府听到。
《新民周刊》：2012年，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一篇文章里表达过他的焦虑：当政治家和CEO在达沃斯设想如何让人类社会更美好，“占领运动”却在会议室外面抗议他们把世界搞得太糟糕。达沃斯论坛的组织者如何看待他们邀请的贵宾与抗议者之间的分裂？
施力伟：我们纳入一些社会团体的声音，比如我们的参与者里有非政府组织。我们听到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声音，让他们参与对话。我们新建立了一个组织叫community of global shaper（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我们认识到全世界50%的人口是27岁以下的年轻人。让年轻人在论坛有发言权很重要。我们在全世界有150多个地方社区，每个中心有10到30个参与者，他们是年轻人，在企业工作，或者做风投，也有为社会福利工作等等，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让他们参与我们的讨论。
《新民周刊》： 21世纪初的安然公司，以及后来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都曾是达沃斯论坛上的明星，但它们后来都遇到了大麻烦。作为一个以帮助人们判断经济形势为目标的机构，达沃斯论坛不止一次支持过短暂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回头看时，如何评价这一点？
施力伟：我们经历了不凡的过程，在经济，政治方面起了很多作用。你说到的这些企业遭受了很大争议，但没人能预测未来，企业可能做坏事。
《新民周刊》：怎么避免再次犯错？
施力伟：没人能预测未来。
《新民周刊》：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热衷于举办各种性质的论坛，希望借此传递自己的想法，你如何评价这些后来者？
施力伟：中国的确举办了很多国际性论坛，我们对此很欢迎。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因为中国在建立对话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讨论一些国际性事务。我的回答是，我们一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