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四月初，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在美国和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德国引发了一股抗议浪潮。书名叫《希特勒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的德国人与大屠杀》(Hitler’s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Germansand the Holocaust)，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政治学家丹尼尔·约拿·苟德哈根(Daniel JonahGoldhagen)。据作者的英国出版商称，这本书的英语版两周内仅在德国就销售了一千多册。今年八月，其德译本将正式出版发行。四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将其列入“最畅销书目”。四月二十九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同时发表多篇关于此书的文章，反映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和出版不到一月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各种反应。读来十分耐人寻味。
书中印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个犹太妇女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正按照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这个妇女。这位即将被枪杀的犹太妇女撇开了脸，不面对那个士兵。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赤裸的小腿在空中晃动，与妇女身穿的黑衣服形成鲜明的对照。从照片的清晰度和构图可以看出，这是有意摆好姿势让德国摄影师拍摄的。显然是拍完照片后再实施杀戮。对作者和大多数读者来说，这张照片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二战期间德国军队屠杀犹太人的一个普通场面。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在照片的背面。在那里，这个枪杀犹太妇孺的德国士兵写下了一些话。这是他把照片寄给在德国的母亲前写的。他把这张照片作为在乌克兰进行的所谓“犹太人行动”的纪念。
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解释一个士兵会把这样的照片寄给他的母亲？
苟德哈根认为，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从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开始，分泌着毒液的反犹理论就在德国迅速地代代相传。它深藏在德国文化中，等待着爆发，直至希特勒，终于将这种四百年来被德国文化认可的折磨犹太人的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苟德哈根批驳了那些认为种族灭绝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说法。他认为，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土耳其或卢旺达的大屠杀，其原因是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难以调和的要求产生的仇恨；而德国犹太人只是德国一个极小的少数民族，除了要求被德国接受之外，她没有其它更多的要求；至于乌克兰犹太村社的犹太人，则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与德国无关。即使是塞尔维亚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比希特勒更有理性。他认为，尽管其他国家、地区也有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但德国的反犹主义却是唯一导致种族灭绝的。
苟德哈根证明，很多很多普通的德国人并不是不得不去干种族灭绝的坏事。他通过列举德国军队中的许多实例，说明德国人甚至可以拒绝服从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命令。这就否定了有些学者认为德国人性格中有“盲目服从上级”的特征的说法。他的书中列举了大量实际案例。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关于维护秩序的警察的故事。当德国军队席卷东方时，他们活动在德军后方。这些人并不是党卫军冲锋队员，只是普通的乡下人，有妻室儿女的男人，或者是普通的厨子、售票员，甚至教师。总之，是整个德国社会的忠实缩影。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却极度地沉溺于大规模谋杀，杀人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定额”，而且杀人时带有无节制的虐待狂特征。
苟德哈根的结论简单而冷酷：德国与众不同。只是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一般的仇视才堕落为“消灭性的反犹主义”，即不仅赶走他们，而且灭绝他们。他所关注的是要宣告反犹主义是一种存在于德国人中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因遗传而得的特性。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么明显。他的结论实际上使大屠杀成为“德国历史的必然实践”。他认为谋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德国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之中，而是植根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他对那个枪杀犹太妇女的士兵之所以能把这样的照片寄回家给妈妈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解释：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的妈妈会为此感到骄傲。当然，苟德哈根对自己的结论也是有限制的，他在这本书出版后曾表示：“这并不是一本关于德国民族或者称之为德国种族的永恒不变的性格的书。如果谁这样说，那他是没读懂这本书。”他认为，现在的德国人“已经重新教育了自己”。
美国舆论界对这本书基本上持欢迎态度，把这本书的论点看作是知识上的一种进步。《纽约时报》称它是“一本珍贵的、可以称之为里程碑的新著作”。著名的专栏作家A.M.罗森托(A.M.Rosenthal)把苟德哈根在这本书中的发现与他第一次参观奥斯维辛时的感受相提并论。对这本书持否定态度的反应比较复杂，否定的声音主要来自知识界，特别是来自德国知识界。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没有直接评论这本书。他认为，作者的父亲，犹太学者艾克·苟德哈根(Erch Goldhagen)战争期间是罗马尼亚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罕见的道义上的激情。因此，他对他认为持有错误观点的人特别不满”。德国慕尼黑《南德意志报》外事编辑约瑟夫·约夫(JosefJoffe)认为：“在控诉热情驱使下的苟德哈根忽略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你不能从一个杀人的实例反面推论到整个文化；你不能从‘这些警察是德国人’断定‘所有的德国人都像这些警察’。”他问，如果某某和某某是杀人犯，“难道就意味着他们由遗传和社会化联系起来的家庭会生出杀手来吗？”他还说：“你也不能从文化的原因中推论出大规模的机械化屠杀。如果德国人从母亲的乳汁中就吮吸了‘灭绝式的反犹主义’，那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不是一个发狂的灭绝主义的国家呢？”他认为，德国这个系统已经改变了，自由民主已经挖出了反犹主义那奇迹一般强壮的根。这说明在德国历史中，一定有比路德有毒的种子更重要的东西。他甚至把这本书在德国的反应概括为“强烈的、尖锐的和轻蔑的”。
德国著名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斯丁(RudolfAugstein)称这本书关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就蔓延着独一无二的、十分凶残的反犹主义的说法为“纯粹是胡说”，“如果不是蓄意，就是无知”。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Bundeswehr University)历史学家米切尔·沃尔夫叟(MichaelWolffsohn)说：“苟德哈根的行为好像是他刚刚同时发现了车轮和美洲大陆。德国作家富尔克·乌里赤(VolkerUlrrich)认为，美国人对这本书的热情反映了他们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不安。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认为苟德哈根的书是关于大屠杀的“意向论者”观点的重申。这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和支持他的德国人，最终是要杀犹太人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后来，意向论逐渐式微，“机能主义”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最终解决”是其它力量的副产品，所谓其它力量是希特勒及其同伙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反对苏联的战争，因为某些德国人认为苏联是犹太人支配的国家(这对斯大林来说可能是新闻)。英国研究大屠杀问题的泰斗大卫·赛萨拉尼(DavidCesarani)认为，苟德哈根这本书的出版，象征着意向论者“带着报复的意味回来了”。所以，一些历史学家带着热情欢迎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知识界的竞争。
然而，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历史学的争论。美国《新闻周刊》四位驻德国不同城市的记者联名撰写的一篇文章认为：“任何德国人都难以卒读苟德哈根的这本书。”反应最激烈的可能要数德国联邦议员、作家兼社会学家皮特·格罗兹(PeterGlotz)了。他在《新闻周刊》的“OPINION”专栏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仇恨没有专利权”的情绪十分激烈的文章。引用其中的一些话可能更能使读者对此有比较准确的感受：
“德国被吓坏了。美国人渴望重演纽伦堡审判吗？当美国报纸发表对丹尼尔·约拿·苟德哈根的《希特勒所中意的刽子手》一书的评论文章时，其大肆宣扬的东西，至少在德国人看来是明显地令人惊慌失措的：一个杀人之国，普通人都极为残忍，该死的德国佬！难道美国人真的以为德国五十年的民主没有作用吗？”
“我们德国人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这是因为反犹主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干了谋杀的勾当，而且是系统地、大规模地干的，我们卷入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狂热之中。由于这是事实，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在后来长大的德国人也感到不安、过分谦卑和殷勤。我们冷静、科学、清醒地对苟德哈根著作的批评，难道不可以被诠释为感觉迟钝的自我克制吗？当涉及大屠杀问题时，简单地说一声yes比清醒地分析问题危险少。于是，我们步履蹒跚地从每一个关于我们自我形象的辩论中走向下一个。带着这样一种危险感，我们尽力支撑着在这个国家举行的种种辩论。在这些辩论中，每一次对德国人自己的罪行的承认都带上了耻辱的印记。”
“普通的德国人确实参与了谋杀，不仅只是被称之为‘恶魔团体’的纳粹。唯一的问题是，德国人真的需要苟德哈根来发掘出这些东西吗？具有决定性的核心事实，即二战中最不平常的对犹太人的谋杀，已经极其清楚地被德国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出来。严肃的德国人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对简单化地把德国人分为一小撮罪犯精英和大多数‘正派人’。”“苟德哈根所自称的他的最轰动的‘发现’完全不是一种发现。他估计可以被称之为‘大屠杀罪犯’的德国人至少有十万，‘而且如果这一数字超过五十万也不会令人吃惊’。”其实，“任何一个读过最近一些关于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研究报告的人都知道，有大量冲锋队员、士兵、警察、官吏和他们的助手迫害和杀害了犹太人。根据这些报告，有理由推测在种族灭绝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的人多至几百万。”
“苟德哈根认为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由于某种原因是唯一的，这也是错误的。”“这种反犹主义是德国人专有的吗？在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也盛行对犹太人的残忍的仇视。”“实际上，任何种族仇恨的走向都是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穆斯林、车臣人、胡图人、图西人和其他人。”
“苟德哈根的著作值得作一些严肃的学者思考。他所绝不该干的事是煽动了又一次关于德国民族特点的论战。这样一种论战的爆发会提醒德国人：无论如何痛苦，往事决不会消逝。我们在纳粹时代犯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我们是自作自受。”
从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领悟些什么呢？有一些东西确实令人震动，以至会产生不少联想。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与日本人相比，德国人对二战期间罪行的反思是深刻的。德国总统在纪念二战五十周年活动时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情景，曾经使不少人为之感动。但随着德国的统一、强大和新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出现，人们又确实对有“前科”的德国感到某种不安。从客观效果来看，苟德哈根的这本书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德国人承认自己犯过滔天罪行，但又不愿意别人喋喋不休地声讨这种罪行的情绪，反而会加剧人们的不安。当然，当今德国人的感受也是可以理解或者说令人同情的。如果说一个人已经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人们确实不应该永无休止地继续责备他。这是一种常识。问题在于，自己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不愿意别人继续批评是否意味着并不是真正地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否又意味着永远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其间的标准和界限很难确定。那么，永远的争论也许是必然的。现代著名哲学家、诗人、人文主义者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被谴责去重新追述历史，而那些记得过去的人则显然会卷入更多的争论。”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犹太作家、集中营的幸存者艾力尔·维赛尔(Elie Wiesel)也曾说过：“大屠杀将永远是不能辩解的，也是不能说明的。”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将继续研究、讨论、争辩关于大屠杀的问题，永无休止。
然而，谁都应该承认，这种研究和争论是有益的。实际上，那些反驳苟德哈根论点的德国人也是这一控诉性研究的参与者。他们也在思考自己的错误乃至德国文化的问题。能思己之过的人是聪明的人，能思本民族之过的民族是聪明的民族。我想，德国战后的崛起直至统一和今天的繁荣兴盛，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
书中印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个犹太妇女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正按照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这个妇女。这位即将被枪杀的犹太妇女撇开了脸，不面对那个士兵。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赤裸的小腿在空中晃动，与妇女身穿的黑衣服形成鲜明的对照。从照片的清晰度和构图可以看出，这是有意摆好姿势让德国摄影师拍摄的。显然是拍完照片后再实施杀戮。对作者和大多数读者来说，这张照片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二战期间德国军队屠杀犹太人的一个普通场面。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在照片的背面。在那里，这个枪杀犹太妇孺的德国士兵写下了一些话。这是他把照片寄给在德国的母亲前写的。他把这张照片作为在乌克兰进行的所谓“犹太人行动”的纪念。
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解释一个士兵会把这样的照片寄给他的母亲？
苟德哈根认为，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从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开始，分泌着毒液的反犹理论就在德国迅速地代代相传。它深藏在德国文化中，等待着爆发，直至希特勒，终于将这种四百年来被德国文化认可的折磨犹太人的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苟德哈根批驳了那些认为种族灭绝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说法。他认为，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土耳其或卢旺达的大屠杀，其原因是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难以调和的要求产生的仇恨；而德国犹太人只是德国一个极小的少数民族，除了要求被德国接受之外，她没有其它更多的要求；至于乌克兰犹太村社的犹太人，则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与德国无关。即使是塞尔维亚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比希特勒更有理性。他认为，尽管其他国家、地区也有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但德国的反犹主义却是唯一导致种族灭绝的。
苟德哈根证明，很多很多普通的德国人并不是不得不去干种族灭绝的坏事。他通过列举德国军队中的许多实例，说明德国人甚至可以拒绝服从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命令。这就否定了有些学者认为德国人性格中有“盲目服从上级”的特征的说法。他的书中列举了大量实际案例。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关于维护秩序的警察的故事。当德国军队席卷东方时，他们活动在德军后方。这些人并不是党卫军冲锋队员，只是普通的乡下人，有妻室儿女的男人，或者是普通的厨子、售票员，甚至教师。总之，是整个德国社会的忠实缩影。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却极度地沉溺于大规模谋杀，杀人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定额”，而且杀人时带有无节制的虐待狂特征。
苟德哈根的结论简单而冷酷：德国与众不同。只是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一般的仇视才堕落为“消灭性的反犹主义”，即不仅赶走他们，而且灭绝他们。他所关注的是要宣告反犹主义是一种存在于德国人中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因遗传而得的特性。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么明显。他的结论实际上使大屠杀成为“德国历史的必然实践”。他认为谋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德国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之中，而是植根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他对那个枪杀犹太妇女的士兵之所以能把这样的照片寄回家给妈妈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解释：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的妈妈会为此感到骄傲。当然，苟德哈根对自己的结论也是有限制的，他在这本书出版后曾表示：“这并不是一本关于德国民族或者称之为德国种族的永恒不变的性格的书。如果谁这样说，那他是没读懂这本书。”他认为，现在的德国人“已经重新教育了自己”。
美国舆论界对这本书基本上持欢迎态度，把这本书的论点看作是知识上的一种进步。《纽约时报》称它是“一本珍贵的、可以称之为里程碑的新著作”。著名的专栏作家A.M.罗森托(A.M.Rosenthal)把苟德哈根在这本书中的发现与他第一次参观奥斯维辛时的感受相提并论。对这本书持否定态度的反应比较复杂，否定的声音主要来自知识界，特别是来自德国知识界。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没有直接评论这本书。他认为，作者的父亲，犹太学者艾克·苟德哈根(Erch Goldhagen)战争期间是罗马尼亚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罕见的道义上的激情。因此，他对他认为持有错误观点的人特别不满”。德国慕尼黑《南德意志报》外事编辑约瑟夫·约夫(JosefJoffe)认为：“在控诉热情驱使下的苟德哈根忽略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你不能从一个杀人的实例反面推论到整个文化；你不能从‘这些警察是德国人’断定‘所有的德国人都像这些警察’。”他问，如果某某和某某是杀人犯，“难道就意味着他们由遗传和社会化联系起来的家庭会生出杀手来吗？”他还说：“你也不能从文化的原因中推论出大规模的机械化屠杀。如果德国人从母亲的乳汁中就吮吸了‘灭绝式的反犹主义’，那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不是一个发狂的灭绝主义的国家呢？”他认为，德国这个系统已经改变了，自由民主已经挖出了反犹主义那奇迹一般强壮的根。这说明在德国历史中，一定有比路德有毒的种子更重要的东西。他甚至把这本书在德国的反应概括为“强烈的、尖锐的和轻蔑的”。
德国著名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斯丁(RudolfAugstein)称这本书关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就蔓延着独一无二的、十分凶残的反犹主义的说法为“纯粹是胡说”，“如果不是蓄意，就是无知”。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Bundeswehr University)历史学家米切尔·沃尔夫叟(MichaelWolffsohn)说：“苟德哈根的行为好像是他刚刚同时发现了车轮和美洲大陆。德国作家富尔克·乌里赤(VolkerUlrrich)认为，美国人对这本书的热情反映了他们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不安。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认为苟德哈根的书是关于大屠杀的“意向论者”观点的重申。这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和支持他的德国人，最终是要杀犹太人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后来，意向论逐渐式微，“机能主义”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最终解决”是其它力量的副产品，所谓其它力量是希特勒及其同伙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反对苏联的战争，因为某些德国人认为苏联是犹太人支配的国家(这对斯大林来说可能是新闻)。英国研究大屠杀问题的泰斗大卫·赛萨拉尼(DavidCesarani)认为，苟德哈根这本书的出版，象征着意向论者“带着报复的意味回来了”。所以，一些历史学家带着热情欢迎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知识界的竞争。
然而，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历史学的争论。美国《新闻周刊》四位驻德国不同城市的记者联名撰写的一篇文章认为：“任何德国人都难以卒读苟德哈根的这本书。”反应最激烈的可能要数德国联邦议员、作家兼社会学家皮特·格罗兹(PeterGlotz)了。他在《新闻周刊》的“OPINION”专栏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仇恨没有专利权”的情绪十分激烈的文章。引用其中的一些话可能更能使读者对此有比较准确的感受：
“德国被吓坏了。美国人渴望重演纽伦堡审判吗？当美国报纸发表对丹尼尔·约拿·苟德哈根的《希特勒所中意的刽子手》一书的评论文章时，其大肆宣扬的东西，至少在德国人看来是明显地令人惊慌失措的：一个杀人之国，普通人都极为残忍，该死的德国佬！难道美国人真的以为德国五十年的民主没有作用吗？”
“我们德国人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这是因为反犹主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干了谋杀的勾当，而且是系统地、大规模地干的，我们卷入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狂热之中。由于这是事实，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在后来长大的德国人也感到不安、过分谦卑和殷勤。我们冷静、科学、清醒地对苟德哈根著作的批评，难道不可以被诠释为感觉迟钝的自我克制吗？当涉及大屠杀问题时，简单地说一声yes比清醒地分析问题危险少。于是，我们步履蹒跚地从每一个关于我们自我形象的辩论中走向下一个。带着这样一种危险感，我们尽力支撑着在这个国家举行的种种辩论。在这些辩论中，每一次对德国人自己的罪行的承认都带上了耻辱的印记。”
“普通的德国人确实参与了谋杀，不仅只是被称之为‘恶魔团体’的纳粹。唯一的问题是，德国人真的需要苟德哈根来发掘出这些东西吗？具有决定性的核心事实，即二战中最不平常的对犹太人的谋杀，已经极其清楚地被德国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出来。严肃的德国人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对简单化地把德国人分为一小撮罪犯精英和大多数‘正派人’。”“苟德哈根所自称的他的最轰动的‘发现’完全不是一种发现。他估计可以被称之为‘大屠杀罪犯’的德国人至少有十万，‘而且如果这一数字超过五十万也不会令人吃惊’。”其实，“任何一个读过最近一些关于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研究报告的人都知道，有大量冲锋队员、士兵、警察、官吏和他们的助手迫害和杀害了犹太人。根据这些报告，有理由推测在种族灭绝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的人多至几百万。”
“苟德哈根认为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由于某种原因是唯一的，这也是错误的。”“这种反犹主义是德国人专有的吗？在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也盛行对犹太人的残忍的仇视。”“实际上，任何种族仇恨的走向都是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穆斯林、车臣人、胡图人、图西人和其他人。”
“苟德哈根的著作值得作一些严肃的学者思考。他所绝不该干的事是煽动了又一次关于德国民族特点的论战。这样一种论战的爆发会提醒德国人：无论如何痛苦，往事决不会消逝。我们在纳粹时代犯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我们是自作自受。”
从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领悟些什么呢？有一些东西确实令人震动，以至会产生不少联想。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与日本人相比，德国人对二战期间罪行的反思是深刻的。德国总统在纪念二战五十周年活动时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情景，曾经使不少人为之感动。但随着德国的统一、强大和新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出现，人们又确实对有“前科”的德国感到某种不安。从客观效果来看，苟德哈根的这本书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德国人承认自己犯过滔天罪行，但又不愿意别人喋喋不休地声讨这种罪行的情绪，反而会加剧人们的不安。当然，当今德国人的感受也是可以理解或者说令人同情的。如果说一个人已经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人们确实不应该永无休止地继续责备他。这是一种常识。问题在于，自己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不愿意别人继续批评是否意味着并不是真正地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否又意味着永远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其间的标准和界限很难确定。那么，永远的争论也许是必然的。现代著名哲学家、诗人、人文主义者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被谴责去重新追述历史，而那些记得过去的人则显然会卷入更多的争论。”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犹太作家、集中营的幸存者艾力尔·维赛尔(Elie Wiesel)也曾说过：“大屠杀将永远是不能辩解的，也是不能说明的。”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将继续研究、讨论、争辩关于大屠杀的问题，永无休止。
然而，谁都应该承认，这种研究和争论是有益的。实际上，那些反驳苟德哈根论点的德国人也是这一控诉性研究的参与者。他们也在思考自己的错误乃至德国文化的问题。能思己之过的人是聪明的人，能思本民族之过的民族是聪明的民族。我想，德国战后的崛起直至统一和今天的繁荣兴盛，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