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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过世十七年了。
自从失去如山的父爱，失去习惯了依赖的靠山后，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时常在我眼前浮现。生我养我的老家大院，与父亲相关的事物，时不时闯进我的梦里，不断强化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使我深刻意识到父爱的神圣和深邃。人们常说：“丧亲之痛，唯有丧亲者方能体会。”此乃真言卓识。祈愿天下人免遭丧亲之痛，可天道如此，又能奈之何呢？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说到“普通农民”，难免使人想到头戴皮帽、胡子拉碴、满脸皱纹、肩扛砍土曼的老农形象。我父亲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与其说父亲是“普通农民”，还不如说他是“文明农民”确切些。我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我家算是“干部家庭”。再说，父亲还有当小队长的小小职权。当然，这算不得什么大头衔。父亲作为小队长的职权虽小，但因此交际面广，和乡里、市里的很多大领导大知识分子有来往，他们中甚至有父亲知心至亲的好朋友。或许是这些社会关系使然，父亲就像干部一样做事，像干部一样行走社会，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农民。平时，他头戴花帽，身着白衬衣，脚穿皮鞋，穿着整洁，有气质。由于我家大部分人都是非农业户口（商品户），所以地并不多。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父亲上过新式学校，能写会读，是极少数有文化的人。那时有文化的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受追捧。当时，我父亲响应上级号召，和一批青壮年去哈密一家国有矿业企业工作，参加野外勘探找矿，后因多种原因放弃工作返乡。由于我父亲有文化，被任命为集体食堂的负责人，我家的生活就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
这期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几件令我终生难忘：1970年代后期，我还是六七岁的孩童。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玻璃煤油灯下写作业。父母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格外重视，时常督促我们搞好学习，写好作业。家里有张大炕桌，那是木头沟村一个名叫买买提的木匠打的，板厚结实。每天晚饭后，在村小学任教的妈妈，就着手准备那盏陪伴我们多年的玻璃煤油灯。先加满煤油，擦亮灯罩，调好灯芯，再用火柴点灯。油灯淡黄色的光芒照亮屋里，温馨满屋。妈妈坐到炕桌边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我们几个孩子也坐在炕桌边写作业。
有时，父亲在夜色中开门进屋，乐呵呵地从怀里拿出圆盘大小的白面馕。那圆圆的大馕犹如大太阳似的光芒四射，将煤油灯淡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暗淡的房间、我们干渴的心情和急不可耐的食欲，照得亮堂堂的。哇！白面馕，我们梦寐以求的美食，朝思暮想的佳肴，别家孩子成年累月也难得一见的珍贵食物，我们多想吃个够吃个饱呀。那时，我们吃的是高粱面馕，集体食堂定额提供饭食。我们见白面馕，就像鸟窝里的雏鸟围着爸爸争吃。爸爸耐心、公平地给我们分发白面馕后，和妈妈一起微笑着看我们津津有味地享用。
我十几岁时和父亲一起去过一趟乌鲁木齐。我家在乌鲁木齐红山附近有个亲戚，叫扎依提铁匠。我们在客运站下班车，再换乘公交车到北门站。下车后，天就黑了。从北门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亲戚家了。那时的乌鲁木齐，不像现今到处灯火通明，背街小巷常有流氓小偷出没。我紧紧拉着父亲的手往前赶。突然，父亲停下脚步，摘下头戴的花帽，叠好放进提包里，顺手摘下我的鸭舌帽戴在头上。我小小的鸭舌帽勉强戴在父亲的头顶，父亲变得有些滑稽。“花帽收起来了，我带上了鸭舌帽，你没戴帽子，别人看不出我们是从乡下来的，就是流氓遇到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是本地人，不敢欺负我们。”父亲嘿嘿笑着说。我对父亲的机智敬佩不已，緊紧拉着他的手往前赶，平安到达亲戚家。
有一年，我家院里搭凉棚需要伐树。我用小砍砍（砍砍是指维吾尔族木匠劈木材用的一种工具）砍掉伐倒的大树上的树梢。砍一枝较粗的树梢时，因我力气不够，砍不断，就用右脚踩住大树用力砍下去。不料，砍砍没砍正树梢，反弹后砍到我小腿上……我啊了一声，就倒下去了。伤口不小，鲜血直流。父亲如飞般跑过来，抱起我就往村里的吾斯曼医生诊所跑去。“医生，医生……我儿……”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躺在父亲怀里，疼得有气无力。父亲奔跑时那短促的呼吸声，为我狂跳不止的心跳声和忧心的颤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父亲当时用行动表露的父子之爱铭记在我心里，见证父爱的伤口永远留在了我的小腿上……
村里有几家1960年代来支援边疆的汉族人，其中有一户康姓家庭刚来时，因无房可住，就住在我们家里，父亲对这家人照顾不少。后来分开住了，两家人仍来往不断。每逢节假日，他们一家人就来我们家拜访;过春节时，我们一家人也去他们家拜年。两家人有什么大事也相互商量，相互帮助，就像亲戚一样。他们家的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小女儿名叫康小迎，和我大姐从小玩到大，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要好的姐妹;他们家大儿子名叫康小强，与我父亲年龄相近，后来认我父亲为异族兄长，常常伴父亲左右，就像亲兄弟一样，对着我父亲一口一个“哥”地叫着。每当我们家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出现的人便是父亲的这个小弟。父亲外出游玩或办事都不忘带上这个小弟。两人一起玩，一起喝酒，无话不谈。康小强说维吾尔语非常流利，对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性格活泼开朗，能干勤快，是个助人为乐的乐天派、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他不仅能跳一般的维吾尔族舞蹈，而且擅长跳纳兹库姆舞。他和村里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结婚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康小强陪伴我父亲这个异族兄长，直至我父亲去世。
我父亲长期担任小队长，人们叫惯了他“斯地克小队长”。后来，因年事已高，爸爸主动退了，可村里人仍称我父亲为“斯地克小队长”。在1980年代初，父亲组织村民做好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优化种植结构改种葡萄，实施葡萄架改造，打机井改善灌溉条件，营建防护林以及解决好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父亲的积极参加促进了我村生产生活面貌的改善和提高，受到村民的好评和敬重。我父亲是个慷慨大方、眼光远大、做事周全、实话实说、坚持真理、性格开朗、热情好客的人。也因父亲这品格，父亲除了小队长的工作外，还要参与村民的婚丧嫁娶、借钱还款、家庭和邻里矛盾纠纷的调解，想办法解决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忙得不亦乐乎。说起“斯地克·巴克”，远近皆知。 父亲患心肌梗死，于六十三周岁就过世了。尽管我们四个孩子不辜负父母期望，从小认真学习，先后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成长为学以致用的人才，为父母增光添彩，使父母感到骄傲，然而，我们四个孩子孝敬父母的机会太少，孝敬父母的时间太短。当我们参加工作，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时，父母已相继离我们而去。当然，父母之恩是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然而，对我们子女而言，再无机会带父母看看发展繁荣的祖国各地，了解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享受发展进步的成果，使我们有无尽的遗憾……
父亲那代人友情观念很重，朋友间不图名利，彼此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相互陪伴，不离不弃。当年，父亲赶着毛驴车从胜金乡（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乡）去七泉湖镇（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镇）拉煤，不料车坏了走不动了，幸好，一户回族人家伸出援手，帮忙修好了车。此后，两家人就有了亲戚一样的来往。在胜金乡木头沟村，父亲有个从年轻时就要好的朋友木匠买买提，他的木工活儿远近有名。从我记事起，无论节假日还是我们家过红白喜事，他都来帮忙做事，从没缺席过。我们家所有的木制家具都是木匠买买提打的。家具做工精细，结实耐用，美观大方，处处表露出他精湛的手艺。当然，我们一家人也常去木匠买买提家，小辈们一起玩到大。我一直认为买买提木匠一家是我们的亲戚，长大后才得知他是父亲的朋友，是父亲胜似亲人的挚友。我们由衷地敬佩父亲的重友情感，两家小辈们至今也保持来往。回顾现今的社会，这种情深义重的友情真的很难得了。
父亲干农活儿不紧不慢，耐心细致。春季葡萄开墩后，父亲就用锃亮的铁锹整修葡萄灌水沟，把沟里的土一锹一锹地铲到沟兩边夯实。约干个半小时，他就停下来吸烟休息。趁着休息，他用犀利的眼神瞅瞅灌水沟是否整修笔直。烟吸完了，他又接着干起来，反复整修，直至把沟修得既干净又笔直。父亲整理葡萄藤蔓也一丝不苟，藤蔓摆放得像姑娘的四十条长辫，一条条地摆放，再用带子绑好，谁见了都会欣赏一番的。父亲用的砍土曼和铁锹始终保持锃光瓦亮，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们家是个和睦开明的家庭，父母订阅《塔里木》《新疆青年》《新疆日报》等报纸杂志，藏有《聊斋》《水浒传》等名著。我们家还是村里最先购置飞鸽牌自行车、燕舞牌录音机和金星牌电视机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村里人惊奇地来我家瞧这些新奇东西，和我们一起享受现代家电带来的便利。父母支持我们四个孩子读书，鼓励我们好好上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我们四个孩子也不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上大学上中专，没有一个落下，成为人人学习的榜样。
我从小喜欢读书，喜欢写诗。父母支持我发展兴趣，并做我最忠实的读者，认真倾听我朗读自己写的诗歌（尽管我当时写的东西根本不符合诗歌的要求），无论我写得怎样父母都不忘夸奖一番，鼓励我写得更多更好。上高中时，在父母和老师的鼓励下，我整理了写好的诗歌，投稿到报纸杂志，可是，一篇都没刊登出来。父母见此状况非常着急，瞧着我失望的样子比我还伤心。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拿着我的部分“作品”去了乌鲁木齐。父亲好不容易走进《乌鲁木齐晚报》编辑室，让编辑看了看我的作品。父亲带着编辑的意见回来说：“孩子，他们看了你的作品，说你写得好，继续努力，近期要刊登你的作品嘞。”当我热泪盈眶地走进文学界，成为一名用笔耕耘的人。担任刊物主编等职务后，我满心愧疚地认识到当年我写的那些作品，是根本是不符合报刊杂志出版要求的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编辑们不屑我那些“作品”，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父亲却没把儿子不成器的“作品”和纯洁的心灵一扔了之。或许，我并没有天赋，只有一丁点儿萌动的火花，父亲却费尽心思，把仅有的一丁点儿火花呵护起来，把它烧旺，变成了一堆篝火，成就了现在的我……在经济能力弱得可怜、社会并不发达、客运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像现在出国一样艰难，一个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带着自己儿子有可能被别人嗤之以鼻的作品，想尽办法去乌鲁木齐找编辑部投稿，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呀。正是父亲的勇气和精神造就了我—— 一个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事业、通过文学创作寻求快乐的人。父亲，是我生命中永恒的明灯。
责任编辑：李奕
自从失去如山的父爱，失去习惯了依赖的靠山后，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时常在我眼前浮现。生我养我的老家大院，与父亲相关的事物，时不时闯进我的梦里，不断强化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使我深刻意识到父爱的神圣和深邃。人们常说：“丧亲之痛，唯有丧亲者方能体会。”此乃真言卓识。祈愿天下人免遭丧亲之痛，可天道如此，又能奈之何呢？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说到“普通农民”，难免使人想到头戴皮帽、胡子拉碴、满脸皱纹、肩扛砍土曼的老农形象。我父亲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与其说父亲是“普通农民”，还不如说他是“文明农民”确切些。我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我家算是“干部家庭”。再说，父亲还有当小队长的小小职权。当然，这算不得什么大头衔。父亲作为小队长的职权虽小，但因此交际面广，和乡里、市里的很多大领导大知识分子有来往，他们中甚至有父亲知心至亲的好朋友。或许是这些社会关系使然，父亲就像干部一样做事，像干部一样行走社会，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农民。平时，他头戴花帽，身着白衬衣，脚穿皮鞋，穿着整洁，有气质。由于我家大部分人都是非农业户口（商品户），所以地并不多。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父亲上过新式学校，能写会读，是极少数有文化的人。那时有文化的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受追捧。当时，我父亲响应上级号召，和一批青壮年去哈密一家国有矿业企业工作，参加野外勘探找矿，后因多种原因放弃工作返乡。由于我父亲有文化，被任命为集体食堂的负责人，我家的生活就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
这期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几件令我终生难忘：1970年代后期，我还是六七岁的孩童。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玻璃煤油灯下写作业。父母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格外重视，时常督促我们搞好学习，写好作业。家里有张大炕桌，那是木头沟村一个名叫买买提的木匠打的，板厚结实。每天晚饭后，在村小学任教的妈妈，就着手准备那盏陪伴我们多年的玻璃煤油灯。先加满煤油，擦亮灯罩，调好灯芯，再用火柴点灯。油灯淡黄色的光芒照亮屋里，温馨满屋。妈妈坐到炕桌边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我们几个孩子也坐在炕桌边写作业。
有时，父亲在夜色中开门进屋，乐呵呵地从怀里拿出圆盘大小的白面馕。那圆圆的大馕犹如大太阳似的光芒四射，将煤油灯淡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暗淡的房间、我们干渴的心情和急不可耐的食欲，照得亮堂堂的。哇！白面馕，我们梦寐以求的美食，朝思暮想的佳肴，别家孩子成年累月也难得一见的珍贵食物，我们多想吃个够吃个饱呀。那时，我们吃的是高粱面馕，集体食堂定额提供饭食。我们见白面馕，就像鸟窝里的雏鸟围着爸爸争吃。爸爸耐心、公平地给我们分发白面馕后，和妈妈一起微笑着看我们津津有味地享用。
我十几岁时和父亲一起去过一趟乌鲁木齐。我家在乌鲁木齐红山附近有个亲戚，叫扎依提铁匠。我们在客运站下班车，再换乘公交车到北门站。下车后，天就黑了。从北门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亲戚家了。那时的乌鲁木齐，不像现今到处灯火通明，背街小巷常有流氓小偷出没。我紧紧拉着父亲的手往前赶。突然，父亲停下脚步，摘下头戴的花帽，叠好放进提包里，顺手摘下我的鸭舌帽戴在头上。我小小的鸭舌帽勉强戴在父亲的头顶，父亲变得有些滑稽。“花帽收起来了，我带上了鸭舌帽，你没戴帽子，别人看不出我们是从乡下来的，就是流氓遇到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是本地人，不敢欺负我们。”父亲嘿嘿笑着说。我对父亲的机智敬佩不已，緊紧拉着他的手往前赶，平安到达亲戚家。
有一年，我家院里搭凉棚需要伐树。我用小砍砍（砍砍是指维吾尔族木匠劈木材用的一种工具）砍掉伐倒的大树上的树梢。砍一枝较粗的树梢时，因我力气不够，砍不断，就用右脚踩住大树用力砍下去。不料，砍砍没砍正树梢，反弹后砍到我小腿上……我啊了一声，就倒下去了。伤口不小，鲜血直流。父亲如飞般跑过来，抱起我就往村里的吾斯曼医生诊所跑去。“医生，医生……我儿……”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躺在父亲怀里，疼得有气无力。父亲奔跑时那短促的呼吸声，为我狂跳不止的心跳声和忧心的颤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父亲当时用行动表露的父子之爱铭记在我心里，见证父爱的伤口永远留在了我的小腿上……
村里有几家1960年代来支援边疆的汉族人，其中有一户康姓家庭刚来时，因无房可住，就住在我们家里，父亲对这家人照顾不少。后来分开住了，两家人仍来往不断。每逢节假日，他们一家人就来我们家拜访;过春节时，我们一家人也去他们家拜年。两家人有什么大事也相互商量，相互帮助，就像亲戚一样。他们家的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小女儿名叫康小迎，和我大姐从小玩到大，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要好的姐妹;他们家大儿子名叫康小强，与我父亲年龄相近，后来认我父亲为异族兄长，常常伴父亲左右，就像亲兄弟一样，对着我父亲一口一个“哥”地叫着。每当我们家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出现的人便是父亲的这个小弟。父亲外出游玩或办事都不忘带上这个小弟。两人一起玩，一起喝酒，无话不谈。康小强说维吾尔语非常流利，对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性格活泼开朗，能干勤快，是个助人为乐的乐天派、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他不仅能跳一般的维吾尔族舞蹈，而且擅长跳纳兹库姆舞。他和村里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结婚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康小强陪伴我父亲这个异族兄长，直至我父亲去世。
我父亲长期担任小队长，人们叫惯了他“斯地克小队长”。后来，因年事已高，爸爸主动退了，可村里人仍称我父亲为“斯地克小队长”。在1980年代初，父亲组织村民做好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优化种植结构改种葡萄，实施葡萄架改造，打机井改善灌溉条件，营建防护林以及解决好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父亲的积极参加促进了我村生产生活面貌的改善和提高，受到村民的好评和敬重。我父亲是个慷慨大方、眼光远大、做事周全、实话实说、坚持真理、性格开朗、热情好客的人。也因父亲这品格，父亲除了小队长的工作外，还要参与村民的婚丧嫁娶、借钱还款、家庭和邻里矛盾纠纷的调解，想办法解决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忙得不亦乐乎。说起“斯地克·巴克”，远近皆知。 父亲患心肌梗死，于六十三周岁就过世了。尽管我们四个孩子不辜负父母期望，从小认真学习，先后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成长为学以致用的人才，为父母增光添彩，使父母感到骄傲，然而，我们四个孩子孝敬父母的机会太少，孝敬父母的时间太短。当我们参加工作，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时，父母已相继离我们而去。当然，父母之恩是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然而，对我们子女而言，再无机会带父母看看发展繁荣的祖国各地，了解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享受发展进步的成果，使我们有无尽的遗憾……
父亲那代人友情观念很重，朋友间不图名利，彼此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相互陪伴，不离不弃。当年，父亲赶着毛驴车从胜金乡（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乡）去七泉湖镇（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镇）拉煤，不料车坏了走不动了，幸好，一户回族人家伸出援手，帮忙修好了车。此后，两家人就有了亲戚一样的来往。在胜金乡木头沟村，父亲有个从年轻时就要好的朋友木匠买买提，他的木工活儿远近有名。从我记事起，无论节假日还是我们家过红白喜事，他都来帮忙做事，从没缺席过。我们家所有的木制家具都是木匠买买提打的。家具做工精细，结实耐用，美观大方，处处表露出他精湛的手艺。当然，我们一家人也常去木匠买买提家，小辈们一起玩到大。我一直认为买买提木匠一家是我们的亲戚，长大后才得知他是父亲的朋友，是父亲胜似亲人的挚友。我们由衷地敬佩父亲的重友情感，两家小辈们至今也保持来往。回顾现今的社会，这种情深义重的友情真的很难得了。
父亲干农活儿不紧不慢，耐心细致。春季葡萄开墩后，父亲就用锃亮的铁锹整修葡萄灌水沟，把沟里的土一锹一锹地铲到沟兩边夯实。约干个半小时，他就停下来吸烟休息。趁着休息，他用犀利的眼神瞅瞅灌水沟是否整修笔直。烟吸完了，他又接着干起来，反复整修，直至把沟修得既干净又笔直。父亲整理葡萄藤蔓也一丝不苟，藤蔓摆放得像姑娘的四十条长辫，一条条地摆放，再用带子绑好，谁见了都会欣赏一番的。父亲用的砍土曼和铁锹始终保持锃光瓦亮，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们家是个和睦开明的家庭，父母订阅《塔里木》《新疆青年》《新疆日报》等报纸杂志，藏有《聊斋》《水浒传》等名著。我们家还是村里最先购置飞鸽牌自行车、燕舞牌录音机和金星牌电视机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村里人惊奇地来我家瞧这些新奇东西，和我们一起享受现代家电带来的便利。父母支持我们四个孩子读书，鼓励我们好好上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我们四个孩子也不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上大学上中专，没有一个落下，成为人人学习的榜样。
我从小喜欢读书，喜欢写诗。父母支持我发展兴趣，并做我最忠实的读者，认真倾听我朗读自己写的诗歌（尽管我当时写的东西根本不符合诗歌的要求），无论我写得怎样父母都不忘夸奖一番，鼓励我写得更多更好。上高中时，在父母和老师的鼓励下，我整理了写好的诗歌，投稿到报纸杂志，可是，一篇都没刊登出来。父母见此状况非常着急，瞧着我失望的样子比我还伤心。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拿着我的部分“作品”去了乌鲁木齐。父亲好不容易走进《乌鲁木齐晚报》编辑室，让编辑看了看我的作品。父亲带着编辑的意见回来说：“孩子，他们看了你的作品，说你写得好，继续努力，近期要刊登你的作品嘞。”当我热泪盈眶地走进文学界，成为一名用笔耕耘的人。担任刊物主编等职务后，我满心愧疚地认识到当年我写的那些作品，是根本是不符合报刊杂志出版要求的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编辑们不屑我那些“作品”，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父亲却没把儿子不成器的“作品”和纯洁的心灵一扔了之。或许，我并没有天赋，只有一丁点儿萌动的火花，父亲却费尽心思，把仅有的一丁点儿火花呵护起来，把它烧旺，变成了一堆篝火，成就了现在的我……在经济能力弱得可怜、社会并不发达、客运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像现在出国一样艰难，一个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带着自己儿子有可能被别人嗤之以鼻的作品，想尽办法去乌鲁木齐找编辑部投稿，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呀。正是父亲的勇气和精神造就了我—— 一个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事业、通过文学创作寻求快乐的人。父亲，是我生命中永恒的明灯。
责任编辑：李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