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帮助阎明复同志整理文档，看到了卢广绩先生1988年写给阎明复同志的一封书信。
　　卢广绩(1894年出生，1993年去世，辽宁海城人。出生中医世家，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15岁时入奉天官立第六高级小学堂读书，与周恩来同学。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张学良的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沈阳市副市长，民建辽宁省主任委员、辽宁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是阎明复同志的父亲阎宝航的同乡、同窗和挚友。阎宝航和卢广绩早年都是张学良的幕僚，20世纪20年代他们一起在奉天(今沈阳)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渗透；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流亡关内，奔走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呼吁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西安事变时，卢广绩任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张学良将军的秘书长，直接参与了事变，是逼蒋抗日八项主张的起草人之一。张学良将军被扣押后，卢广绩和阎宝航又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而多方活动。抗战时期他们在重庆一起领导东总的活动，抗战胜利后又一起回到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到北京任职，卢广绩则留在沈阳，虽不能常见面，但他们每逢出差都要安排时间一叙。在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文化大革命”期间，阎宝航被“四人帮”诬陷为“东北反党集团”成员，遭迫害致死；卢广绩同遭株连，被迫害致下肢瘫痪，但幸存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广绩得到平反，先后出任民建辽宁省主任委员和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阎宝航去世后，阎明复同志常惦记着父亲过去的一些老同事、老战友，更是倍加挂念卢广绩先生。党的十三大后，阎明复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辽宁省委统战部的同志到中央统战部谈工作时，阎明复多次向他们表示有机会出差到沈阳，一定要去看看卢广绩伯伯。卢广绩先生听到这一消息后，于1988年4月15日给阎明复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刘庆奎同志(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部长——作者注)从北京回沈阳。告我说你不久要来沈阳，当然可以会见；但觉得你现在在中央兼职这样多，工作这样繁忙，哪有时间来谈私人琐事呢?
　　我在前月因小病住医院，把我青年时期读过的袁枚的诗文集和书牍顺便抄录我所喜欢的三两篇短文，令秘书缮清附信内，希你在公余时能翻阅一过。都是文言，不清楚可请懂文言的同志为说明。
　　卢广绩先生在信中还谈及了他之所以选择这几篇短文的原因。当时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没能保持“戒骄戒躁，谨慎谦虚”等作风，以致党犯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认为身居高位的人也不容易彻底克服封建残余思想意识的影响，乃至铸成错误。
　　卢广绩先生在信的最后这样嘱咐、告诫阎明
　　复同志：
　　你今天已经是站在党和国家较高的地位的人了，时时事事能随时惊觉，能注意到这些地方，以周总理为最好的榜样，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以为何如。偶有所感，书此短文，作为面谈。不一定都有用处。
　　卢广绩先生随信寄来的这几篇古文，都附上了白话文译文。密密麻麻誊写了六七页，字字句句凝聚着长者的关切和挚爱，饱含着一位历经风霜砥砺的老前辈对革命事业后来人的希冀和嘱托。
　　卢广绩先生选择的第一篇古文是清代著名诗人、翰林大学士袁枚所撰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文定公神道碑》：
　　(乾隆)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习一弊疏》，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臣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见”、孔子“可以无大过”为喻。天子嘉纳之。迁刑部尚书。三年，转吏部尚书，总督直隶。
　　译文：乾隆今上元年，孙都御史上《三习一弊疏》。一般来说，身居高位的人，耳朵习惯于听阿谀奉承的话，而不喜欢直言；眼睛习惯于看柔和的，而不喜欢刚毅的；内心习惯于接受顺从的而不喜欢违抗的。自以为是之根若不拔除，则危机隐伏于细微之处，成势后将不可救药。以至黑白颠倒，东西易位。希望皇上时时事事常提醒自己，不能有自以为是之心。在此，引用周文王仰望“道”、追求“道”，而总觉没有见着“道”，孔子七十学《易》可以没有大的过失的故事作为比喻。皇上夸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这年孙嘉淦(由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晋升刑部尚书，三年后又转任吏部尚书，总督直隶。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清代著名谏臣。他的《三习一弊疏》被世人誉为“清朝第一奏折”。其主旨是讲：人君有“三习”(即上文中的“耳习”、“目习”、“心习”等语)，不可不慎戒。若“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即“喜小人而厌君子”。为帮人君剔除“三习一弊”恶疾，孙嘉淦还开了一剂药方，云：“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真正点中了清王朝人君的“死穴”，难怪乾隆如此赏识。然而，对今天为官的人来说，同样有一定警示作用。试想，一个身居领导岗位的人，如果周围整天簇拥着一群“小人”，还能成什么大事。
　　卢广绩先生选择的第二篇古文是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里《答奇中丞》中的两段文字：
　　从来天分高之人，则其心必虚。以颜子之天分，而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以诸葛孔明之天分，尔勤求启诲，孜孜不倦，此皆非貌为谦恭也，盖深知天下事理之无穷，而不能之者有益于能，少者之有益于多也。
　　枚阅世六十年，见一二巨公，其初天分非不高也，乃官稍尊则天分稍低；官愈尊则天分愈低。其故何也?南面而临，一言出口，千人唯唯。久之颐指气使，遂予圣自雄，而不自觉矣。
　　译文：从来天分高的人都是虚心的，以颜子天分之高，还能不耻下问，不以自己知识多自恃而求教于知识少的人。孔明的天分够高的了，但还是孜孜不倦，四处求教。这些都并非貌似谦恭，应该知道，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能力小的也会有益于能力大的；知识多的也能从知识少的那里获取益处。
　　我活了六十年，见过几个高官，他们初时天分不能说不高，但官稍大，天分就稍低；官越大。天分越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被尊为大官后，一言出口，众人都唯唯称是。时间长了。颐指气使，自以为英雄，于是天分不知不觉就降低了。
　　袁枚的这段话，本义是强调谦虚做人的原则，却附带揭示出一个“官职”与“天分”的悖论：官稍大天分就稍低，官越大天分就越低。
　　算来，五四运动已过去90年了，但却仍不能说封建官僚意识已经荡涤干净，“家长制”的余毒恐怕在有些为官者那里仍有市场。唯其如此，也就必然会繁殖出新的官场人身依附关系和仕途文化，营造出“一言出口，千人唯唯”的效应。为官者， 置身逢迎拍马、献媚讨好、歌功颂德此起彼伏的环境中，“天分”指数必然面临着考验。
　　卢广绩先生选择的第三篇古文是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中的《答惠瑶圃中丞》里的一段话：
　　枚尝谓人必有才也，而后能怜才，知音也，而后能识曲。周公之握发吐哺，岂貌为谦恭以博名誉哉?惟其多才多艺，无所不能，而后见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矣。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使夫子不能歌，则人虽善歌，与我何与?何必多此一反一和哉?惟其游艺功深，闻韶忘味，故虽沧浪孺子之歌，亦不觉沨沨入耳，而命小人识之矣。
　　译文：我常说，人必是自己有才，然后才能尊重人才，珍惜人才；自己懂音乐，才能识得曲子的优劣。周公待人诚恳，尊贤敬贤，为获得指教连洗发、吃饭都可以一再中止(据传周公洗发时，有贤士求见，周即挽发与之交谈，贤士走后继续洗发。又有人来，再挽发。如此再三。用餐时也如此，遇有贤士来，甚至会吐出已放进嘴里的饭菜，放下筷子)，虚心请教。故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说。难道他这是貌似谦恭，沽名钓誉吗?只有多才多艺。才能无所不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见到别人有一技之长时，便千方百计学到手，使自己也具有这样的本领。当年孔子与人歌唱，听到好的音乐时，便会恭恭敬敬地请人回来，向他学习，与他一道唱和。如果孔子不懂音乐，即使别人唱的是好歌，他怎么听得懂呢?与他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多此一举请人回来学而习之呢?只有知识面广，功底精深的人，才能如此一心一意地追求本领。只要真心想学，即使是民间俚曲，听起来也会觉得入耳，请弟子记下而学习其精华。
　　袁枚在这里讨论到的是为官者应具备的个人素养问题，他把个人的素质、功底与胸襟的开阔、知人善任的睿智联系在一起。
　　卢广绩先生选择的这三篇古文，由警觉“三习一弊”到讲“官职”与“天分”的悖论、重“素养”，内在逻辑关系层层递进。仔细品味，顿觉其思想之深邃，见地之卓然。
　　20多年来，阎明复同志一直把卢广绩先生的信札和这三篇古文抄本存放一起，视之为宝贝，并时常拿出来一读，自感这份嘱咐沉甸甸的分量。他常说，自己尽管在很多方面都努力了，但做得还很不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我们党来说乃是一项重要任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干部的警觉、天分和素养同样重要。我想，卢广绩先生选择的这三篇古文，对今天的干部也许会有所帮助。征得阎明复同志同意，将卢广绩先生的信及其所附几篇古文发表，与读者共飨。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