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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古今中外，在逆境中奋起抗争，在敌人威逼利诱下铁骨铮铮绝不低头的英雄，向来是被崇拜的对象。在法庭上，面对所谓的“审判”，拍案而起，昂首激辩，痛快鞭笞黑暗统治，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古巴革命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让大家津津乐道，引为经典。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概和极少公开审判有关，这类情形似乎少见。我因曾在张秀熟同志身边工作，听张老讲述并查阅到了一段足以和季米特洛夫、卡斯特罗的法庭辩论媲美的传奇故事。我觉得有必要将张秀熟这一震动山城重庆，令人荡气回肠的刑庭激辩介绍给国人。
张秀熟是1926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17年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已热衷阅读《新青年》，开始追求民主与科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把成都地区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他积极参加声援北京学生、声讨卖国政府、游行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数日后，运动波及全省，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张秀熟任理事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并通过斗争得到锻炼，思想逐步提高，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学说。高师毕业后，张秀熟到南充中学任教，这时，他还未加入党团，但四川党团创建人王右木在成都建团时，就把他作为团员对待。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王右木提到以张秀熟为骨干在南充建团。张秀熟不仅思想上越来越倾向共产主义，还自觉积极参加党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当党组织派人找他谈话，鼓励他入党时，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大事”，并考虑到自己自由散漫的习性，顾忌党铁的纪律约束，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严肃认真地进行反复思考，联系国家民族命运以及自己的经历，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光明大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毅然下定决心，向党组织表示坚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誓“参加党就要当一个真正的党员，一个铁汉”。1926年3月他由童庸生、刘愿庵（通用名为刘坚予）介绍入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重庆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省委主要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牺牲，省委遭破坏。接着蒋介石公开叛变，全国一片腥风血雨，革命处于低潮。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张秀熟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不顾环境的险恶，奋起战斗在蓉城。7月张秀熟任成都中共特支书记，10月任川西特委书记，11月被选为省委常委，调重庆省委工作。1928年4月省委书记刘愿庵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由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
代理省委书记才5个月，张秀熟就被捕。据他说，这次被捕“不是刘湘的军警有什么能耐，而是我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当军警闯入住宅捕人时，他心中首先想到的是，全省70多个特委、县委、特支和支部的通讯簿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幸好他早已作了准备，将通讯簿从保管员那里要来，用蝇头小楷抄写在几页很薄很小的纸条上，装在一个火柴盒里，并将原来的通讯簿销毁。火柴盒放在一个装杂物的藤包里，挂在墙壁上。张秀熟急中生智，对进屋搜查的副官说:“今晚，街上这么大的雨，我穿的是一双新鞋，新鞋很紧，要用鞋拔子才蹬得上脚，才好跟你们走。”经同意后，他就把藤包取下，把火柴盒捏在手里，假意用鞋拔蹬鞋子，用力捏碎火柴盒，一面大声咳嗽，故意到窗边吐痰，随手把手中的碎火柴盒连鼻涕一起抛向窗外的污水池子，保护了党的机密。省委机关虽遭到破坏，但全省70多个有通讯处的党组织得以保存。在狱中他鼓励和团结同志，战胜敌人的威逼利诱，自己则以已暴露的身份与敌人周旋，尽量掩护难友脱险，并写下遗书，作了牺牲的准备。
张秀熟在刑庭上的斗争，曾轰动山城。他在刑堂上凛然正气，驳得主审官王陵基（又被称为王灵官）瞠目结舌。当时的《新蜀报》用通栏标题《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作了长篇报道。王陵基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一军刘湘部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王陵基派兵屠杀集会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的革命群众，造成上千人伤亡。我很想找到《新蜀报》这篇报道，可惜年代久远，四处查找无着，只好请张老口述。他讲话缓慢又极有条理，很好记录，随笔记下就是一篇文理通顺的文章，下面就是我的记录。
我被捕是在1928年10月1日半夜，被押解到打枪坝王陵基的私人公馆里。当晚王陵基就对我作了所谓审问。他的大客厅里面坐满了人，他一开始就暴跳如雷，又拍桌子又打板凳。
大声吼道：张秀熟，你们天天叫喊阶级斗争，要打倒敌人，我就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我回答说：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就是要打倒敌人。不过，你还够不上什么最大的敌人。我们不说全世界，就说全国，蒋介石还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如果你也算是敌人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二个回合是公开审判。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关押期间，我们全案20多人，被关在两间大屋里，已互相商量，作好了准备，决定除我和团省委书记蔡明钊，因已被他们点名为党团书记，可以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其余的人要坚决不承认政治身份，大家还把如何对待审判的一些细节，都详细作了准备。大概半个月后，所谓的公开审判就开幕了。
共产党人在监狱中作准备，王陵基也在作准备。过去四川杀共产党人都是“黑办”或另加罪名，王陵基这次却要组织一次公开审判，硬要大张旗鼓杀几个人共产党来摆威风吓人。
这是四川第一次公开审判共产党人，观审者人山人海，有些是王陵基派人组织来观审助威的，更多的人是闻风而至，都想看看王陵基怎样公审共产党，也想看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人是啥模样。重庆各报也都派有记者参加。
审讯地点设在卫戍司令部大厅的一个半圆形的外廊上，廊下是一个大广场，广场上挤满了人。王陵基满以为这一次可以大大地揭露所谓共产党的罪行。但是那一天下来的结果，却适得其反。
究竟如何适得其反，张老还未来得及细谈。真是天从人愿！我竟在过去的报纸上查到了当时的记载。那是1928年10月19日、20日四川《国民公报》上连载的《重庆共案观审录》。送张老审阅后，他也感到非常惊喜，说基本符合事实。现抄录于下，正好衔接。
重庆共党观审录：
本报重庆十月四日特约快讯:此间军警当局联合破获共产党四川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各情曾志报前。卫戍部审讯共党详情，报章尚未披露，特将记者是日观审之种种，略记如次，以供留心该案者之参考。
…………
王氏审讯之结果，可值吾人注意，厥为张秀熟、池望秋、罗孝慈等数人之反志，不啻舌战王陵基，兹综合记如左:
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问，共产党主席张秀熟答。
问：你们是中央派来的吗？
答：是的。
问：你们四川的党员有若干？为什么不怕死而偏干暴动的工作？党员中组织如何？经费从何处来？
答：党员多得很，只要把现在的旧社会制度的组织看穿了，及明了了列宁主义的真相的人，当然不怕死，如像中华民国为什么偏要由专制时代而变成民主政体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及将来的目的，似乎也像国民党遇着了满清的官吏一样。组织一层，太复杂了，可以不必说。至于经费，完全自捐，无所谓津贴，但是有时候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我们的仇人，一切反动派的财产时，倒可以补助补助。
问：你们不是认为共产党是很对的吗？真不怕死么？
答：对与不对，我们才明白。哈哈，怕死么？老实说，死与不死，算不了一回事，只看目的能不能达到，并且我们的命，当然比不上你们的，但是孙中山先生创造了中华民国，受了好多危险，牺牲了若干党员的头颅，经过了好多的历程，共产党到中国来，不过数年而已，将来总有实现的一天……
王当即答以：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答：死是算我们很光荣的事，同时，不得不声明几句，须知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既未抢人、杀人，死罪从何说起？并以中国国民党隶属下之国民政府，最近颁布之惩治吾党条例，又无宣布死刑之必要。否则，你们亦不啻违反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旨。请问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你们为何不加以枪毙、监禁，同时并未听有相当反对的表示？
问：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是何人杀死的呢？
答：哪个叫戴至诚？我们委实不知。你们既然能指定是我们所作，请拿出证据来！据说他仅一人，关我们什么事？如通通把我们枪毙，心实不甘……
此时，王方舟已怒不可遏，大骂王八蛋不已，并谓，我偏要把你们脑壳割掉，你们有不依我的，可在鬼门关前等我云云。随将该党徒带铐收禁。
关于戴至诚之死，为发生本案之主因，得交代几句。戴至诚（号戴弁）是黄埔一期学生，由蒋介石派到四川与刘湘勾结，任刘湘二十一军政训处主任，一手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三”血案，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人，党内同志对戴切齿痛恨，由军委李鸣珂等人，于9月24日在重庆街头将戴击毙于青纱大轿里，事情做得干净利索。这一行动，震动了蒋介石和刘湘，蒋介石立即致电表示哀悼，同时下令刘湘一定要缉拿“真凶”，于是在重庆地区全城戒严大搜捕数日，抓了这20多人。
关于舌战的详情，《国民公报》记得比较简略，据张老回忆，王陵基之所以怒不可遏，大骂王八蛋不已，还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问：你们为什么造反？要搞暴动？
答：我倒要问，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
问：你是啥意思？
答：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17年，但是你们的田赋预征到了民国56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不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这段话，正戳在军阀们的痛处，王陵基怎能不暴跳。只是当时的报纸是不便也不敢披露而已。
平时少言慢语的张秀熟，这天却口若悬河，越驳越上劲。王陵基一看全场观审者屏声静听，连站岗助威的士兵也听得入神，原想趁机揭露共产党，那天却招招不灵，反被对方占了上风，直气得脸青面黑，破口大骂起来，不免有失体面。最后只得甩两下袖子下台，草草收场。
王陵基吼是吼得凶，可一个脑壳也没敢割掉，只得全案移交法院。其原因有二：一是在这次公开审判前，恰好国民政府颁布了《处治异党治罪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一类案件，不再由军法审判，而改由法院审理定罪”。还规定“在暴动中被捕的暴动者处以死刑，其他一律处以徒刑”。二是本案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声援，特别是教育界营救的快邮代电如雪片飞来，省内不少有影响的人士也向刘湘施加压力，四川军政界甚至刘湘军队内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得全案移交法院审理。
移交法院后，重庆有名的大律师熊福田自愿为全案辩护。熊福田早年参加过反清、反袁斗争，是同盟会会员，有很丰富的办案经验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详细研究了有关案卷与材料，并亲自与20多名涉案者谈话，作了充分准备。法院公审时，旁听者、观审者也如潮涌，据说达3000人以上。熊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一个半钟头的雄辩，认为不能构成“危害国民罪”。最后法院只能判决张秀熟有期徒刑10年，其余的人有的判刑，甚至有三人当场获释。法院判决不久，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全国实行大赦，张秀熟由10年徒刑减为6年。到1934年刑满，刘湘对张秀熟仍不放心，暗中通知不准释放，押送反省院继续收禁。直到1936年10月，党中央派张曙时到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与刘湘取得联系后，张秀熟才被释放。
出狱后，张秀熟未找到党的组织。他不知道四川的党组织至1935年已被破坏殆尽。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经党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同意他进入川军，为国共合作抗日作准备。他就全力以赴投入促进川军出川抗战的工作。1938年春中共川西特委成立统战部，张曙时任统战部部长，统战部内设上层统战工作机构，由罗世文、张曙时、张秀熟三人组成。从此，张秀熟在川西地区长期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解放初期，由于张秀熟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又坐过监牢，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停止了他的党籍。他并无怨言，也未灰心丧气，仍然以共产党员的要求，勤勤恳恳工作。正如他在入党回忆中所说:“在长达六十年多年的艰苦斗争中，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即使遭到挫折，受到磨难，我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从未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对于党籍问题，他坚定地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处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郑重地向党提出申诉。经过党的认真审查和对他长期的考验，经中央批准，从1926年3月起，恢复他的党籍。80多岁的张老，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张老对信仰的执著，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使我特别感动。记得恢复他党籍的那一年，我正在他身边工作，一次我去向他汇报工作。谈完工作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给你看一个文件”。他解开对襟，从贴身的衬衣里，摸出一方用新手帕方方正正包裹的文件。我很惊奇什么文件这么重要，竟放在贴身的衣袋里。他慢慢地揭开手帕的一角，递到我手上，我发觉他的手有些颤抖，文件也随之在他手中微微抖动。这非比寻常，我忙接过一看，原来是恢复他党籍的通知，我的血液也加快了流动，不禁失声地欢叫道:“太好了！”只见他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带笑的眼睛更加细长。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人在大喜大悲的时刻，往往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在我回家的路上，他那虔诚的眼神、激动而颤抖的手，一直使我心灵震撼。解放初期，他被劝退出党。一个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一旦被迫离开党的队伍，其情何堪，不言而喻。但他从无怨言，仍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和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一经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光明大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就义无反顾，终身不渝。
张老在93岁时，写有一首咏颂风竹的诗:“一竿袅袅气凌空，四面风来我挺中。中空自是无穷力，愈是狂飙我愈中。”古人云：诗言志，这正表达了张老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情操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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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熟是1926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17年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已热衷阅读《新青年》，开始追求民主与科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把成都地区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他积极参加声援北京学生、声讨卖国政府、游行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数日后，运动波及全省，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张秀熟任理事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并通过斗争得到锻炼，思想逐步提高，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学说。高师毕业后，张秀熟到南充中学任教，这时，他还未加入党团，但四川党团创建人王右木在成都建团时，就把他作为团员对待。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王右木提到以张秀熟为骨干在南充建团。张秀熟不仅思想上越来越倾向共产主义，还自觉积极参加党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当党组织派人找他谈话，鼓励他入党时，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大事”，并考虑到自己自由散漫的习性，顾忌党铁的纪律约束，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严肃认真地进行反复思考，联系国家民族命运以及自己的经历，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光明大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毅然下定决心，向党组织表示坚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誓“参加党就要当一个真正的党员，一个铁汉”。1926年3月他由童庸生、刘愿庵（通用名为刘坚予）介绍入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重庆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省委主要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牺牲，省委遭破坏。接着蒋介石公开叛变，全国一片腥风血雨，革命处于低潮。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张秀熟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不顾环境的险恶，奋起战斗在蓉城。7月张秀熟任成都中共特支书记，10月任川西特委书记，11月被选为省委常委，调重庆省委工作。1928年4月省委书记刘愿庵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由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
代理省委书记才5个月，张秀熟就被捕。据他说，这次被捕“不是刘湘的军警有什么能耐，而是我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当军警闯入住宅捕人时，他心中首先想到的是，全省70多个特委、县委、特支和支部的通讯簿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幸好他早已作了准备，将通讯簿从保管员那里要来，用蝇头小楷抄写在几页很薄很小的纸条上，装在一个火柴盒里，并将原来的通讯簿销毁。火柴盒放在一个装杂物的藤包里，挂在墙壁上。张秀熟急中生智，对进屋搜查的副官说:“今晚，街上这么大的雨，我穿的是一双新鞋，新鞋很紧，要用鞋拔子才蹬得上脚，才好跟你们走。”经同意后，他就把藤包取下，把火柴盒捏在手里，假意用鞋拔蹬鞋子，用力捏碎火柴盒，一面大声咳嗽，故意到窗边吐痰，随手把手中的碎火柴盒连鼻涕一起抛向窗外的污水池子，保护了党的机密。省委机关虽遭到破坏，但全省70多个有通讯处的党组织得以保存。在狱中他鼓励和团结同志，战胜敌人的威逼利诱，自己则以已暴露的身份与敌人周旋，尽量掩护难友脱险，并写下遗书，作了牺牲的准备。
张秀熟在刑庭上的斗争，曾轰动山城。他在刑堂上凛然正气，驳得主审官王陵基（又被称为王灵官）瞠目结舌。当时的《新蜀报》用通栏标题《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作了长篇报道。王陵基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一军刘湘部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王陵基派兵屠杀集会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的革命群众，造成上千人伤亡。我很想找到《新蜀报》这篇报道，可惜年代久远，四处查找无着，只好请张老口述。他讲话缓慢又极有条理，很好记录，随笔记下就是一篇文理通顺的文章，下面就是我的记录。
我被捕是在1928年10月1日半夜，被押解到打枪坝王陵基的私人公馆里。当晚王陵基就对我作了所谓审问。他的大客厅里面坐满了人，他一开始就暴跳如雷，又拍桌子又打板凳。
大声吼道：张秀熟，你们天天叫喊阶级斗争，要打倒敌人，我就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我回答说：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就是要打倒敌人。不过，你还够不上什么最大的敌人。我们不说全世界，就说全国，蒋介石还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如果你也算是敌人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二个回合是公开审判。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关押期间，我们全案20多人，被关在两间大屋里，已互相商量，作好了准备，决定除我和团省委书记蔡明钊，因已被他们点名为党团书记，可以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其余的人要坚决不承认政治身份，大家还把如何对待审判的一些细节，都详细作了准备。大概半个月后，所谓的公开审判就开幕了。
共产党人在监狱中作准备，王陵基也在作准备。过去四川杀共产党人都是“黑办”或另加罪名，王陵基这次却要组织一次公开审判，硬要大张旗鼓杀几个人共产党来摆威风吓人。
这是四川第一次公开审判共产党人，观审者人山人海，有些是王陵基派人组织来观审助威的，更多的人是闻风而至，都想看看王陵基怎样公审共产党，也想看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人是啥模样。重庆各报也都派有记者参加。
审讯地点设在卫戍司令部大厅的一个半圆形的外廊上，廊下是一个大广场，广场上挤满了人。王陵基满以为这一次可以大大地揭露所谓共产党的罪行。但是那一天下来的结果，却适得其反。
究竟如何适得其反，张老还未来得及细谈。真是天从人愿！我竟在过去的报纸上查到了当时的记载。那是1928年10月19日、20日四川《国民公报》上连载的《重庆共案观审录》。送张老审阅后，他也感到非常惊喜，说基本符合事实。现抄录于下，正好衔接。
重庆共党观审录：
本报重庆十月四日特约快讯:此间军警当局联合破获共产党四川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各情曾志报前。卫戍部审讯共党详情，报章尚未披露，特将记者是日观审之种种，略记如次，以供留心该案者之参考。
…………
王氏审讯之结果，可值吾人注意，厥为张秀熟、池望秋、罗孝慈等数人之反志，不啻舌战王陵基，兹综合记如左:
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问，共产党主席张秀熟答。
问：你们是中央派来的吗？
答：是的。
问：你们四川的党员有若干？为什么不怕死而偏干暴动的工作？党员中组织如何？经费从何处来？
答：党员多得很，只要把现在的旧社会制度的组织看穿了，及明了了列宁主义的真相的人，当然不怕死，如像中华民国为什么偏要由专制时代而变成民主政体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及将来的目的，似乎也像国民党遇着了满清的官吏一样。组织一层，太复杂了，可以不必说。至于经费，完全自捐，无所谓津贴，但是有时候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我们的仇人，一切反动派的财产时，倒可以补助补助。
问：你们不是认为共产党是很对的吗？真不怕死么？
答：对与不对，我们才明白。哈哈，怕死么？老实说，死与不死，算不了一回事，只看目的能不能达到，并且我们的命，当然比不上你们的，但是孙中山先生创造了中华民国，受了好多危险，牺牲了若干党员的头颅，经过了好多的历程，共产党到中国来，不过数年而已，将来总有实现的一天……
王当即答以：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答：死是算我们很光荣的事，同时，不得不声明几句，须知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既未抢人、杀人，死罪从何说起？并以中国国民党隶属下之国民政府，最近颁布之惩治吾党条例，又无宣布死刑之必要。否则，你们亦不啻违反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旨。请问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你们为何不加以枪毙、监禁，同时并未听有相当反对的表示？
问：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是何人杀死的呢？
答：哪个叫戴至诚？我们委实不知。你们既然能指定是我们所作，请拿出证据来！据说他仅一人，关我们什么事？如通通把我们枪毙，心实不甘……
此时，王方舟已怒不可遏，大骂王八蛋不已，并谓，我偏要把你们脑壳割掉，你们有不依我的，可在鬼门关前等我云云。随将该党徒带铐收禁。
关于戴至诚之死，为发生本案之主因，得交代几句。戴至诚（号戴弁）是黄埔一期学生，由蒋介石派到四川与刘湘勾结，任刘湘二十一军政训处主任，一手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三”血案，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人，党内同志对戴切齿痛恨，由军委李鸣珂等人，于9月24日在重庆街头将戴击毙于青纱大轿里，事情做得干净利索。这一行动，震动了蒋介石和刘湘，蒋介石立即致电表示哀悼，同时下令刘湘一定要缉拿“真凶”，于是在重庆地区全城戒严大搜捕数日，抓了这20多人。
关于舌战的详情，《国民公报》记得比较简略，据张老回忆，王陵基之所以怒不可遏，大骂王八蛋不已，还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问：你们为什么造反？要搞暴动？
答：我倒要问，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
问：你是啥意思？
答：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17年，但是你们的田赋预征到了民国56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不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这段话，正戳在军阀们的痛处，王陵基怎能不暴跳。只是当时的报纸是不便也不敢披露而已。
平时少言慢语的张秀熟，这天却口若悬河，越驳越上劲。王陵基一看全场观审者屏声静听，连站岗助威的士兵也听得入神，原想趁机揭露共产党，那天却招招不灵，反被对方占了上风，直气得脸青面黑，破口大骂起来，不免有失体面。最后只得甩两下袖子下台，草草收场。
王陵基吼是吼得凶，可一个脑壳也没敢割掉，只得全案移交法院。其原因有二：一是在这次公开审判前，恰好国民政府颁布了《处治异党治罪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一类案件，不再由军法审判，而改由法院审理定罪”。还规定“在暴动中被捕的暴动者处以死刑，其他一律处以徒刑”。二是本案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声援，特别是教育界营救的快邮代电如雪片飞来，省内不少有影响的人士也向刘湘施加压力，四川军政界甚至刘湘军队内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得全案移交法院审理。
移交法院后，重庆有名的大律师熊福田自愿为全案辩护。熊福田早年参加过反清、反袁斗争，是同盟会会员，有很丰富的办案经验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详细研究了有关案卷与材料，并亲自与20多名涉案者谈话，作了充分准备。法院公审时，旁听者、观审者也如潮涌，据说达3000人以上。熊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一个半钟头的雄辩，认为不能构成“危害国民罪”。最后法院只能判决张秀熟有期徒刑10年，其余的人有的判刑，甚至有三人当场获释。法院判决不久，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全国实行大赦，张秀熟由10年徒刑减为6年。到1934年刑满，刘湘对张秀熟仍不放心，暗中通知不准释放，押送反省院继续收禁。直到1936年10月，党中央派张曙时到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与刘湘取得联系后，张秀熟才被释放。
出狱后，张秀熟未找到党的组织。他不知道四川的党组织至1935年已被破坏殆尽。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经党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同意他进入川军，为国共合作抗日作准备。他就全力以赴投入促进川军出川抗战的工作。1938年春中共川西特委成立统战部，张曙时任统战部部长，统战部内设上层统战工作机构，由罗世文、张曙时、张秀熟三人组成。从此，张秀熟在川西地区长期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解放初期，由于张秀熟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又坐过监牢，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停止了他的党籍。他并无怨言，也未灰心丧气，仍然以共产党员的要求，勤勤恳恳工作。正如他在入党回忆中所说:“在长达六十年多年的艰苦斗争中，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即使遭到挫折，受到磨难，我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从未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对于党籍问题，他坚定地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处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郑重地向党提出申诉。经过党的认真审查和对他长期的考验，经中央批准，从1926年3月起，恢复他的党籍。80多岁的张老，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张老对信仰的执著，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使我特别感动。记得恢复他党籍的那一年，我正在他身边工作，一次我去向他汇报工作。谈完工作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给你看一个文件”。他解开对襟，从贴身的衬衣里，摸出一方用新手帕方方正正包裹的文件。我很惊奇什么文件这么重要，竟放在贴身的衣袋里。他慢慢地揭开手帕的一角，递到我手上，我发觉他的手有些颤抖，文件也随之在他手中微微抖动。这非比寻常，我忙接过一看，原来是恢复他党籍的通知，我的血液也加快了流动，不禁失声地欢叫道:“太好了！”只见他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带笑的眼睛更加细长。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人在大喜大悲的时刻，往往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在我回家的路上，他那虔诚的眼神、激动而颤抖的手，一直使我心灵震撼。解放初期，他被劝退出党。一个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一旦被迫离开党的队伍，其情何堪，不言而喻。但他从无怨言，仍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和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一经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光明大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就义无反顾，终身不渝。
张老在93岁时，写有一首咏颂风竹的诗:“一竿袅袅气凌空，四面风来我挺中。中空自是无穷力，愈是狂飙我愈中。”古人云：诗言志，这正表达了张老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情操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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