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人戏称最近的市场走势是“打脸行情”,因为根据市场短期的交易特征去做判断,极可能短期看错。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建议是“看长做短”,即多去捕捉市场长期预期的变化,而不是只关注短期股市图形——下半年市场最关注的长期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一个是改革和转型的方向问题。
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已经得到极大修复,而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和转型的预期变化,“供给侧改革”值得重点关注。
“供给侧改革”看似是新名词,但其实2014年以来的政策导向就已经在不断实践“供给学派”的措施。在本届政府之前,监管层对经济的调控思路主要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端调控,当经济比较疲弱时,往往通过加大基建投资、放开地产销售限制、鼓励汽车家电消费等方式去刺激需求。但是本轮中国经济回落周期中,由于国内传统需求市场已经面临饱和,继续采用需求端刺激的方式已经很难起到明显的效果。因此,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思路转向了“供给学派”——该学派强调通过刺激供给、提升供给效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各项政策来看,“习李新政”的很多核心内容都和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新政”有相似之处(在历史上,“供给学派”最成功的实践便是美国的“里根新政”)。“供给侧改革”将是解决中国中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随着“供给侧改革”向深水区推动,目前出现了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保增长的矛盾、大规模减税和国家债务的矛盾。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但当前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这和短期的“保增长”政策是矛盾的。在中国社会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了33%,而在制造业投资中,代表传统产业的重化工业又占了64%。试想一下,如果要让体量如此庞大的重化工业收缩产能,势必会对中国社会总投资形成极大冲击,要保证每年6.5%的GDP增长是不可能完成的(总投资占了GDP的46%)。所以,我们对“供给侧改革”理解就是,要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加大新兴产业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看到传统行业出现明显的供给收缩信号时,才能保证有充分的资源从传统行业中挤压出来并流向新兴产业,同时传统行业也会因为供给端的收缩而实现供需结构的优化。未来的政策导向更可能出现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左右摇摆状态,这不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者对中长期转型和改革深化的预期。
“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是减税,减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行国债,但这需要相当大的债券市场容纳空间才行,须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实力的提升,这是一个长期且充满反复的过程,短期难以实现。“里根新政”时期,大幅下调了税率,而中国目前的税制改革还仅涉及“营改增”试点的扩大。为什么国内在“税改”层面的进度最为缓慢呢?关键是考虑了财政的压力。在“里根新政”初期,曾经由于大规模减税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而就中国国情来看,“强政府”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强财政”,一旦对财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约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进。
美国当时是怎么解决减税后“弱财政”问题的?靠的是不断增发国债来扩大财政赤字,但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如果只是面向国内市场发行国债的话,市场容纳空间有限;而如果面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国债,又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且全球对中国国债的需求规模还取决于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信心。总的来说,短期内要看到国内大规模减税和大幅扩大财政赤字仍然存在难度。
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已经得到极大修复,而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和转型的预期变化,“供给侧改革”值得重点关注。
“供给侧改革”看似是新名词,但其实2014年以来的政策导向就已经在不断实践“供给学派”的措施。在本届政府之前,监管层对经济的调控思路主要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端调控,当经济比较疲弱时,往往通过加大基建投资、放开地产销售限制、鼓励汽车家电消费等方式去刺激需求。但是本轮中国经济回落周期中,由于国内传统需求市场已经面临饱和,继续采用需求端刺激的方式已经很难起到明显的效果。因此,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思路转向了“供给学派”——该学派强调通过刺激供给、提升供给效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各项政策来看,“习李新政”的很多核心内容都和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新政”有相似之处(在历史上,“供给学派”最成功的实践便是美国的“里根新政”)。“供给侧改革”将是解决中国中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随着“供给侧改革”向深水区推动,目前出现了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保增长的矛盾、大规模减税和国家债务的矛盾。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但当前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这和短期的“保增长”政策是矛盾的。在中国社会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了33%,而在制造业投资中,代表传统产业的重化工业又占了64%。试想一下,如果要让体量如此庞大的重化工业收缩产能,势必会对中国社会总投资形成极大冲击,要保证每年6.5%的GDP增长是不可能完成的(总投资占了GDP的46%)。所以,我们对“供给侧改革”理解就是,要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加大新兴产业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看到传统行业出现明显的供给收缩信号时,才能保证有充分的资源从传统行业中挤压出来并流向新兴产业,同时传统行业也会因为供给端的收缩而实现供需结构的优化。未来的政策导向更可能出现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左右摇摆状态,这不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者对中长期转型和改革深化的预期。
“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是减税,减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行国债,但这需要相当大的债券市场容纳空间才行,须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实力的提升,这是一个长期且充满反复的过程,短期难以实现。“里根新政”时期,大幅下调了税率,而中国目前的税制改革还仅涉及“营改增”试点的扩大。为什么国内在“税改”层面的进度最为缓慢呢?关键是考虑了财政的压力。在“里根新政”初期,曾经由于大规模减税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而就中国国情来看,“强政府”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强财政”,一旦对财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约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进。
美国当时是怎么解决减税后“弱财政”问题的?靠的是不断增发国债来扩大财政赤字,但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如果只是面向国内市场发行国债的话,市场容纳空间有限;而如果面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国债,又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且全球对中国国债的需求规模还取决于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信心。总的来说,短期内要看到国内大规模减税和大幅扩大财政赤字仍然存在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