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哈尔滨有个澡堂师傅李彦青，因为把曹锟的背擦得很爽，最终混上了总统府庶务长，成功地穿越脏兮兮的浴巾，进入上流社会。今人只知擦鞋，却不晓得隔着皮革蹭来蹭去早已过时，若想进入金光大道，还是肉体摩擦来得见效。话说李师傅用毛巾搓出一条直达天庭的泥路后，甚拽，连仆人都拽，冯玉祥率军杀入京城时直扑曹锟，有人拂晓急电李公馆报信说十万火急，仆人骂曰李六爷刚睡下，就算杀头的事也要等天明再说。几分钟后冯军破门，李被处决—果然是杀头的事，果然是天亮说分手，脑壳和身子分手。
　　紧要之言多半逆耳，多半不择时辰。做过报纸的人皆知，剜醒梦境的深夜电话最凶险，那定然是排版出了大差错，令印刷厂的机器硬生生停了下来。我在若干年里都逃脱不了这种梦魇，以至于每次在长夜里听到手机响就会跳起来。不过后来把我从深夜睡眠里拽起的电话，不是叫我去喝酒的，就是问我要不要借高利贷的，对此我亦高度重视，盖因朔风雪夜里有三两个可以喝酒的朋友，无米下锅时有一个可借高利贷的去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何时何地向何人说何话，据说是桩大学问。上世纪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学堂里写了篇搞笑作业《饭桶先生》，被国文老师认为影射，开除出校。陶菊隐辗转于长沙各学校，均被拒收，后来他无奈之下只好去做记者。这说明民国时期做记者的门槛相当之低，既不查验文凭，也不查禁有偿新闻—邵飘萍就没少拿军阀的红包，不过他照骂军阀毫不留情，似乎亦不算违反新闻操守，至于邵氏时常逛窑子，权且认为是记者暗访的始祖吧。
　　我年少时张狂无忌，虽不至吃别人家婴儿满月酒时说“此孩终有一天会死”，但夹枪带棒的话也没少说，都是中了鲁迅的毒。愈向岁月深处，愈变得寡言木讷，不爱当毒舌，亦不喜说诤言。前不久给出版社交付书稿，我把早年的毒辣篇目或章节删去不少，人到中年，不单在床笫上不爱捅人，在平地上也不爱捅人了，我又不是杨佳。
　　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叫解缙的人，到一个叫朱元璋的私营企业主那里应聘，在招聘考试中名列前茅，朱老板拍他肩膀说：当知无不言。解缙于是跟打了鸡血一般，写什么《太平十策》，仿佛那江山是自己的，终于被朱老板下调了行政级别。后来朱棣当了CEO，解缙又对企业的CFO、COO诸人一路辣舌评点，甚至对未来的CEO候选人滥发评论，最终被公司里的保安—亦即锦衣卫，先打成了猪头，再剥成了光猪，丢到雪地里制成冻肉。须知世间有三桩舌尖之事最是犯忌：在和尚面前提飘柔；在妓女面前说鳝血；在皇帝面前玩死谏。
　　只是这人类之舌，终究是锁不住的。造物主赐我们一条猪舌，除了品味、接吻、舔屁沟等功能外，还让我们可以说点想说的话。刚才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个著名生意人跟他的合作伙伴私奔了，还在微博上向全世界宣布，还创作了一首《私奔之歌》。他似乎并不忌惮震撼所有认识他们的人。这记叫床般的惊雷，或者说惊雷般的叫床，唤醒了所有老男人的少时梦想。谁不想在月圆之夜携红拂越过山岗？但没哪个男人敢伸出舌苔，大声告诉这个世界“我要私奔”，因为身边的黄脸婆会喝农药，每念及此，我们只好默默系上围裙，继续做一个厨男，把所有的豪言和柔情，留到下辈子，再与那个守候于夜半街角、挽着包袱痴望的黑丝姘头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