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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即位之初，年少的明宪宗便通过“王纶案”，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安抚了以李贤为首的外朝官员，和司礼太监牛玉为代表的内廷势力达成妥协，还借机控制了锦衣卫，将自己纯熟老道的权谋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大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关键词：王纶案；明宪宗；权谋
作者简介：王超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3
一、“王纶案”始末
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此时，王纶官居东宫典玺局局丞。依明朝内廷官制，东宫有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1]32。六局中，典玺局不仅排在首位，且“惟典玺局增设纪事、奉御”[2]1825，可知其为东宫内廷机构中最紧要之部门。东宫六局“各设局郎一人，正五品，局丞二人，从五品”[2]1825，亦可知王纶在东宫内侍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自己在皇帝“潜邸”中的显赫地位，在宪宗即位之后，在东宫时便“颇见幸”[3]243的王纶更是满心以为自己“以次当柄用”[4]169，本就以“专擅”著称的他，行事愈发骄肆无忌，“一时群小希进用者多与交通”[5]29。
另一方面，正统年间“尝奉命教内书馆”[5]29的翰林侍读学士钱溥不肯满足于现状，尤其是当发现自己以前的学生王纶“以次当柄用”之后，“浮躁嗜进”[6]806的他更是“有入阁觊”[7]1755，便想尽办法与王纶取得联系。当时，“尚宝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读馆中，相亲昵”，与钱溥和王纶的关系都很好。钱溥便通过朱奎“通纶于禁中”，与王纶取得了联系。面对钱溥的投怀送抱，王纶也是欣然接受，“因偕奎造溥家，执弟子礼坐，溥上坐，饮至晡而去。”[5]29
与钱溥比邻而居的是内阁大学士陈文，两人关系很好。钱溥曾在内书馆“教内侍书”，其学生“后多显者”。这些宦官学生在显达之后，时常到钱溥宅上谢师，“内侍每来谒，溥必邀文共饮”[6]806。但在英宗病重后，王纶来钱宅拜谒之时，钱溥却一反常态，并未邀请陈文。陈文心中起疑，“乃使人微诇之”。王纶来时扈从众多，“诇者杂其中，伦（应为“纶”之误——笔者注）以为溥使，溥又以为伦使，两不疑也。”[8]106陈文由此探听到了王纶、钱溥此次“密谈”的内容：纶言：“帝不豫，东宫纳妃，如何？”溥谓：“当奉遗诏行事。”[2]4521
英宗驾崩之后，依照惯例，遗诏当由内阁首辅李贤草拟。但当李贤准备据笔草诏之时，一旁的陈文却突然“起夺其笔曰：‘无庸，已有草者。’”陈文随即将明显已被他改编过的“钱、王密谈”的内容告知李贤：“溥、纶定计，欲以溥代贤，而以兵部侍郎韩雍代尚书马昂。”[9]1049而在此之前，朱奎曾“持晋州知州邹和所馈纶书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遗诏也。”[7]1755两相重合之下，李贤对陈文之言信以为真，勃然大怒的他立即向宪宗“发其事”[9]1049。
由于深信自己会被新皇帝重用，王纶为人行事愈加放肆。在英宗大殓之时，王纶甚至敢破坏礼制，在衰服之外“袭貂裘”，这令宪宗极为不满，“见而恶之”。英宗晏驾，对于许多内侍而言，不啻于一场噩耗。因为这意味着内廷机构中势必会有一场权力的重新洗牌。英宗朝的司礼监太监牛玉便是担忧者之一。英宗去世之后，牛玉深恐王纶上台之后会“轧己”，所以在获悉宪宗对王纶有恶感之后，牛玉“因数其过恶，劝上执下狱”[7]1755。与此同时，牛玉的侄子春坊赞善牛纶及与之相善的中允刘珝由于“俱忤溥”[10]152，也担心王纶、钱溥在被新皇帝重用之后会于己不利，乃“构之”[7]1755，牛玉则暗中“嗾人发其交通事”[5]29。
在外朝、内廷皆有反对者，自己又对王纶深感厌恶的情况下，正月二十九日，宪宗遂下诏逮捕王纶，“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拟斩，以赦例，特从轻典。纶降内使，南京闲住；溥降顺德知县，奎盐运副提举，和云南澜沧卫经历。”除此之外，“凡平日与纶交通者，因纶词供及，皆降调外任。于是兵部右侍郎韩雍降浙江左参政，顺天府尹王福降两浙盐运使，治中丘晟调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左参议赵昂瑞州府同知，南宁伯毛荣、都督马良谪广西，都督冯宗、刘聚谪广东，各听本处总兵官调遣杀贼。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同知门达，指挥同知郭英、陈纲，指挥佥事吕贵，俱调贵州边卫：达都匀，英安南，纲赤水，贵平越，皆带俸差操云。”[5]29-30后来，因门达心怀“怨望”，“复下狱论死，籍其赀万计”[10]152。门达“后贷死，戍广西南丹卫”[9]1050，此事才算告一段落，是为“王纶案”。
二、宪宗制造“王纶案”的目的
“王纶案”爆发之时，距离宪宗即位還不到十天，帝位根基并不算稳固，正处于“中外危疑”[8]106之时。但宪宗偏偏敢于在此时兴起大狱，黜落一大批文武官员，一方面说明宪宗此时已获得了以李贤、牛玉为代表的外朝与内廷高层的支持，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案背后大有深意，值得宪宗涉险为之。结合史料分析，宪宗制造“王纶案”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塑自己的形象
对于宪宗，朝野不可谓不熟知。毕竟作为一个拥有“再锡名，三膺册，一为亲王，再正青宫”[7]283这样传奇经历的皇帝，不知名是不可能的。可尽管名声在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继位之初，朝野上下对于宪宗的能力其实是有所怀疑的。关于这点，史书上有个很有名的事件可以说明：
“先是上（明英宗）卧疾文华殿，有间东宫于上者，上颇惑之，密告大学士李贤，贤顿首伏地曰：“此大事，愿陛下三思！”上曰：“然则必然传位太子乎？”贤又顿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皇太子至。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谢，抱上足泣，上亦泣。谗竟不行。”[9]1048
连亲生父亲都对宪宗疑虑重重，怀疑其能力，稍有人“间之”便意图易储，则满朝文武对这位少年天子抱持何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象了。在此情形之下，尽快树立自己的权威，便成了宪宗的当务之急。而恰在此时，“王纶案”爆发，给了宪宗一个重塑自己形象的绝佳机会。 在当时的诸多宦官中，王纶虽非资历最老、职位最高者，却由于久事东宫，又处在典玺局局丞这样的关键位置，所以朝野内外对于王纶即将被重用是深信不疑的。对此情况，相信宪宗也是心知肚明。但宪宗依旧敢于拿王纶开刀，打破成例，意在向世人展示其铁腕冷峻的一面。在“中外危疑”、人心未定的大背景下，最高统治者展现其冷峻铁腕的一面，是有利于稳定人心的。
2.安抚李贤等外朝官员
在英宗去世、新皇登基的背景之下，对于能否获得宪宗的信任与重用，即便是在易储风波中力保其位的李贤，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把握。在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之后，李贤备受信任，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2]4677。但在天顺末年，掌锦衣卫事的门达却备极宠信，“至与大学士李贤等”[11]975。“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2]7880-7881由此，李贤遭遇信任危机。在英宗对李贤将信将疑之际，门达又借整治“恃帝旧恩”[2]7880不肯屈从自己的锦衣卫都指挥袁彬之机，指使人诬告李贤。英宗果然生疑，“为达集群臣公鞫，呼李贤至”[11]975，若非诬告者翻供，李贤亦恐难免牢狱之灾。
曾经对自己无比信任的英宗都起过疑心，那与自己打交道更少的宪宗将自己抛弃也并非意外之事。正是基于对李贤心理的细致揣测，陈文才敢擅自篡改所谓的“钱、王密谋”，而对自己前途惊疑不定的李贤也果如陈文所料，丝毫不加详查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宪宗，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稳重与审慎。
对于李贤的这些情况，“笃于任人”[2]181的宪宗无疑是清楚的。在自己甫登大位、根基不稳的情况下，对于极有威望的李贤，宪宗是必须要倚重的。另一方面，当父亲英宗意图易储之时，若非李贤一力坚持，宪宗之位极有可能不保。因而无论于公于私，宪宗都需要向李贤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自己的信任，将对李贤有威胁的钱溥贬官，便是绝佳的示好机会。
除此之外，“王纶案”余烬未熄，宪宗便下诏“晋阁臣李贤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9]1050安抚之意显而易见。而当门达余孽投匿名书威胁李贤、李贤乞罢之时，宪宗又立刻温旨“慰留”之[2]4677。当年三月又听从李贤等人的建议，毁掉了极具象征意味、由门达增设的“锦衣卫新狱”[9]1052，以接连不断的诚意与措施，对以李贤为代表的外朝官员最大程度上予以安抚。
3.向牛玉等内廷势力妥协
天顺年间，牛玉权势显赫，不仅为“司礼监太监”[3]243，又能在英宗临终之前，有资格“执笔”记录遗诏，其在内廷的地位非同小可。不过在英宗逝世之后，与李贤一样，牛玉也日夜担心其位不保，因而对即将上位的王纶极为敌视，可谓视若仇雠。
除了在内廷极有势力，在外朝，牛玉也有着令人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据载，平定“曹钦之乱”的大功臣怀远侯孙镗为“牛玉姻家”，太常寺少卿兼侍读牛纶为其侄，吏部员外郎杨琮为其甥[5]189。更为关键的是，牛玉在锦衣卫中还极有影响：锦衣卫“指挥同知牛循，为太监玉犹子”，且牛循还有资格代替袁彬署理卫事[11]976，可知牛循在锦衣卫中之地位。在牛玉具有如此背景下，宪宗通过打击王纶来对牛玉进行安抚便是应有之义了。
但与对待李贤不同，笔者以为，宪宗在听从牛玉之言打击王纶时，更多是向其作出妥协，而不仅仅只是安抚。正如前言所述，无论是外朝还是内廷，乃至在锦衣卫中，牛玉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可关键在于，牛玉只是一名太监，是皇帝的家奴，他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无疑是对皇帝的一种潜在威胁。天顺五年（1461）曹吉祥、曹钦父子起兵作乱殷鉴不远，宪宗不可能不对势力广大的牛玉有所忌惮。
另外，牛玉在宪宗面前历数王纶过恶的做法也很犯忌讳。从常情来看，即便是宪宗有意抛弃旧日心腹，这话也不该由一个身具家奴与“前朝旧臣”双重身份的人来说。所以，当具有雄厚实力的牛玉来向宪宗告王纶的状，请求皇帝将其下狱时，宪宗必有受威胁之感，而他也很自然地会将牛玉的所作所为视作“逼宫”而非“规劝”。在这样的情况下，宪宗忍一时之气，向其作出妥协也在意料之中。不过对于牛玉，宪宗始终心怀疑惧，如鲠在喉，所以才有了后来宪宗借废后之机革黜牛玉及其党羽之事[5]187-189。
4.借机控制锦衣卫
在宪宗钦定的贬员名单中，掌锦衣卫事的都指挥同知门达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门达，丰润人，“性机警沉鸷”，“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正统末年，门达进千户，“理镇抚司刑”。门达早期仕途不顺，景泰年间才进位指挥佥事，还曾“坐累解职”过一次，直到景泰七年（1456）才恢复旧职。英宗复辟之后，门达因为“与夺门功”，仕途开始顺遂起来。历任指挥同知、指挥使，并“专任理刑”。最初，门达口碑颇佳，在主理刑事之时“用法仁恕”，“重狱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朝士翕然称达贤。”但由于“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令本为门达下属，但为人“强鸷”的逯杲迅速崛起并超越门达，这对门达刺激很大，逐渐改变其为官策略[2]7877-7879。
逯杲死后，门达“势遂张”。门达“欲踵杲所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门达曾揭发、诬告外戚都指挥孙绍宗等文武官员数十人，令这些人或被责或遭谪或入狱，福建佥事包瑛甚至因不堪其辱，愤而自缢。由于惧怕武将的武力报复，门达不敢多犯武臣，因而此时“文吏祸尤酷”，这让文官们对其极为不满。在此期间，门达甚至还陷害自己的顶头上司袁彬及内阁首辅李贤，致使袁彬远调南京闲住，李贤则由于诬告者当场翻供才幸免于难[2]7880-7881。
前言有述，在英宗病重之时，曾“有间东宫于上者”，平白惹出一场易储风波。这其中，骄恣弄权的门达是最大的嫌疑对象。再者，在袁彬去后，门达已经完全控制了明朝最悠久的特务机构，其权其势令人侧目。有鉴于此，宪宗也觉得锦衣卫在门达手中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情况，便借着门达曾“预为结纳”[9]1050王纶之机，将其下狱、远谪。
包括王纶在内，宪宗借着“王纶案”一共处置了十六名官员。这其中，出自锦衣卫系统的官员便有四人，占四分之一之多。而在将以门达为首的几位锦衣卫高层远谪之后，宪宗很快便召回了在南京闲住的袁彬，命其“复掌锦衣卫事”[9]1050。袁彬“行事安静”[2]4510又“畏满好避”[11]975，于宪宗而言，这是一位容易掌控的人选。同年三月，在李贤等人的建议之下，宪宗还下诏毁掉了门达增设的锦衣卫狱。在此之后，鉴于门达是通过“专任理刑”逐渐发迹的，宪宗又很有针对性的“专设镇抚二员，不复兼管军匠”，且增设北镇抚司，将锦衣卫的理刑之权一分为二，力图避免类似门达的情况再度出现[11]976。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宪宗有借“王纶案”掌控锦衣卫之企图。
总而言之，通过“王纶案”，年少即位的宪宗树立了自己铁腕强硬的新形象，既很好地安抚了以李贤为代表的外朝文官，又向咄咄其势的司礼太监牛玉做出了妥协与让步，同时还彻底打垮了以门达为首的、自己难以控制的锦衣卫势力，将其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可谓一石四鸟，将其娴熟老道的权谋于不动声色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足以引起我们对宪宗传统形象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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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査继佐.罪惟录（明书）[M].济南：齐鲁书社，2008.
关键词：王纶案；明宪宗；权谋
作者简介：王超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3
一、“王纶案”始末
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此时，王纶官居东宫典玺局局丞。依明朝内廷官制，东宫有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1]32。六局中，典玺局不仅排在首位，且“惟典玺局增设纪事、奉御”[2]1825，可知其为东宫内廷机构中最紧要之部门。东宫六局“各设局郎一人，正五品，局丞二人，从五品”[2]1825，亦可知王纶在东宫内侍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自己在皇帝“潜邸”中的显赫地位，在宪宗即位之后，在东宫时便“颇见幸”[3]243的王纶更是满心以为自己“以次当柄用”[4]169，本就以“专擅”著称的他，行事愈发骄肆无忌，“一时群小希进用者多与交通”[5]29。
另一方面，正统年间“尝奉命教内书馆”[5]29的翰林侍读学士钱溥不肯满足于现状，尤其是当发现自己以前的学生王纶“以次当柄用”之后，“浮躁嗜进”[6]806的他更是“有入阁觊”[7]1755，便想尽办法与王纶取得联系。当时，“尚宝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读馆中，相亲昵”，与钱溥和王纶的关系都很好。钱溥便通过朱奎“通纶于禁中”，与王纶取得了联系。面对钱溥的投怀送抱，王纶也是欣然接受，“因偕奎造溥家，执弟子礼坐，溥上坐，饮至晡而去。”[5]29
与钱溥比邻而居的是内阁大学士陈文，两人关系很好。钱溥曾在内书馆“教内侍书”，其学生“后多显者”。这些宦官学生在显达之后，时常到钱溥宅上谢师，“内侍每来谒，溥必邀文共饮”[6]806。但在英宗病重后，王纶来钱宅拜谒之时，钱溥却一反常态，并未邀请陈文。陈文心中起疑，“乃使人微诇之”。王纶来时扈从众多，“诇者杂其中，伦（应为“纶”之误——笔者注）以为溥使，溥又以为伦使，两不疑也。”[8]106陈文由此探听到了王纶、钱溥此次“密谈”的内容：纶言：“帝不豫，东宫纳妃，如何？”溥谓：“当奉遗诏行事。”[2]4521
英宗驾崩之后，依照惯例，遗诏当由内阁首辅李贤草拟。但当李贤准备据笔草诏之时，一旁的陈文却突然“起夺其笔曰：‘无庸，已有草者。’”陈文随即将明显已被他改编过的“钱、王密谈”的内容告知李贤：“溥、纶定计，欲以溥代贤，而以兵部侍郎韩雍代尚书马昂。”[9]1049而在此之前，朱奎曾“持晋州知州邹和所馈纶书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遗诏也。”[7]1755两相重合之下，李贤对陈文之言信以为真，勃然大怒的他立即向宪宗“发其事”[9]1049。
由于深信自己会被新皇帝重用，王纶为人行事愈加放肆。在英宗大殓之时，王纶甚至敢破坏礼制，在衰服之外“袭貂裘”，这令宪宗极为不满，“见而恶之”。英宗晏驾，对于许多内侍而言，不啻于一场噩耗。因为这意味着内廷机构中势必会有一场权力的重新洗牌。英宗朝的司礼监太监牛玉便是担忧者之一。英宗去世之后，牛玉深恐王纶上台之后会“轧己”，所以在获悉宪宗对王纶有恶感之后，牛玉“因数其过恶，劝上执下狱”[7]1755。与此同时，牛玉的侄子春坊赞善牛纶及与之相善的中允刘珝由于“俱忤溥”[10]152，也担心王纶、钱溥在被新皇帝重用之后会于己不利，乃“构之”[7]1755，牛玉则暗中“嗾人发其交通事”[5]29。
在外朝、内廷皆有反对者，自己又对王纶深感厌恶的情况下，正月二十九日，宪宗遂下诏逮捕王纶，“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拟斩，以赦例，特从轻典。纶降内使，南京闲住；溥降顺德知县，奎盐运副提举，和云南澜沧卫经历。”除此之外，“凡平日与纶交通者，因纶词供及，皆降调外任。于是兵部右侍郎韩雍降浙江左参政，顺天府尹王福降两浙盐运使，治中丘晟调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左参议赵昂瑞州府同知，南宁伯毛荣、都督马良谪广西，都督冯宗、刘聚谪广东，各听本处总兵官调遣杀贼。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同知门达，指挥同知郭英、陈纲，指挥佥事吕贵，俱调贵州边卫：达都匀，英安南，纲赤水，贵平越，皆带俸差操云。”[5]29-30后来，因门达心怀“怨望”，“复下狱论死，籍其赀万计”[10]152。门达“后贷死，戍广西南丹卫”[9]1050，此事才算告一段落，是为“王纶案”。
二、宪宗制造“王纶案”的目的
“王纶案”爆发之时，距离宪宗即位還不到十天，帝位根基并不算稳固，正处于“中外危疑”[8]106之时。但宪宗偏偏敢于在此时兴起大狱，黜落一大批文武官员，一方面说明宪宗此时已获得了以李贤、牛玉为代表的外朝与内廷高层的支持，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案背后大有深意，值得宪宗涉险为之。结合史料分析，宪宗制造“王纶案”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塑自己的形象
对于宪宗，朝野不可谓不熟知。毕竟作为一个拥有“再锡名，三膺册，一为亲王，再正青宫”[7]283这样传奇经历的皇帝，不知名是不可能的。可尽管名声在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继位之初，朝野上下对于宪宗的能力其实是有所怀疑的。关于这点，史书上有个很有名的事件可以说明：
“先是上（明英宗）卧疾文华殿，有间东宫于上者，上颇惑之，密告大学士李贤，贤顿首伏地曰：“此大事，愿陛下三思！”上曰：“然则必然传位太子乎？”贤又顿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皇太子至。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谢，抱上足泣，上亦泣。谗竟不行。”[9]1048
连亲生父亲都对宪宗疑虑重重，怀疑其能力，稍有人“间之”便意图易储，则满朝文武对这位少年天子抱持何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象了。在此情形之下，尽快树立自己的权威，便成了宪宗的当务之急。而恰在此时，“王纶案”爆发，给了宪宗一个重塑自己形象的绝佳机会。 在当时的诸多宦官中，王纶虽非资历最老、职位最高者，却由于久事东宫，又处在典玺局局丞这样的关键位置，所以朝野内外对于王纶即将被重用是深信不疑的。对此情况，相信宪宗也是心知肚明。但宪宗依旧敢于拿王纶开刀，打破成例，意在向世人展示其铁腕冷峻的一面。在“中外危疑”、人心未定的大背景下，最高统治者展现其冷峻铁腕的一面，是有利于稳定人心的。
2.安抚李贤等外朝官员
在英宗去世、新皇登基的背景之下，对于能否获得宪宗的信任与重用，即便是在易储风波中力保其位的李贤，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把握。在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之后，李贤备受信任，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2]4677。但在天顺末年，掌锦衣卫事的门达却备极宠信，“至与大学士李贤等”[11]975。“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2]7880-7881由此，李贤遭遇信任危机。在英宗对李贤将信将疑之际，门达又借整治“恃帝旧恩”[2]7880不肯屈从自己的锦衣卫都指挥袁彬之机，指使人诬告李贤。英宗果然生疑，“为达集群臣公鞫，呼李贤至”[11]975，若非诬告者翻供，李贤亦恐难免牢狱之灾。
曾经对自己无比信任的英宗都起过疑心，那与自己打交道更少的宪宗将自己抛弃也并非意外之事。正是基于对李贤心理的细致揣测，陈文才敢擅自篡改所谓的“钱、王密谋”，而对自己前途惊疑不定的李贤也果如陈文所料，丝毫不加详查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宪宗，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稳重与审慎。
对于李贤的这些情况，“笃于任人”[2]181的宪宗无疑是清楚的。在自己甫登大位、根基不稳的情况下，对于极有威望的李贤，宪宗是必须要倚重的。另一方面，当父亲英宗意图易储之时，若非李贤一力坚持，宪宗之位极有可能不保。因而无论于公于私，宪宗都需要向李贤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自己的信任，将对李贤有威胁的钱溥贬官，便是绝佳的示好机会。
除此之外，“王纶案”余烬未熄，宪宗便下诏“晋阁臣李贤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9]1050安抚之意显而易见。而当门达余孽投匿名书威胁李贤、李贤乞罢之时，宪宗又立刻温旨“慰留”之[2]4677。当年三月又听从李贤等人的建议，毁掉了极具象征意味、由门达增设的“锦衣卫新狱”[9]1052，以接连不断的诚意与措施，对以李贤为代表的外朝官员最大程度上予以安抚。
3.向牛玉等内廷势力妥协
天顺年间，牛玉权势显赫，不仅为“司礼监太监”[3]243，又能在英宗临终之前，有资格“执笔”记录遗诏，其在内廷的地位非同小可。不过在英宗逝世之后，与李贤一样，牛玉也日夜担心其位不保，因而对即将上位的王纶极为敌视，可谓视若仇雠。
除了在内廷极有势力，在外朝，牛玉也有着令人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据载，平定“曹钦之乱”的大功臣怀远侯孙镗为“牛玉姻家”，太常寺少卿兼侍读牛纶为其侄，吏部员外郎杨琮为其甥[5]189。更为关键的是，牛玉在锦衣卫中还极有影响：锦衣卫“指挥同知牛循，为太监玉犹子”，且牛循还有资格代替袁彬署理卫事[11]976，可知牛循在锦衣卫中之地位。在牛玉具有如此背景下，宪宗通过打击王纶来对牛玉进行安抚便是应有之义了。
但与对待李贤不同，笔者以为，宪宗在听从牛玉之言打击王纶时，更多是向其作出妥协，而不仅仅只是安抚。正如前言所述，无论是外朝还是内廷，乃至在锦衣卫中，牛玉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可关键在于，牛玉只是一名太监，是皇帝的家奴，他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无疑是对皇帝的一种潜在威胁。天顺五年（1461）曹吉祥、曹钦父子起兵作乱殷鉴不远，宪宗不可能不对势力广大的牛玉有所忌惮。
另外，牛玉在宪宗面前历数王纶过恶的做法也很犯忌讳。从常情来看，即便是宪宗有意抛弃旧日心腹，这话也不该由一个身具家奴与“前朝旧臣”双重身份的人来说。所以，当具有雄厚实力的牛玉来向宪宗告王纶的状，请求皇帝将其下狱时，宪宗必有受威胁之感，而他也很自然地会将牛玉的所作所为视作“逼宫”而非“规劝”。在这样的情况下，宪宗忍一时之气，向其作出妥协也在意料之中。不过对于牛玉，宪宗始终心怀疑惧，如鲠在喉，所以才有了后来宪宗借废后之机革黜牛玉及其党羽之事[5]187-189。
4.借机控制锦衣卫
在宪宗钦定的贬员名单中，掌锦衣卫事的都指挥同知门达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门达，丰润人，“性机警沉鸷”，“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正统末年，门达进千户，“理镇抚司刑”。门达早期仕途不顺，景泰年间才进位指挥佥事，还曾“坐累解职”过一次，直到景泰七年（1456）才恢复旧职。英宗复辟之后，门达因为“与夺门功”，仕途开始顺遂起来。历任指挥同知、指挥使，并“专任理刑”。最初，门达口碑颇佳，在主理刑事之时“用法仁恕”，“重狱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朝士翕然称达贤。”但由于“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令本为门达下属，但为人“强鸷”的逯杲迅速崛起并超越门达，这对门达刺激很大，逐渐改变其为官策略[2]7877-7879。
逯杲死后，门达“势遂张”。门达“欲踵杲所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门达曾揭发、诬告外戚都指挥孙绍宗等文武官员数十人，令这些人或被责或遭谪或入狱，福建佥事包瑛甚至因不堪其辱，愤而自缢。由于惧怕武将的武力报复，门达不敢多犯武臣，因而此时“文吏祸尤酷”，这让文官们对其极为不满。在此期间，门达甚至还陷害自己的顶头上司袁彬及内阁首辅李贤，致使袁彬远调南京闲住，李贤则由于诬告者当场翻供才幸免于难[2]7880-7881。
前言有述，在英宗病重之时，曾“有间东宫于上者”，平白惹出一场易储风波。这其中，骄恣弄权的门达是最大的嫌疑对象。再者，在袁彬去后，门达已经完全控制了明朝最悠久的特务机构，其权其势令人侧目。有鉴于此，宪宗也觉得锦衣卫在门达手中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情况，便借着门达曾“预为结纳”[9]1050王纶之机，将其下狱、远谪。
包括王纶在内，宪宗借着“王纶案”一共处置了十六名官员。这其中，出自锦衣卫系统的官员便有四人，占四分之一之多。而在将以门达为首的几位锦衣卫高层远谪之后，宪宗很快便召回了在南京闲住的袁彬，命其“复掌锦衣卫事”[9]1050。袁彬“行事安静”[2]4510又“畏满好避”[11]975，于宪宗而言，这是一位容易掌控的人选。同年三月，在李贤等人的建议之下，宪宗还下诏毁掉了门达增设的锦衣卫狱。在此之后，鉴于门达是通过“专任理刑”逐渐发迹的，宪宗又很有针对性的“专设镇抚二员，不复兼管军匠”，且增设北镇抚司，将锦衣卫的理刑之权一分为二，力图避免类似门达的情况再度出现[11]976。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宪宗有借“王纶案”掌控锦衣卫之企图。
总而言之，通过“王纶案”，年少即位的宪宗树立了自己铁腕强硬的新形象，既很好地安抚了以李贤为代表的外朝文官，又向咄咄其势的司礼太监牛玉做出了妥协与让步，同时还彻底打垮了以门达为首的、自己难以控制的锦衣卫势力，将其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可谓一石四鸟，将其娴熟老道的权谋于不动声色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足以引起我们对宪宗传统形象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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