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是各民族文字里最直观的组成部分，最初的文字必然会有数字，即便较字发明之前，还有“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计数，可见数字在人类的生產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数字本是最客观的事实，但一些数字会因为其特殊性而被赋予哲学和文化上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意义和色彩。在汉字里，这样的数字主要就是“一”“二”“三”了。
　　“一”“二”“三”作为自然数中最小的三个，其造字方式显而易见。大于三的数，再通过这样的线表示就有些麻烦，“四”字原本也有个异体的写法“亖”，后来废止不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二”“三”在中国传统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纲领。
　　“一”是《说文》中的第一个字，不光因为其字形极简，可以作为全书以形系联的开端，更因为其文化上的含义。许慎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可以说是对“一”的至高的评价。
　　许慎所说“道立于一”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从字面上来看是有区别的。“道立于一”中的“一”未必来自道，但与道相合，做了道的载体;“道生一”中的“一”虽来自道，但未必与道一体。不过，这种字面上的分别古人似乎并不在意。关于“一”与道的关系古人还有多种阐发，如把道与“一”等同的说法：“一者，道也”;也有把“一”看作道的根基的说法：“一者，道之本”。
　　“一”是最基本的自然数，会令人联想到起始、本源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说“一开始”“一早”;“一”是最小的自然数，不能再分，会令人联想到全体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说“一起”“一共”。而“一”的这些含义正与道相合。因为道是本始的，是全体的，是混沌的，所以这个“一”也就成了道的代言。
　　“一”在客观数量上是极微小的，但做了道的代言，“一”就成了极宏大的，万事万物都包含在这个“一”当中了。看似矛盾的极微小与极宏大，能并存于“一”字之中，只因我们观察和阐述的出发点不同。
　　“一”是全体的，分开了就变成了“二”，所以老子说“一生二”。《说文》中对“二”的解释是：“地之数也。”为什么说“二”是地之数呢？因为古人把天地称为“两仪”，数字上则与“一”“二”相对应。“一”是天之数，“二”是地之数。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一”是阳之数，“二”是阴之数。（古人也说奇数都是阳数，偶数都是阴数。）
　　“一”对应道，又对应天，又生出“二”，看起来“二”似乎远不及“一”重要，其实不然。有了“二”，才有了对立，才有上下、前后、左右、正反、阴阳等相互依存的两极，才有了八卦，才有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才有了辩证法，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一”有个常用义“专一”，“二”也有不专一的意义，就是“三心二意”的“二”了。这个“不专一”的意义在早期常写作“贰”，是的，也是我们记账时用的大写数字。正如“壹”专门表示“专一”一样，这个“贰”也专门表示不专一。我们熟悉的《左传》 首篇“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郑伯的弟弟共叔段居京城后，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郑国西、北部边境地带的人既要受郑伯管辖，又要听命于共叔段，就是产生了两属的情况，所以用“贰”字。
　　“三”字，在《说文》中的解释是：“天地人之道也。”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前面我们说了，天地为“两仪”，如果再加上人，就成了“三才”。天、地生人，一并二为三，“一”是天之数，“二”是地之数，“三”就是人之数了。这看起来似乎没完没了了，你要问了，是不是还有“四某”“五某”“六某”什么的？没了，到“三”算告一段落，因为“三”是成数，“三”就能生万物了。
　　古人又说：“三者数之小终。”这与“成数”的说法大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相对于“九”来说的，古人认为九是“数之极”。虽然“九”比“三”大，但“三”与“九”同样都可以表示多的概念。如周公“一饭三吐哺”，不是说一顿饭就停下三次，而是表示多次;我们说“三思而后行”也不是说只思考三次，而是思考多次。人常说“九泉之下”表示在地下深处，但也有人说“结恨三泉”（《后汉书.袁绍传》）也表示在地下深处。
　　“三”是成数，古人很崇拜“三”这个数，所以很多概念都是三分，如儒家讲“三教”即忠、敬、文，又将“三教”与“三才”相联系，说“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传统上的经典人物也常列三尊，如儒家讲“三皇”，为传说中上古的君王伏義、神农、燧人;而早期最高官职有三公，即司马、司徒和司空。道教的祖师有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而佛教讲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相应有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和未来佛（弥勒佛）。
　　较之于“一”的笼统，“二”的两极，“三”不仅能容纳更复杂的对立，而且可以往复循环了。这样“一”“二”“三”就足以化成万物，表达其间的逻辑关系，象征辽阔的大千世界了。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汉字的故事（典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