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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和社会的变动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传媒化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思考和讨论传媒是什么，既令人兴奋又让人苦恼。令人兴奋的是，在传媒化的时代，有太多的传媒经典理论可供参考，有无数的传媒实体——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可供研究。令人苦恼的是，纷乱庞杂的传媒理论在新时代下已失去活力，错综复杂的媒介语境让传媒蒙上神秘面纱，不易讨论。我们在讨论传媒之前，首先可以讨论传媒权力，限定研究的范畴，并抽丝剥茧，将传媒权力的外形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中抽离出来，再从传媒与政治，传媒与文化两个角度入手，以此认清传媒权力的内涵。
【关键词】：传媒;公共空间;文化流放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给传媒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与现实联系，传媒所面临的全新语境正遭受的挑战有二。
一是，传媒市场的分化。沈正赋在《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中认为，“我们当下正处于社交媒体的时代，传统媒体正努力与新媒体融合，受众市场逐步走向分众化。”①显然，书中所谓的“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不断减少”这一说法欠妥。更准确的表述是“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产品不断减少”，因为，从法国的实际来看，最近几年媒介正逐步走向融合，尽管它们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分化的受众”。
胡正荣认为，未来应是“场景媒体”时代。这一预言的理由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时代所崇尚的“社交性”必将混入场景细分的‘个性化’。”②举个简单的例子，未来的电视转播将会根据个人定制定向播放，比如，篮球节目的直播将会依据个人的喜好实时发送，同处一个宿舍的室友可以同时收看两支不同球队的比赛。
二是，新闻世界化的挑战。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已然实现，传媒早已超越国家的界限，突破经济、文化的屏障，往“世界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传媒似乎正在营造单色调的环球文化，带来全球同质化。在现实中，传媒世界化的双重影响似乎是促进产品的统一，造成市场分化。另一方面，世界化并不等同于同质化，比如，如今南方国家的许多观众纷纷拒绝西方电视台的转播。事实上，面对外来文化，现有的文化身份并非轻易就被传媒摧毁。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已然成为地球村，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世界依旧保持多样化。传媒借助技术工具往“地球村”传递信息，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往往只汲取了文本中的信息内容，并将其中的价值意味随手抹去。
政治游戏，传媒为上
传媒化的政治时代，选举成了“四个人的游戏”。政治人物、民调机构、传媒和公民参与其中并遵守规则，而游戏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人物与传媒之间的博弈。不得不说，政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被传媒化了，随着电视对竞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候选人不得不大量依赖传媒。他们大量使用传媒技巧，根据传媒理念来塑造自己的竞选言行。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传播策略是，突出个人化，把政治家们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候选者们不再是神圣的政治家，他们喜欢和孩子在一起聊天，也热爱跑步和骑自行车，他们让人倍感亲切而非高高在上。电视政治节目开始转向政治景观化，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互相交织，政治家的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展露无遗。然而，实际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人们开始开始对大量的政治作秀产生反感，并开始思考，这些节目凭什么常常以展露政治人物的性格为卖点，这样有助于理解政治意义吗。选民们开始回归理性，其结果是，传媒影响的不是选民，反而是竞选者自己。
公共空间，私人架构
在所有关于传媒化的讨论中，公共問题的传媒化是最诱惑人心的。先来谈谈“公共空间”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不受国家影响控制的讨论空间，它允许自由辩论并提供公共交流。③现实中，它是由一些有识之士、知识精英组成，而民众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空间”的主体是知识精英，而普通大众则被抛弃。显然，他将公共空间的黄金时代理想化，而且低估了民众和大众文化的作用。传媒把持了公共空间，在建构公共问题时也显得得心应手。这个问题，从我们身边说起似乎更有意义。比如，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对公共问题的报道往往是扎堆化的。比如，自今年上半年女大学生坐黑车失踪的报道开始，关于女大学生失踪的报道层出不穷，一时间，女大学生被传媒贴上了受害者、弱势群体的标签。当然，公共问题的架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还涉及一整套诠释框架，即所谓的新闻框架。就我国来看，媒体对于新闻话语的架构的例子不胜枚举。“城管打人致死”的新闻曝光后，“临时工”一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受贿的交警是“临时工”，打人的城管是“临时工”，举枪的民警是“临时工”。随后，“钓鱼式执法”、“维修性拆除”、“休假式治疗”“临时性强奸”等一系列话语逐渐见诸报端。④当然，这类话语体系在建构时就已背离事实，企图掩盖事件背后的残酷真相，却往往欲盖弥彰。
传媒僭越，文化流放
文化的传媒化似乎是最能预见的。专家、学者为追求媒介赋予的知名度，提升自身影响力，往往选择了背离传统，抛弃同行，转投传媒。这就是为何现今知名度高的专家、学者往往得不到业界的认可，如郭德纲、韩寒之流。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成了权力拥有者，文化定义者。“随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文化形式被传媒化，传媒在学者、文人、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权威性和曝光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还修改了权威认可的传统形式。”⑤实际上，传媒并无权定义权威，更不能修改权威。远离传媒意味着远离大众，传媒成了争相认领的教父。
当传统的阶层和等级动摇之时，当文化价值被知名度取代时，传媒之于文化，正如市场之于商品。不管怎样，文化的传媒化似乎正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构型，在这个构型下，文化的前景可以是乐观的，商业性重拾艺术性，传媒化兼顾传统化，大众认可兼顾同行赞扬。正如一句诗说所的，如果注定流浪，请勿忘初见。
结论
技术和社会的变动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传媒化的时代。在传媒化的时代，有传媒拥有极大权力，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变为“传媒游戏”。公共空间也失去了公共性，成了媒体话语架构的私人空间。而文化的传媒化正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构型，传媒的过分僭越正导致文化被逐渐流放。
参考文献：
[1]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J].《现代传播》，2016，（05）：20-21.
[2]胡正荣.《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的融合战略》[J].《传媒评论》，2015，（04）：17-18.
[3]邵培仁，展宁.《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30-31.
[4]刘明.《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J].《现代汉语》，2014，（03）：35.
[5]张国功 .《文化传媒化语境下书籍的大众媒介属性》[J].《编辑学刊》，2014，（04）：50-51.
【关键词】：传媒;公共空间;文化流放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给传媒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与现实联系，传媒所面临的全新语境正遭受的挑战有二。
一是，传媒市场的分化。沈正赋在《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中认为，“我们当下正处于社交媒体的时代，传统媒体正努力与新媒体融合，受众市场逐步走向分众化。”①显然，书中所谓的“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不断减少”这一说法欠妥。更准确的表述是“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产品不断减少”，因为，从法国的实际来看，最近几年媒介正逐步走向融合，尽管它们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分化的受众”。
胡正荣认为，未来应是“场景媒体”时代。这一预言的理由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时代所崇尚的“社交性”必将混入场景细分的‘个性化’。”②举个简单的例子，未来的电视转播将会根据个人定制定向播放，比如，篮球节目的直播将会依据个人的喜好实时发送，同处一个宿舍的室友可以同时收看两支不同球队的比赛。
二是，新闻世界化的挑战。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已然实现，传媒早已超越国家的界限，突破经济、文化的屏障，往“世界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传媒似乎正在营造单色调的环球文化，带来全球同质化。在现实中，传媒世界化的双重影响似乎是促进产品的统一，造成市场分化。另一方面，世界化并不等同于同质化，比如，如今南方国家的许多观众纷纷拒绝西方电视台的转播。事实上，面对外来文化，现有的文化身份并非轻易就被传媒摧毁。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已然成为地球村，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世界依旧保持多样化。传媒借助技术工具往“地球村”传递信息，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往往只汲取了文本中的信息内容，并将其中的价值意味随手抹去。
政治游戏，传媒为上
传媒化的政治时代，选举成了“四个人的游戏”。政治人物、民调机构、传媒和公民参与其中并遵守规则，而游戏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人物与传媒之间的博弈。不得不说，政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被传媒化了，随着电视对竞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候选人不得不大量依赖传媒。他们大量使用传媒技巧，根据传媒理念来塑造自己的竞选言行。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传播策略是，突出个人化，把政治家们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候选者们不再是神圣的政治家，他们喜欢和孩子在一起聊天，也热爱跑步和骑自行车，他们让人倍感亲切而非高高在上。电视政治节目开始转向政治景观化，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互相交织，政治家的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展露无遗。然而，实际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人们开始开始对大量的政治作秀产生反感，并开始思考，这些节目凭什么常常以展露政治人物的性格为卖点，这样有助于理解政治意义吗。选民们开始回归理性，其结果是，传媒影响的不是选民，反而是竞选者自己。
公共空间，私人架构
在所有关于传媒化的讨论中，公共問题的传媒化是最诱惑人心的。先来谈谈“公共空间”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不受国家影响控制的讨论空间，它允许自由辩论并提供公共交流。③现实中，它是由一些有识之士、知识精英组成，而民众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空间”的主体是知识精英，而普通大众则被抛弃。显然，他将公共空间的黄金时代理想化，而且低估了民众和大众文化的作用。传媒把持了公共空间，在建构公共问题时也显得得心应手。这个问题，从我们身边说起似乎更有意义。比如，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对公共问题的报道往往是扎堆化的。比如，自今年上半年女大学生坐黑车失踪的报道开始，关于女大学生失踪的报道层出不穷，一时间，女大学生被传媒贴上了受害者、弱势群体的标签。当然，公共问题的架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还涉及一整套诠释框架，即所谓的新闻框架。就我国来看，媒体对于新闻话语的架构的例子不胜枚举。“城管打人致死”的新闻曝光后，“临时工”一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受贿的交警是“临时工”，打人的城管是“临时工”，举枪的民警是“临时工”。随后，“钓鱼式执法”、“维修性拆除”、“休假式治疗”“临时性强奸”等一系列话语逐渐见诸报端。④当然，这类话语体系在建构时就已背离事实，企图掩盖事件背后的残酷真相，却往往欲盖弥彰。
传媒僭越，文化流放
文化的传媒化似乎是最能预见的。专家、学者为追求媒介赋予的知名度，提升自身影响力，往往选择了背离传统，抛弃同行，转投传媒。这就是为何现今知名度高的专家、学者往往得不到业界的认可，如郭德纲、韩寒之流。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成了权力拥有者，文化定义者。“随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文化形式被传媒化，传媒在学者、文人、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权威性和曝光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还修改了权威认可的传统形式。”⑤实际上，传媒并无权定义权威，更不能修改权威。远离传媒意味着远离大众，传媒成了争相认领的教父。
当传统的阶层和等级动摇之时，当文化价值被知名度取代时，传媒之于文化，正如市场之于商品。不管怎样，文化的传媒化似乎正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构型，在这个构型下，文化的前景可以是乐观的，商业性重拾艺术性，传媒化兼顾传统化，大众认可兼顾同行赞扬。正如一句诗说所的，如果注定流浪，请勿忘初见。
结论
技术和社会的变动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传媒化的时代。在传媒化的时代，有传媒拥有极大权力，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变为“传媒游戏”。公共空间也失去了公共性，成了媒体话语架构的私人空间。而文化的传媒化正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构型，传媒的过分僭越正导致文化被逐渐流放。
参考文献：
[1]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J].《现代传播》，2016，（05）：20-21.
[2]胡正荣.《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的融合战略》[J].《传媒评论》，2015，（04）：17-18.
[3]邵培仁，展宁.《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30-31.
[4]刘明.《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J].《现代汉语》，2014，（03）：35.
[5]张国功 .《文化传媒化语境下书籍的大众媒介属性》[J].《编辑学刊》，2014，（04）：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