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常在议题，多年来基调变化不大，爆发激烈冲突的几率始终不高，但它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时隐时现。客观讲，人权议题是基于两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不可调和性。环顾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实践，人权议题虽然被某些决策者视为所谓的“普世标准”，但更多时候更像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外交工具。
　　中美建交初期，人权问题并没有在中美交往中有过多展现。直到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开始翻脸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一拥而上，向中国施压。此后，中美在人权议题上分歧凸显，双方也由此展开了颇具情绪化的对峙。
　　1990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开始公然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作为重点抨击对象，这一做法基本延续至今，一度还将中国与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国一道列为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同年3月，美国伙同多个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6届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因遭到广大亚非国家的反对而最终破产。同年1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夫特访华，在京会见了中国司法部门负责官员，双方虽然都坚持己见，但也释放出了积极的姿态，由此也拉开了“中美人权对话”的序幕。随后数年，中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美国先后十次提出了中国人权议题的提案，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政府多方面的外交努力下，美国在1998年放弃了涉及中国人权的提案，中美人权议题上的交锋就此暂时告一段落。199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发布年度《美国人权的纪录》，以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国别报告，到今年，中国已是第13个年头发布该报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人权议题的抨击主要集中在“持不同政见者”、计划生育、劳改产品、宗教信仰自由等领域。一般情况下，美中两国在每年年初先后发布人权报告与纪录，在人权议题上互打 “口水仗”；双方时断时续地进行人权对话；美国国会中某些议员则定期不定期地抛出诸多抨击中国人权现况的议题，或组织相关听证会，内容涉及某些“持不同政见者”、涉藏、涉疆甚至“法轮功”等议题。1983年建立的国会众议院“人权连线”组织在对华施压中充当了急先锋。但总体上看，世纪之交前后的人权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降温的趋势。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后，人权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之一。2008年发生拉萨3.14事件之后，美国国会冒出了多个抨击中国人权与宗教政策的消极法案，佩洛西也不顾“议长之尊”亲手炮制相关议题，并借由呼吁小布什总统等美国政府官员杯葛北京奥运会，制造了极为负面的国际氛围。2009年适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乌鲁木齐却发生了打砸抢事件，美國政府特别是国会再次高调发表言论，借题发挥，批评中国的人权与民族政策。2010年，在美国的默许和某些国家的推动下，诺贝尔和平奖也沦为西方世界攻击中国人权的工具。随着人权议题的再度升温，国会内“人权连线”成员也跃跃欲试，比如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该连线现任的联席主席沃尔夫和麦考文联名致信希拉里和盖特纳，要求将人权议题列入“对话”议程。希拉里似乎也很给面子，刚刚对中国说完“开道架桥”之类的好词儿，就马上被爆出以不符合身份的言辞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不可谓不是“外交失礼”。
　　人权再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集体针对中国的议题，与中国国力上升的大背景有关。换言之，此前纠缠中国议题，是因为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今天重拾人权议题则是由于美国不能坐视一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不断崛起的事实。面对所谓“G2”逐渐被世界更多关注甚至认同，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可打出的牌越来越有限，人权牌则显然是最为有效、可以得到欧洲等西方世界呼应的一张王牌。
　　作为一种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足以令全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借鉴与学习。这种所谓的“模式之争”可能更强烈地刺激着美国的神经。为了维持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所谓西方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优越性，美国只能在丝毫不顾忌中国具体现实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以人权议题诟病中国、污化中国发展道路，甚至别有用心地直接渗透其中，以网络等新媒体方式推波助澜，扰乱国内发展的稳定环境。这一趋势可能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中极为尖锐的不和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