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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上世纪的80年代初,海上文化界有“三苏”颇为活跃。“三苏”者,上海南汇的老秀才苏局仙、数学家苏步青、文史学者苏渊雷三位是也。其时文艺复兴,百家争鸣,诸多名家学者沉寂多年,度尽劫波,终于又焕发了“第二春”。于是著书立说、赋诗题咏忙得不亦乐乎。虽说“三苏”者于学各有所专,于艺则都喜临池翰墨,然而若论学问之广博,才艺之全面,大概应推“钵翁”苏渊雷无疑了。
苏渊雷先生被誉为是“文史哲兼通,诗书画并擅”的一代大家,而且全得于自学,这就非常的不易了。如此“通人”以前或许有那么几位,然而“多乎哉?不多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民国以来的大师相继凋零,这样的“通人”真是走一位少一位了。我想,要不了几年,我们则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通人”是不可能再有了,能有几位“解人”就已经很不错了。
翻读苏渊雷先生的年表,这位自学而成的学者,我以为其早期求读主要有三个阶段,或许奠定了他日后的学问基础与兴趣取向。第一阶段,他五岁时家父亡,在慈母督教下,就学于私塾,后侍奉于外祖父徐笛秋先生。外祖父性恬澹,善诗词,平日隐居乡间,以文史自娱。所以苏渊雷从幼年直至小学毕业,始终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故受其诗词影响,在小学时的苏渊雷就能吟咏,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平阳县的金乡高等小学。
第二阶段,是在温州读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的一段,那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先生开始关心国事,并与几位同学一起办学社,写诗歌,抒情志。在第十师范的诸师中,有朱自清、马孟容、谢玉岑等一批名家对苏渊雷的影响甚大。朱自清毋庸多说了,马、谢两师,分别以书画诗词闻名于世,或许现在人多不知,但是这两位各有一个兄弟在我们书画界可是声名显赫之人物,即马公愚和谢稚柳两位先生。可以想见,苏渊雷的诗学书画之兴致,在名师的熏陶指点下,如鱼得水大获其益是必然的了。
第三阶段,可以说既是一段痛苦的往事也是一段励志的经历。我们今天都了解苏先生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文史学者,其实他还是一位早期的革命家。1926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他还被选为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1927年因“四一二”事变而入狱,押往杭州陆军监狱,被判十九年,但最终是蹲了七年即被保释出狱。不过苏渊雷事后常说,七年的牢狱生涯为他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外语水平也获得大大提高。因为在狱中除了联同狱友与国民党继续斗争外,他则以非凡的毅力啃读大量的文史哲英文原著,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涉猎各类佛典,如《圣经》《易藏丛书》,手点《相台本五经古注》及《章氏丛书》。初步运用历史辩证观点,沟通老庄、黑格尔和达尔文学说,并在狱中写下了他第一部学术上的开山之著:《易学会通》。
所以,当人生前期的三个阶段后,尤其是经历了炼狱铁窗之“血与火”的洗礼,年方二十六岁的苏渊雷就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史学家和哲学家了。他曾在自传中有这样几句描述他出狱时的心情:“只有与死神较量过的人,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我抖擞精神,向着浩瀚的人海走去。”此前他原名苏中常,出狱后,借庄子“渊默而雷声”句,易名为“渊雷”。
我们都知道,苏渊雷自号“钵翁”,得自于他的斋号“钵水斋”,取“钵水泓然,一针到底”之意。那是抗战时期,先生于重庆北碚创设“钵水斋”书肆,由文坛耆宿吴稚晖、马一浮、沈尹默为之分别题匾,以文会友,结交了一大批海内外的学者名流,如李约瑟、高罗佩、柳诒徵、章士钊、郭沫若、许寿裳、汪旭初、钱穆、傅斯年、顾颉刚等,还有众多书画名家如谢无量、乔大壮、马衡、伍蠡甫等,都乐于在“钵水斋”谈艺论道,诗酒唱和,“文史优游,声气相通”(钵翁语)。此后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钵水斋”之号苏先生一直沿用未改。说起来还有一则笑话,那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某次苏老夫妇从一离休的老干部家做客回家,夫人开玩笑地说,看人家革命比你晚,退了却照样住上“小别墅”。而你到头来却仍是穷教授一个,且愈教愈“瘦”,还屈居在“钵水斋”,还不如趁早将“钵翁”改了吧……
虽为玩笑挖苦之语,当然苏先生并不改“钵”之乐。尤其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年代,耄耋之年的苏渊雷则进入了他的学术创作丰收之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论稿》《钵水斋选集》《钵水斋文史丛稿》等,都于此时出版问世。
学问之外,苏渊雷先生雅好文艺,兼擅书画。他的画乃为典型的文人画,梅兰竹菊、松石荷塘一类,简澹雅逸,独抒性灵。加之他援笔成文、出口成诗的题跋,与画面气息相通,融为一体。至于书法,苏渊雷先生以一笔洒脱自然的大草书,挟雨带风,称雄于学坛。据说苏先生晚年以鸡毫笔作书,线条柔润而又绵里藏针,笔墨淋漓,风韵别具。笔者曾专程就此拜访请教了苏先生的次公子、山水画家苏春生教授,并有幸在苏教授处拜赏了苏先生早年求学时的作文手稿以及狱中的书信等。苏教授介绍说:父亲自小就喜爱书画,早年的一些楷书墨迹可反映出他学书初期所下的功夫。但父亲很早就喜写草书,曾一度研习孙过庭的《书谱》,对怀素、颜真卿都爱写写,不过平时更多的是看到他以手指空中划字,也许是一种用心临写的方式吧。
相比于“退笔成冢”,或把九缸水都磨成墨的书家来说,苏渊雷显然不是那一类了,尽管学书基本的笔法也是需要的,但技法之外,他更看重的是书家的“学问文章”。他曾在一篇专讲学书方法、风格和修养的文章《书法悬谈》中说,书如其人,人俗书亦俗。因之读书阅世,十分重要。并论道:“古人学书不尽临摹。每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可随人意。学书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始可出以示人。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使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得心应手,渐近自然。”
我觉得这“心不知手,手不知心”颇妙,它不应该是一种“心手两不知”的懵懂之状,而是一种得心应手的最高境界。观苏渊雷先生的草书,元气充沛,超以象外,满腹诗才,跃然纸上。我想,也许苏先生才是进入一种心手双畅的自由之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化境”吧。
苏渊雷先生被誉为是“文史哲兼通,诗书画并擅”的一代大家,而且全得于自学,这就非常的不易了。如此“通人”以前或许有那么几位,然而“多乎哉?不多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民国以来的大师相继凋零,这样的“通人”真是走一位少一位了。我想,要不了几年,我们则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通人”是不可能再有了,能有几位“解人”就已经很不错了。
翻读苏渊雷先生的年表,这位自学而成的学者,我以为其早期求读主要有三个阶段,或许奠定了他日后的学问基础与兴趣取向。第一阶段,他五岁时家父亡,在慈母督教下,就学于私塾,后侍奉于外祖父徐笛秋先生。外祖父性恬澹,善诗词,平日隐居乡间,以文史自娱。所以苏渊雷从幼年直至小学毕业,始终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故受其诗词影响,在小学时的苏渊雷就能吟咏,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平阳县的金乡高等小学。
第二阶段,是在温州读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的一段,那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先生开始关心国事,并与几位同学一起办学社,写诗歌,抒情志。在第十师范的诸师中,有朱自清、马孟容、谢玉岑等一批名家对苏渊雷的影响甚大。朱自清毋庸多说了,马、谢两师,分别以书画诗词闻名于世,或许现在人多不知,但是这两位各有一个兄弟在我们书画界可是声名显赫之人物,即马公愚和谢稚柳两位先生。可以想见,苏渊雷的诗学书画之兴致,在名师的熏陶指点下,如鱼得水大获其益是必然的了。
第三阶段,可以说既是一段痛苦的往事也是一段励志的经历。我们今天都了解苏先生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文史学者,其实他还是一位早期的革命家。1926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他还被选为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1927年因“四一二”事变而入狱,押往杭州陆军监狱,被判十九年,但最终是蹲了七年即被保释出狱。不过苏渊雷事后常说,七年的牢狱生涯为他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外语水平也获得大大提高。因为在狱中除了联同狱友与国民党继续斗争外,他则以非凡的毅力啃读大量的文史哲英文原著,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涉猎各类佛典,如《圣经》《易藏丛书》,手点《相台本五经古注》及《章氏丛书》。初步运用历史辩证观点,沟通老庄、黑格尔和达尔文学说,并在狱中写下了他第一部学术上的开山之著:《易学会通》。
所以,当人生前期的三个阶段后,尤其是经历了炼狱铁窗之“血与火”的洗礼,年方二十六岁的苏渊雷就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史学家和哲学家了。他曾在自传中有这样几句描述他出狱时的心情:“只有与死神较量过的人,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我抖擞精神,向着浩瀚的人海走去。”此前他原名苏中常,出狱后,借庄子“渊默而雷声”句,易名为“渊雷”。
我们都知道,苏渊雷自号“钵翁”,得自于他的斋号“钵水斋”,取“钵水泓然,一针到底”之意。那是抗战时期,先生于重庆北碚创设“钵水斋”书肆,由文坛耆宿吴稚晖、马一浮、沈尹默为之分别题匾,以文会友,结交了一大批海内外的学者名流,如李约瑟、高罗佩、柳诒徵、章士钊、郭沫若、许寿裳、汪旭初、钱穆、傅斯年、顾颉刚等,还有众多书画名家如谢无量、乔大壮、马衡、伍蠡甫等,都乐于在“钵水斋”谈艺论道,诗酒唱和,“文史优游,声气相通”(钵翁语)。此后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钵水斋”之号苏先生一直沿用未改。说起来还有一则笑话,那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某次苏老夫妇从一离休的老干部家做客回家,夫人开玩笑地说,看人家革命比你晚,退了却照样住上“小别墅”。而你到头来却仍是穷教授一个,且愈教愈“瘦”,还屈居在“钵水斋”,还不如趁早将“钵翁”改了吧……
虽为玩笑挖苦之语,当然苏先生并不改“钵”之乐。尤其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年代,耄耋之年的苏渊雷则进入了他的学术创作丰收之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论稿》《钵水斋选集》《钵水斋文史丛稿》等,都于此时出版问世。
学问之外,苏渊雷先生雅好文艺,兼擅书画。他的画乃为典型的文人画,梅兰竹菊、松石荷塘一类,简澹雅逸,独抒性灵。加之他援笔成文、出口成诗的题跋,与画面气息相通,融为一体。至于书法,苏渊雷先生以一笔洒脱自然的大草书,挟雨带风,称雄于学坛。据说苏先生晚年以鸡毫笔作书,线条柔润而又绵里藏针,笔墨淋漓,风韵别具。笔者曾专程就此拜访请教了苏先生的次公子、山水画家苏春生教授,并有幸在苏教授处拜赏了苏先生早年求学时的作文手稿以及狱中的书信等。苏教授介绍说:父亲自小就喜爱书画,早年的一些楷书墨迹可反映出他学书初期所下的功夫。但父亲很早就喜写草书,曾一度研习孙过庭的《书谱》,对怀素、颜真卿都爱写写,不过平时更多的是看到他以手指空中划字,也许是一种用心临写的方式吧。
相比于“退笔成冢”,或把九缸水都磨成墨的书家来说,苏渊雷显然不是那一类了,尽管学书基本的笔法也是需要的,但技法之外,他更看重的是书家的“学问文章”。他曾在一篇专讲学书方法、风格和修养的文章《书法悬谈》中说,书如其人,人俗书亦俗。因之读书阅世,十分重要。并论道:“古人学书不尽临摹。每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可随人意。学书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始可出以示人。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使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得心应手,渐近自然。”
我觉得这“心不知手,手不知心”颇妙,它不应该是一种“心手两不知”的懵懂之状,而是一种得心应手的最高境界。观苏渊雷先生的草书,元气充沛,超以象外,满腹诗才,跃然纸上。我想,也许苏先生才是进入一种心手双畅的自由之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化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