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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音乐家来到上海
让·莱缪沙特（Jean Remusat）出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曾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长笛，并在独奏会上取得成功。他在伦敦的女王剧场成为最早的长笛演奏者，1853年，他开始在巴黎的莉莉库剧场演奏。据说他还出版过长笛的教科书与独奏曲。1860年开始，他就在上海活跃了。1878年12月，时任上海管弦乐器协会指挥的莱缪沙特从上海到菲律宾旅行，在马尼拉举行了长笛演奏会。在那次旅行中，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为创立上海新的乐团物色音乐人才。一开始，他打算在香港或澳门寻找，但没有合适的。最后，他在马尼拉聘用了十四名菲律宾音乐家。
为什么在菲律宾能找到演奏西方音乐的人才呢？那是由于当时的菲律宾是受西洋音乐浸润最深的亚洲国家。菲律宾从1757年开始被西班牙人统治了三百年以上。它通过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传教，接受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音乐方面受赞美歌的影响很大。菲律宾在自身传统音乐衰退的同时，基于西洋音乐的歌曲与舞蹈水平普遍提高，擅长西洋乐器的人也多了起来。
其后，西班牙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失败。1898年，美国统治了菲律宾。此时，美国的轻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急速普及，促使菲律宾音乐家的活动非常活跃，并成了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二十世纪前半叶，在大型客船停泊的都市，都可以看到菲律宾音乐家的身影。他们从马尼拉到香港、上海、神户、横滨，大力传播爵士乐。菲律宾音乐家的演奏及他们带来的乐器、乐谱与唱片等，给东亚音乐界带来不小的影响。
法国音乐家、首任上海公共乐团指挥莱缪沙特
1854年成立的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市政机构
新乐团的定位是面向“公众”
1879年，上海公共租界由乐团委员会推动，与菲律宾音乐家缔结了契约。工部局参事委员会有两位代表应邀参加乐团委员会。这一年，参事会议长也同意加入该会。乐团委员要求工部局提供资金，因为乐团的设立“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提升市民对音乐的关注”。同时，还约定乐团可以在“工部局义勇队”的盛装游行等一年的传统节日活动中优先演出。“工部局义勇队”（Shanghai Volunteet Corps）是1854年设立的住民的防卫组织，曾在租界受到太平天国攻击的时候参加战斗。义勇队的参加者包括各个国籍，因此，义勇队也成了住民的象征。1870年，义勇队归属参事会管理。参事会与防卫委员会和义勇队队长商议后，决定将工部局年中的千人晚会、夏季演奏会及百人晚会演出都交给公共乐团。
此前，租界的音乐活动，都以业余爱好者表演大会这一方式进行。这纯粹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住民们开展的娱乐活动，不考虑必须有多少票款收入，出演者是否要得到报酬等等。新乐团成立后，住民代表主张不能将演出定位为“自娱自乐”，而是要将“公众”意识放在首位。这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建立从工部局获得资金、雇佣专业演奏家的制度；二是将乐团演出提升到为全体住民服务这一新的高度。出于这一考虑，新乐团成员的组成就不是住民而是菲律宾人了。这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在由业余人员组成的管弦乐器协会中，“有薪酬的成员”一般就是早先在上海活动的菲律宾人。公共乐团一成立，他们就加入乐团了。乐团的指挥家是法国人莱缪沙特，新乐团诞生后，就承继了管弦乐器协会的活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共乐队的演奏者是菲律宾人，这从西洋文化的继承来说，似乎有些南辕北辙。但菲律宾人由于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文化与习俗已经很西洋化，实际上已被视为“准西洋人（semi-westerner）”。正如以下所叙，如果是菲律宾人，那么就有可以用低工资雇佣、集体招募、使他们共同生活这些优点，但其负面问题是演奏水平不高、成员更替频繁。工部局年度报告书所载的乐团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反映了当局及住民对乐团的冷静及功利的眼光。这些特点与业余管弦乐协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公园里欣赏音乐的人们
公共乐团登上租界舞台
1879年1月8日，《中国北方日报》登载了同月16日业余演剧俱乐部在兰心大剧院举行公演的广告，预告由莱缪沙特指挥的新的公共乐团（The New Town Band）登场。本次上演的剧目是罗伯逊的《我的军队》。遗憾的是有关本次公共乐团演出的评论现在已找不到了。
上海业余演剧俱乐部广告。其中登载“新的乐团”登场
那么，新的乐团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呢？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可以了解到，开幕前是演奏歌剧《鲁库莱茨阿·鲍尔吉亚》，幕间是演奏歌剧《阿妮可夫人的女儿》，后者是当时欧洲最受人欢迎的喜歌剧作曲家勒柯克的作品。公共乐团的一个特点就是集“铜管乐器”之大成，能够演奏专为歌剧创作的作品。但是，至此为止，习惯于欣赏爱乐协会演奏的听众，似乎对此有违和感。在关于同年六月业余演剧俱乐部公演的报道中，有观众对公共乐团演奏的抱怨与牢骚，主要是觉得音量过大。
相对来说，在野外的演奏更能体现公共乐团的优势。其时，“公共乐团”每个星期五在公园举行夜间演奏会。《中国北方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在令人心情舒畅的夏日，皓月当空，许多人集中到一起，倾听美妙的音乐。”在春天与秋天定期举行的赛马大会上，乐团的演奏更是锦上添花。1879年4月30日与5月1日，上海举办了为时两天的赛马大会，每天都演奏包括舞曲在内的十首旋律与节奏欢快的音乐小品。 乐团委员会还按照工部局的规定，在义勇队盛装游行中演奏。在1879年5月30日下午五时过后举行的盛装游行中，公共乐团走在最前列，后面跟着持有武器的九十人左右的义勇队。队伍从河南路工部局的办公楼一直前行到跑马场，沿途有数千住民围观。
由法国人莱缪沙特指挥的菲律宾人演奏家们（住民将他们称为马尼拉人），就这样登上了租界的舞台。
1862年，法租界成立了自己的行政机关——公董局，此为当时建于金陵东路的办公大楼
公共乐团的运营管理
公共乐团成立时组建的租界委员会是由住民代表临时组成的机构，不属于工部局。虽然从工部局接受资金援助，但其财政基础是上海娱乐基金。委员会期待从演奏会取得门票收入，但未能如愿。再者，对被雇佣的菲律宾人的管理也很困难。乐团发展到这个阶段，将乐团的运营移交给市政机构，就成了大家的心愿。1881年，通过行使公共租界决策权的纳税者会议，工部局参事会从乐团委员手中接过了乐团的管理权，并通过了支持乐团的预算。参事会作为工部局的机构，组织了新的委员会（Sub-Committee for the Public Band）。其中有参事会成员两人，法租界公董局两人，其他纳税者代表数人。就此以后，乐团名实相符，真正成了由市民的税金运营的公共乐团。
其时，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参与。这也表明，公共乐团不仅属于公共租界，也与法租界有关。根据1881年的工部局年度报告书，乐团的总经费包括团员的工资，一共有四千三百余两银子。其中，工部局出资三千两，法租界出资一千两；乐团自身的收入仅仅只有三百余两，不到经费的一成。法租界从1862年以来就实行独立的行政，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对公共乐团助力，也许与指挥莱缪沙特是法国人有关系。从由公董局得到资金援助，到二十世纪在公共乐团基础上组建交响乐团，进一步开展活动，乐团不断在发展。在提升住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方面，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协同努力受到了人们赞许。
进入1880年代后，公共乐团由市民的税金进行运营应该说是得益于租界财政状况的好转。租界成立初期，工部局的税收不稳定，还没有余力顾及住民的福利。这时候，民间设立的上海娱乐基金发挥了相应作用。后来，由于租界扩大、人口增加，工部局有了稳定的税收，于是就开始对文化活动进行投入。租界人口的急剧增加是由于在太平天国之乱中，中国难民大量涌入。1865年，公共租界有外国人约两千七百人，中国人约一万四千六百人；1895“越界道路”。事实上，随着居住地区的扩大，街道也不断拓展。从1870年到1880年，公共租界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电信（1871年）、铁道（1876年，但短期内停止营业）、电话（1882年）、电气照明（1882年）、下水道（1883年）等服务纷纷建立，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其中，电气照明的敷设，与公共乐团开展活动大有关联。在公共乐团举行夏天野外演奏会的舞台——音乐堂（Band Stand），电气公司于1882年6月安装了电灯。小号与圆号在明亮的电灯照射下闪闪发光，住民们一定瞪大了眼睛。其后，据说经过与煤气公司激烈的争执，电气公司终于在第二年赢得了在繁华大街安装路灯的合同。这个演出舞台在1888年重新休整，从现在留下的照片看，是在屋檐下悬垂着几盏灯。明亮的电灯的普及，给上海的夜间娱乐带来了活力，参加演奏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成立公共乐团的缘由
公共乐团的主体是由管乐器组成的吹奏乐队。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在租界成立之初的上海，与音乐不能分割的机构首先是教会，然后是军队。在上海驻留的英国军队当然需要军乐队在军事、外交等庆典仪式上演奏。公共乐团参与义勇队的盛装游行，这在功能上有点类似军乐队。不过，军乐队属于一国的军队，而公共乐团则不分国籍，为租界所有的住民演奏。此外，公共乐团还担任了演剧公演的伴奏及晚会舞蹈的音乐伴奏，为住民的日常生活提供音乐。
西川周平《世界的吹奏乐队，吹奏乐队的世界》一书涉及对英国的研究。书中写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有三万到四万个吹奏队成员，因为对管弦乐的学习掌握并不难，因此，参加公共乐团就成了当时工人阶级的主要活动。而且，由于竞技性演出的兴盛，也促使乐团的服装、保留曲目等基本处于同等水平。具有优秀的吹奏乐团是当地的自豪。上海的公共乐团也是以英国人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吹奏乐团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使用的乐器、乐谱、制服等，也基本上是从英国输入的。
然而，上海公共乐团的特殊之处是乐团成员既不是英国住民，也不是当地的中国人，而是被雇佣的菲律宾人。这与在天津、北京演出的以中国人为主要成员的乐团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十九世纪末的上海还没有通过吹奏乐队给中国人教授西洋音乐的想法。即使在盛装游行时有中国人参观，但乐团与当地人的接触还是很少。也许可以说，上海公共乐团的最大特色，就是作为外国人生活方式的象征。
公共乐团的产生，说到底是源自欧洲住民对娱乐生活的需求。但从到此为止的记载来看，这个活动的意义已经超出只是满足住民的兴趣爱好。管弦乐器协会的活动原来不过是住民的自娱自乐，而公共乐团则是对市民进行音乐普及，这是工部局城市管理的一个环节。就从通过税金运营公共乐团本身来说，也可以看到市民间已经有了近代都市意识。
在政治的、经济的基础基本奠定后，开始意识到实施文化政策，这是因为对于住民不断更迭的上海来说，确立文化的统一性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初期的英国人来说，上海是赚钱的地方，是人生的驿站。在中国，作为殖民者的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必须维持本国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优越性。租界行政当局直接介入乐队经营，也许就出自这样的缘由吧。音乐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无论谁都能愉悦地欣赏，同时还能与演剧、舞蹈、诗歌等结合，堪称欧洲文化的核心。再者，因为音乐本身没有语言的障碍，于是就能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凝聚为一体。从公共乐团演变为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并且一直存续来看，可以认为不仅是租界当局，就是住民也认识到了音乐的实际功用。
1880年，刚起步不久的公共乐团的指挥家莱缪沙特去世。莱缪沙特对指导爱乐者协会及管弦乐器协会的业余爱好者、创设公共乐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去世对上海的音乐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无论如何，莱缪沙特的姓名已经镌刻在上海音乐发展的历史上。
让·莱缪沙特（Jean Remusat）出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曾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长笛，并在独奏会上取得成功。他在伦敦的女王剧场成为最早的长笛演奏者，1853年，他开始在巴黎的莉莉库剧场演奏。据说他还出版过长笛的教科书与独奏曲。1860年开始，他就在上海活跃了。1878年12月，时任上海管弦乐器协会指挥的莱缪沙特从上海到菲律宾旅行，在马尼拉举行了长笛演奏会。在那次旅行中，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为创立上海新的乐团物色音乐人才。一开始，他打算在香港或澳门寻找，但没有合适的。最后，他在马尼拉聘用了十四名菲律宾音乐家。
为什么在菲律宾能找到演奏西方音乐的人才呢？那是由于当时的菲律宾是受西洋音乐浸润最深的亚洲国家。菲律宾从1757年开始被西班牙人统治了三百年以上。它通过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传教，接受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音乐方面受赞美歌的影响很大。菲律宾在自身传统音乐衰退的同时，基于西洋音乐的歌曲与舞蹈水平普遍提高，擅长西洋乐器的人也多了起来。
其后，西班牙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失败。1898年，美国统治了菲律宾。此时，美国的轻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急速普及，促使菲律宾音乐家的活动非常活跃，并成了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二十世纪前半叶，在大型客船停泊的都市，都可以看到菲律宾音乐家的身影。他们从马尼拉到香港、上海、神户、横滨，大力传播爵士乐。菲律宾音乐家的演奏及他们带来的乐器、乐谱与唱片等，给东亚音乐界带来不小的影响。
新乐团的定位是面向“公众”
1879年，上海公共租界由乐团委员会推动，与菲律宾音乐家缔结了契约。工部局参事委员会有两位代表应邀参加乐团委员会。这一年，参事会议长也同意加入该会。乐团委员要求工部局提供资金，因为乐团的设立“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提升市民对音乐的关注”。同时，还约定乐团可以在“工部局义勇队”的盛装游行等一年的传统节日活动中优先演出。“工部局义勇队”（Shanghai Volunteet Corps）是1854年设立的住民的防卫组织，曾在租界受到太平天国攻击的时候参加战斗。义勇队的参加者包括各个国籍，因此，义勇队也成了住民的象征。1870年，义勇队归属参事会管理。参事会与防卫委员会和义勇队队长商议后，决定将工部局年中的千人晚会、夏季演奏会及百人晚会演出都交给公共乐团。
此前，租界的音乐活动，都以业余爱好者表演大会这一方式进行。这纯粹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住民们开展的娱乐活动，不考虑必须有多少票款收入，出演者是否要得到报酬等等。新乐团成立后，住民代表主张不能将演出定位为“自娱自乐”，而是要将“公众”意识放在首位。这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建立从工部局获得资金、雇佣专业演奏家的制度；二是将乐团演出提升到为全体住民服务这一新的高度。出于这一考虑，新乐团成员的组成就不是住民而是菲律宾人了。这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在由业余人员组成的管弦乐器协会中，“有薪酬的成员”一般就是早先在上海活动的菲律宾人。公共乐团一成立，他们就加入乐团了。乐团的指挥家是法国人莱缪沙特，新乐团诞生后，就承继了管弦乐器协会的活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共乐队的演奏者是菲律宾人，这从西洋文化的继承来说，似乎有些南辕北辙。但菲律宾人由于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文化与习俗已经很西洋化，实际上已被视为“准西洋人（semi-westerner）”。正如以下所叙，如果是菲律宾人，那么就有可以用低工资雇佣、集体招募、使他们共同生活这些优点，但其负面问题是演奏水平不高、成员更替频繁。工部局年度报告书所载的乐团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反映了当局及住民对乐团的冷静及功利的眼光。这些特点与业余管弦乐协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公共乐团登上租界舞台
1879年1月8日，《中国北方日报》登载了同月16日业余演剧俱乐部在兰心大剧院举行公演的广告，预告由莱缪沙特指挥的新的公共乐团（The New Town Band）登场。本次上演的剧目是罗伯逊的《我的军队》。遗憾的是有关本次公共乐团演出的评论现在已找不到了。
那么，新的乐团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呢？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可以了解到，开幕前是演奏歌剧《鲁库莱茨阿·鲍尔吉亚》，幕间是演奏歌剧《阿妮可夫人的女儿》，后者是当时欧洲最受人欢迎的喜歌剧作曲家勒柯克的作品。公共乐团的一个特点就是集“铜管乐器”之大成，能够演奏专为歌剧创作的作品。但是，至此为止，习惯于欣赏爱乐协会演奏的听众，似乎对此有违和感。在关于同年六月业余演剧俱乐部公演的报道中，有观众对公共乐团演奏的抱怨与牢骚，主要是觉得音量过大。
相对来说，在野外的演奏更能体现公共乐团的优势。其时，“公共乐团”每个星期五在公园举行夜间演奏会。《中国北方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在令人心情舒畅的夏日，皓月当空，许多人集中到一起，倾听美妙的音乐。”在春天与秋天定期举行的赛马大会上，乐团的演奏更是锦上添花。1879年4月30日与5月1日，上海举办了为时两天的赛马大会，每天都演奏包括舞曲在内的十首旋律与节奏欢快的音乐小品。 乐团委员会还按照工部局的规定，在义勇队盛装游行中演奏。在1879年5月30日下午五时过后举行的盛装游行中，公共乐团走在最前列，后面跟着持有武器的九十人左右的义勇队。队伍从河南路工部局的办公楼一直前行到跑马场，沿途有数千住民围观。
由法国人莱缪沙特指挥的菲律宾人演奏家们（住民将他们称为马尼拉人），就这样登上了租界的舞台。
公共乐团的运营管理
公共乐团成立时组建的租界委员会是由住民代表临时组成的机构，不属于工部局。虽然从工部局接受资金援助，但其财政基础是上海娱乐基金。委员会期待从演奏会取得门票收入，但未能如愿。再者，对被雇佣的菲律宾人的管理也很困难。乐团发展到这个阶段，将乐团的运营移交给市政机构，就成了大家的心愿。1881年，通过行使公共租界决策权的纳税者会议，工部局参事会从乐团委员手中接过了乐团的管理权，并通过了支持乐团的预算。参事会作为工部局的机构，组织了新的委员会（Sub-Committee for the Public Band）。其中有参事会成员两人，法租界公董局两人，其他纳税者代表数人。就此以后，乐团名实相符，真正成了由市民的税金运营的公共乐团。
其时，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参与。这也表明，公共乐团不仅属于公共租界，也与法租界有关。根据1881年的工部局年度报告书，乐团的总经费包括团员的工资，一共有四千三百余两银子。其中，工部局出资三千两，法租界出资一千两；乐团自身的收入仅仅只有三百余两，不到经费的一成。法租界从1862年以来就实行独立的行政，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对公共乐团助力，也许与指挥莱缪沙特是法国人有关系。从由公董局得到资金援助，到二十世纪在公共乐团基础上组建交响乐团，进一步开展活动，乐团不断在发展。在提升住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方面，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协同努力受到了人们赞许。
进入1880年代后，公共乐团由市民的税金进行运营应该说是得益于租界财政状况的好转。租界成立初期，工部局的税收不稳定，还没有余力顾及住民的福利。这时候，民间设立的上海娱乐基金发挥了相应作用。后来，由于租界扩大、人口增加，工部局有了稳定的税收，于是就开始对文化活动进行投入。租界人口的急剧增加是由于在太平天国之乱中，中国难民大量涌入。1865年，公共租界有外国人约两千七百人，中国人约一万四千六百人；1895“越界道路”。事实上，随着居住地区的扩大，街道也不断拓展。从1870年到1880年，公共租界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电信（1871年）、铁道（1876年，但短期内停止营业）、电话（1882年）、电气照明（1882年）、下水道（1883年）等服务纷纷建立，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其中，电气照明的敷设，与公共乐团开展活动大有关联。在公共乐团举行夏天野外演奏会的舞台——音乐堂（Band Stand），电气公司于1882年6月安装了电灯。小号与圆号在明亮的电灯照射下闪闪发光，住民们一定瞪大了眼睛。其后，据说经过与煤气公司激烈的争执，电气公司终于在第二年赢得了在繁华大街安装路灯的合同。这个演出舞台在1888年重新休整，从现在留下的照片看，是在屋檐下悬垂着几盏灯。明亮的电灯的普及，给上海的夜间娱乐带来了活力，参加演奏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成立公共乐团的缘由
公共乐团的主体是由管乐器组成的吹奏乐队。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在租界成立之初的上海，与音乐不能分割的机构首先是教会，然后是军队。在上海驻留的英国军队当然需要军乐队在军事、外交等庆典仪式上演奏。公共乐团参与义勇队的盛装游行，这在功能上有点类似军乐队。不过，军乐队属于一国的军队，而公共乐团则不分国籍，为租界所有的住民演奏。此外，公共乐团还担任了演剧公演的伴奏及晚会舞蹈的音乐伴奏，为住民的日常生活提供音乐。
西川周平《世界的吹奏乐队，吹奏乐队的世界》一书涉及对英国的研究。书中写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有三万到四万个吹奏队成员，因为对管弦乐的学习掌握并不难，因此，参加公共乐团就成了当时工人阶级的主要活动。而且，由于竞技性演出的兴盛，也促使乐团的服装、保留曲目等基本处于同等水平。具有优秀的吹奏乐团是当地的自豪。上海的公共乐团也是以英国人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吹奏乐团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使用的乐器、乐谱、制服等，也基本上是从英国输入的。
然而，上海公共乐团的特殊之处是乐团成员既不是英国住民，也不是当地的中国人，而是被雇佣的菲律宾人。这与在天津、北京演出的以中国人为主要成员的乐团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十九世纪末的上海还没有通过吹奏乐队给中国人教授西洋音乐的想法。即使在盛装游行时有中国人参观，但乐团与当地人的接触还是很少。也许可以说，上海公共乐团的最大特色，就是作为外国人生活方式的象征。
公共乐团的产生，说到底是源自欧洲住民对娱乐生活的需求。但从到此为止的记载来看，这个活动的意义已经超出只是满足住民的兴趣爱好。管弦乐器协会的活动原来不过是住民的自娱自乐，而公共乐团则是对市民进行音乐普及，这是工部局城市管理的一个环节。就从通过税金运营公共乐团本身来说，也可以看到市民间已经有了近代都市意识。
在政治的、经济的基础基本奠定后，开始意识到实施文化政策，这是因为对于住民不断更迭的上海来说，确立文化的统一性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初期的英国人来说，上海是赚钱的地方，是人生的驿站。在中国，作为殖民者的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必须维持本国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优越性。租界行政当局直接介入乐队经营，也许就出自这样的缘由吧。音乐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无论谁都能愉悦地欣赏，同时还能与演剧、舞蹈、诗歌等结合，堪称欧洲文化的核心。再者，因为音乐本身没有语言的障碍，于是就能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凝聚为一体。从公共乐团演变为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并且一直存续来看，可以认为不仅是租界当局，就是住民也认识到了音乐的实际功用。
1880年，刚起步不久的公共乐团的指挥家莱缪沙特去世。莱缪沙特对指导爱乐者协会及管弦乐器协会的业余爱好者、创设公共乐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去世对上海的音乐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无论如何，莱缪沙特的姓名已经镌刻在上海音乐发展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