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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经济目前的下行趋势，是值得复习一下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时候了。恰恰是因为这些最基本的原理被忽视，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日益严重，增长的失衡和宏观的风险不断累积。
增长中的扭曲
经济增长在短期里是个需求问题，消费不行靠出口，出口不行靠投资，但这个游戏是玩不长久的。凡是我们谈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时候，就必须在长期的视野里看增长。
长期以来，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的利率较低，甚至很多年的实际利率为负。如此，企业和地方政府当然是能借就借。尤其是地方政府，先借了再说，还钱是下届政府的事。更重要的是，利率并不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价值，低利率实际上补贴了地方政府这样的借款大户。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结果难免投资总量过多且效率低下。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多少偏离了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
要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必须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启动消费。结果，经济就陷入这样的怪圈：货币一松，利率一降，投资就上；投资一上，经济就热，然后政府再紧缩，经济下滑，地也卖不动了，财政吃紧，于是再扩张。靠什么？还是投资。
问题是，研究发现，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不太高，每一轮扩张，低效率和风险可能都在不断地积累。
效率从何来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除了取决于人均的资本装备以外，还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在投资有些过度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提高生产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人们容易想到，生产率取决于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其实，在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如果没有效率，数量扩张不会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效率何来？
如果看研究，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区域经济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内地，投资效率更低一些，而且，那些地方的投资有更严重的资本密集化倾向。最近十年，中国实施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战略直接推动了国有投资向内地转移，对此，人们只提平衡发展政策带来的内地更快的增长速度，却忽略了其中的低效率问题，以及给整体经济带来的长期风险。
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这两种效率损失，都与区域平衡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人们总是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看不到经济在沿海地区发展能节省国际贸易成本并有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也看不到经济集中在大城市周围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于是，当动用行政手段来引导资源向地理劣势地区转移的时候，难免损失了大量资源配置效率。
如何兼顾平衡与效率
2004年前后，中国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沿海省份。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件值得庆祝的事，甚至被认为是区域经济格局的转折点。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转折点是与另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的。一方面，在2003年，政府对全国各地的开发区进行了治理整顿，开发区企业数量大幅度下降。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发区政策和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被用作支持内地发展的手段，之后，内地在开发区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
如果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行政性的区域平衡发展政策把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了内地，即所谓“家门口也有打工的机会”，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工资上升本来应该是好事，但如果效率没有同步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受损。
敏锐的读者会问，2004年之后，中国的出口不是上升更快了吗？没见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受损啊？持续的投资增长加上新增投资更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持续增长，反过来说，则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持续下降，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反而上升，掩盖了效率的损失。随着工资的持续上涨，一旦投资的推动力不可持续，而效率的改进又缺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便可堪忧。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说明，用行政手段来追求平衡代价甚大。而如果换个思维方式，不要追求每个地方都发展工业，那么，中国的不同地区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分工，有的地方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圈，其中心城市像纽约和东京一样；而有的地方则可以专业化于旅游、农业和资源型产业，像美国的内华达州或怀俄明州。这样的区域间分工也能够实现平衡发展。不同的是，这种平衡是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总量意义上的。
如果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平衡，那就必须实现人口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再广义一点来说，就是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经济仍将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以及一些区域性的都市圈集聚。必须再次强调，在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平衡是人均意义上的。地理劣势地区不管是发展农业、旅游还是自然资源型产业，本质上都是依靠本地的资源，要致富，只能通过移民减少本地的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其人均资源占有量。
调整城市化的战略
无论是从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当前的城市化道路都应该有所调整，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在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经济体达到50%的城市化率的时候，其城市化速度是加快的。但在中国，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城市化率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率。国际上公认的看法是，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言，城市化率应比目前的水平高10个百分点。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本应有较快的城市化速度。但目前的户籍和土地等制度仍然在制约城市化进程，“十二五”规划将五年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设为四个百分点。事实上，近年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规划。对于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如果缺乏正确认识，对其进程制约越多，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就会越严重。
城市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现代服务业，这些服务业需要低技能者与其配套，同时，金融、贸易、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更旺盛。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供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城市对于提升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大量进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长期在城市定居，他们一生的收入轨迹就将改变，不至于未来还要回到农村做回农民，这样，他们的消费也将提高。
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是个“正和游戏”。危机当前，不应固守着一些旧有的观念而敌视城市化，更不要对大城市的发展带有偏见。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此文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
增长中的扭曲
经济增长在短期里是个需求问题，消费不行靠出口，出口不行靠投资，但这个游戏是玩不长久的。凡是我们谈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时候，就必须在长期的视野里看增长。
长期以来，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的利率较低，甚至很多年的实际利率为负。如此，企业和地方政府当然是能借就借。尤其是地方政府，先借了再说，还钱是下届政府的事。更重要的是，利率并不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价值，低利率实际上补贴了地方政府这样的借款大户。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结果难免投资总量过多且效率低下。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多少偏离了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
要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必须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启动消费。结果，经济就陷入这样的怪圈：货币一松，利率一降，投资就上；投资一上，经济就热，然后政府再紧缩，经济下滑，地也卖不动了，财政吃紧，于是再扩张。靠什么？还是投资。
问题是，研究发现，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不太高，每一轮扩张，低效率和风险可能都在不断地积累。
效率从何来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除了取决于人均的资本装备以外，还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在投资有些过度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提高生产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人们容易想到，生产率取决于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其实，在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如果没有效率，数量扩张不会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效率何来？
如果看研究，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区域经济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内地，投资效率更低一些，而且，那些地方的投资有更严重的资本密集化倾向。最近十年，中国实施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战略直接推动了国有投资向内地转移，对此，人们只提平衡发展政策带来的内地更快的增长速度，却忽略了其中的低效率问题，以及给整体经济带来的长期风险。
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这两种效率损失，都与区域平衡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人们总是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看不到经济在沿海地区发展能节省国际贸易成本并有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也看不到经济集中在大城市周围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于是，当动用行政手段来引导资源向地理劣势地区转移的时候，难免损失了大量资源配置效率。
如何兼顾平衡与效率
2004年前后，中国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沿海省份。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件值得庆祝的事，甚至被认为是区域经济格局的转折点。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转折点是与另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的。一方面，在2003年，政府对全国各地的开发区进行了治理整顿，开发区企业数量大幅度下降。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发区政策和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被用作支持内地发展的手段，之后，内地在开发区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
如果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行政性的区域平衡发展政策把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了内地，即所谓“家门口也有打工的机会”，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工资上升本来应该是好事，但如果效率没有同步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受损。
敏锐的读者会问，2004年之后，中国的出口不是上升更快了吗？没见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受损啊？持续的投资增长加上新增投资更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持续增长，反过来说，则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持续下降，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反而上升，掩盖了效率的损失。随着工资的持续上涨，一旦投资的推动力不可持续，而效率的改进又缺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便可堪忧。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说明，用行政手段来追求平衡代价甚大。而如果换个思维方式，不要追求每个地方都发展工业，那么，中国的不同地区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分工，有的地方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圈，其中心城市像纽约和东京一样；而有的地方则可以专业化于旅游、农业和资源型产业，像美国的内华达州或怀俄明州。这样的区域间分工也能够实现平衡发展。不同的是，这种平衡是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总量意义上的。
如果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平衡，那就必须实现人口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再广义一点来说，就是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经济仍将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以及一些区域性的都市圈集聚。必须再次强调，在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平衡是人均意义上的。地理劣势地区不管是发展农业、旅游还是自然资源型产业，本质上都是依靠本地的资源，要致富，只能通过移民减少本地的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其人均资源占有量。
调整城市化的战略
无论是从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当前的城市化道路都应该有所调整，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在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经济体达到50%的城市化率的时候，其城市化速度是加快的。但在中国，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城市化率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率。国际上公认的看法是，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言，城市化率应比目前的水平高10个百分点。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本应有较快的城市化速度。但目前的户籍和土地等制度仍然在制约城市化进程，“十二五”规划将五年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设为四个百分点。事实上，近年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规划。对于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如果缺乏正确认识，对其进程制约越多，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就会越严重。
城市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现代服务业，这些服务业需要低技能者与其配套，同时，金融、贸易、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更旺盛。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供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城市对于提升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大量进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长期在城市定居，他们一生的收入轨迹就将改变，不至于未来还要回到农村做回农民，这样，他们的消费也将提高。
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是个“正和游戏”。危机当前，不应固守着一些旧有的观念而敌视城市化，更不要对大城市的发展带有偏见。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此文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