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在我国一些城市医院的医患冲突不断升级。从言语暴力，到肢体冲突，再到恶性伤人，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被殴打致伤的医务人员超过一万人，医闹伤人事件层出不穷，医院已变成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高发区。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生存压力大，俨然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之路上的一个难关。
　　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背后首先是医疗体制问题，但更多的是社会管理问题，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困局并不只是局部现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被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缠绕，道德失范、制度失效、体制不公、急功近利、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渠道不畅等问题普遍存在，从各个方面影响了社会的信任度。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只有59.7分，且呈急剧下滑趋势，社会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信任度的不足，个体变得越来越暴戾，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焦躁，中国式易怒似乎已见怪不怪，争座、驾车、排队、购物、看病、出行……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居然就能成为恶言相向或拳脚相加的导火索。
　　一面是因社会进步而启蒙的民主与自由意识，一面却是因社会转型而混沌的各种社会失序现象。西方哲学家马基雅维利认为，良好的社会管理与国家向善相关，而国家向善又与国家理性和对权力的制约分不开。对权力的制约和管理如果缺乏足够健全的法律法规就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每个人所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给予的东西，与这个体制所能给予的东西发生了巨大错位，这是中国式易怒的根源。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道德只是提倡人们做好事，法律才能抑制人们做坏事。法治是善治的基础，它能推动国家理性和人心向善，也将促进社会成员向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转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法律的庇护下，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利益和机会，让权力与责任挂钩，让机会有制度保障，这样的均等才是真正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切实调和此起彼伏的中国式怒火。
　　“事危则志远，情追则思深”。在推进社会主义公平合理的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参与者和践行者。